感伤的个性及坎坷的人生经历，使郁达夫的创作多诉苦和哀鸣，缺乏呐喊的气度，这也对郁达夫阅读和翻译外国作品产生了影响，“那种具于浪漫气息的，抒情味浓的，弥漫着淡淡的忧郁情调的，艺术性较高的作品”（32），极为郁达夫所推崇，这样的兴趣爱好就成为他译介此类作品的内在要求。
（一）非我所爱的东西不译
郁达夫曾一再表示，想翻译的作品不但要是自己理解的，而且要是自己喜欢的，自己没有感动过的东西是译不好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郁达夫在进行翻译选材时，极为强调“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郁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即侧重选择那些感伤浪漫主义的作品进行译介。
综观郁达夫的翻译文集，他所选择翻译的小说几乎都有着沉郁而幽婉的特色，与其性格中的感伤、灰冷的情绪一脉相承。如德国小说家、诗人施托姆的《马尔戴和她的钟》（细腻、深沉）、日本小说家林房雄的《爱的开脱》（清淡、幽默）、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的《幸福的摆》（幽静、凄惨）、美国女作家味儿根斯的《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细致、典雅）、芬兰作家约翰尼·阿河的《一个残败的废人》（疲倦、颓废）等等。从上述译作不难看出，郁达夫的经历及其性格对他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而使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译介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偏向，就是在这种兴趣、偏向的鼓舞下，郁达夫注重选择那些同自己性格相投、风格相近的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品没有愤怒的呐喊，没有鼓动人心的号召，其中大部分并非出于大作家之手，也不是举世名作，它之所以受到郁达夫的喜爱，是因为作品中所表露的思想情趣曾一度引起过他的共鸣，或者作品的艺术技巧为郁达夫所赞赏。
1928年10月，郁达夫所翻译的德国诗人理查·戴默尔的《我俩的黄昏时候》一诗，就是他“平时爱读的几首小诗”（《〈我俩的黄昏时候〉译后附记》）中的一首。善于描写纽英格兰人的顽固性格的美国女作家味儿根斯，郁达夫对她作品中那“纤纤的格调，楚楚的丰姿”极为称颂，认为这是“一般男作家所追赶不上的”（《〈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译后附记》）。为此，他特意翻译了她的《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这篇小说，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又如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曾在中国、日本担任过外交官），他的小说不仅“幽暗沉静，带一味凄惨的颜色”，而且“又受了东方的影响，佛家的寂灭思想，深入在他的脑里”，郁达夫感到“读起他的小说来，我们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外国的作家”。而林道作品中，对人物性格“淡写轻描而又能深刻表现”（《林道的短篇小说》）和像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那样既自由自在而又不陈腐的结构，以及笔调的沉静、文字的简练，郁达夫十分钦佩和喜爱，因此，他于1928年翻译了林道的小说《幸福的摆》，后来又写了《林道的短篇小说》一文，对这位在本国“还不见得十分为同时代及后世的人所尊重”的德国作家，郁达夫却向中国读者作了热情的介绍和推荐。
郁达夫还意识到作为翻译活动至关重要的就是译者在希望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的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因此，在选材中，郁达夫根据自己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将个人兴趣与社会需求结合到了一起，来确定自己的目标。他接受了社会的要求，自觉地将“文字是人生的表现”纳入翻译选材的过程中，并选择了一些具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作品进行译介，虽然如此，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译者主体对作品选择的主动权。如他所选择翻译的三篇爱尔兰小说，就与他本人的创作风格极其相似。如采用自传体的写作手法；运用清新幽雅、饱含情感的语言，塑造悲观失望、无所适从的“零余者”形象等。而那两位爱尔兰作家与郁达夫本人在个人气质和生平经历上，也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
（二）译文必须像是自己做的一样
译文文字必须“像是自己做的一样”，这是郁达夫翻译的另一突出特色。由于中西语言体系相异，文字不同，民族习惯风俗也有别，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忠实地译出原作的内容、形貌，使译文给人的感受尽可能与原作相等，又要能使读者易懂，感到有读下去的趣味。郁达夫在语言上富有天资，他通晓德、日、英三种外语，对于原作的了解当然可以不必说，而他的译文文字，如同他的创作那样，也具有清新流畅的特色。他说，译文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原文的味儿，是原作者的，但译文的味儿，却须是译者的”（《语及翻译》）。1927年12月，他在《语丝》第3期上发表《哈提翁为什么不写戏剧》的译文时，特地在译后的附言中说明，译文“完全是一种意译，以不失哈提翁的真意为主，文章中形容词之装置，和文句前后的调遣，未必能和原文一句一句的合致”。
由于郁达夫的译作都是他所爱读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与他自己的创作有许多相通之处，而译笔又像是他自己写的作品，因此，当他翻译的鲁道夫·林道的《幸福的摆》这篇小说，在《奔流》上发表后，有人就误以为这是郁达夫自己创作的作品，而他是用了一个外国人的假名来发表的。
郁达夫对自己在翻译材料的选取条件上有着独自的见解，他曾说：“我的译书，大约有三个标准：第一，是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第二，是务取直接译而不取重译……第三，是译文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当使像是我自己写的文章……”（《〈郁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郁氏在选取翻译对象时，有着很强的主观色彩，作品不单是要他本人喜爱，而且要将自己的创作风格融入到译本当中去。郁氏的这三条颇为“严格”的条件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其译作数量不多，但其译作质量的上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那是没有人不称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