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写过《小说论》、《戏剧论》、《诗论》等专著，关于散文，虽然没有用这三论一样的名称、形式出现，但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是一篇可以同这三论等而视之的专题性论文，同时这也“是一篇对于第一个十年散文发展既有历史记叙又有理论分析的重要文献”。至于其他有关散文理论与对散文创作进行评论的文字，如《文学赏鉴上的偏爱价值》、《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表现出他对散文体裁的看法，仍旧是文体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作者或开先河，或配合文坛争论，或评论“五四”文学运动的意义，或从创作出发，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幽默问题、想象的功用、诗的特性，以及关于传记文学、日记文学等当时一般很少有人研究的问题。“这些评论，大都短小精悍，不乏真知灼见。”
郁达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撰写的《导言》，全文共有六节，长约15 000字，其所阐发的内容颇能给人以启发。譬如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散文特点的论述就很精辟。如他在《导言》第一节“散文这一个名字”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为此，他还解释道：“自六朝骈俪有韵之文盛行以后，唐宋以来，各人的文集中，当然会有散体或散文等成语，用以与骈体骈文等对立的；但它的含义，它的轮廓，决没有现在那么的确立，亦决没有现代人对这两字那么的认识得明白而浅显。所以，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对立的，较为简单，较为适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散文如同新小说一样，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接受了外国散文文体而兴起的创作。显然郁达夫是站在现代散文的立场上来看待古代散文概念的，应该承认有它合理的一面——散文发展到现代，已同古代散文有了种种差别，出现新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得指出，不能因古今的差别而割断历史，只认定现阶段的状况，不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
可喜的是，郁达夫又在第二节“散文的外形”中，比较研究了中国散文与西方Prose之间的异同，得出了“五四”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散文，既有Prose的特点，又与更自由意义上的Essays（小品、随感、速写）相关联，“是Prose的译名，和Essays有些相像，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为我们理解现代散文的概念，从横向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五四”运动时期，散文的成就是很高的，不仅出现了一批擅长写散文的作家，而且连当时的学者所写的论文也具有散文的特色。比如当年《新青年》自由议论的栏目《随想录》，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多少作家学者在此留下了激荡人心的Essays啊！那些夹叙夹议的短论小品，有的涉及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但却能深入浅出，使读者爱读，不能不认为是散文的一大胜利。
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郁达夫从自己选定的角度，对现代散文的特征作了有益的探索。从郁达夫研究现代散文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的探索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着眼于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不同；二是正视现代散文与西洋散文的类似之处；三是辨析现代散文与其他现代文学体裁的异同。综观他的论述，现代散文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无韵不骈
众所周知，韵文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着多种文体，而且特征众多，但顾名思义，韵文有韵却是相当突出的。散文与韵文相对，是一种无韵不骈的文字排列——虽然有时也兼而使用一些骈句之类的语言，但它仍以散句为主，总体上仍属于散体文字写成的文章。因此，达夫认为：“在散文里，音韵可以不管，对偶也可以不问，只教词能达意，言之成文就好了，一切字数，骈对，出韵，失粘，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之类的人工限制与规约，是完全没有的。”（《导言·散文的外形》）关于对这些特点的揭示，于当今看来，自然也不是什么新奇之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几十年前的论述并未停留在当今为人共知的论断上，而是从没有人工限制与规约里，冷静而客观地正视了散文中存在着的“自然的韵律”。他明确断言：“新诗里——就是散文里，也有一种自然的韵律，含在那里的”。那么，何谓“自然的韵律？”他说：“王渔洋所说的神韵，若不依音调死律而讲，专指广义的自然的韵律，就是西洋人的Rhythm的回味，却也可以有。”看来“自然的韵律”指的是存在于天地间的那种节奏感，如“四季的来复，阴阳的配合，昼夜的循环，甚至于走路时两脚的一进一出……”散文则“暗暗把这种意味透露于文字之间”，显示出自己的神韵和情调（《谈诗》）。这种情况在抒情和写景的散文中尤为突出。
郁达夫正视散文中的“自然的韵律”，无疑是想揭示散文的自然形态美。从语言韵律上肯定自然形态美的存在，这就肯定了构成散文自然美的一大要素，而这一点又恰恰常被人们所忽视。
二、具有作家的个性
无论哪一种体裁的作品，都将反映出作家的个性特点。“散文”为什么尤其重视作家个性的表现呢？任何体裁特征的形成，并不由某种法规性的东西所决定，而是在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产生与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与继承性。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体裁特征都根源于体裁的创作实践。
郁达夫对散文特征的揭示，同样来源于散文创作的实践。郁达夫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导言·现代的散文》）茅盾曾在《王庐隐论》一文中（见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113页）就庐隐小说及其散文参照研究指出，她的散文“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因为她在散文中“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此说正与郁达夫的说法相印证。
郁达夫认为，现代散文创作之所以出现这么强烈、鲜明的个性特征，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原因。从古代社会来看，郁达夫说，只要是“王纲解纽的时候”，人们的“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古代散文创作，“也只在那些时候才能见到些稍稍富于个性的文字”（《导言·现代的散文》）。现代散文诞生于“五四”时期，它充满个性的表现与“五四”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郁达夫还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这么重大的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反映到文学上来，则是在“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的同时，也像欧美各国19世纪初期出现的情况一样，在文学上产生了“促生的新意义”——“自我发现”（《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现代散文就是在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的时代环境里滋长起来的。因此“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这就是“文学里所最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郁达夫如此大声地张扬现代散文的浓烈个性，实际上是在强调散文的真实性。正如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一文中所说，本着“内心的要求”和“尊重自己”的意念，抒写个性受抑的苦闷或个性与自然融合的喜悦。状物述怀，皆须出诸亲瞻，发自肺腑，见出真知灼见而不避讳自己所感所思，更不仰恃矫情，奄失本色，“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个真字上”。为此，郁达夫甚至不无偏颇地质问，难道因为真实勾勒身边琐事要受人责难，“反而故意去写些完全为我们所不知道不经验过的谎话倒算真实么？”（《导言·现代的散文》）现代散文这种浓烈的真实品格，往往使它成为作者灵魂的一面光洁明镜。
这里需要涉及一下的是，郁达夫关于“自叙传”说法的提出曾引起过一些争议和一些误解。笔者以为，郁达夫的看法是有偏颇之处的。但是，如果从强调作品必须表现作家的个性，表现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独特体验与感受，无疑是可取的。其实，郁达夫在《达夫代表作·自序》里，对他的提法进行修正和说明时，明显地表达了他所强调的意思。他说：“因为在《过去集》序上说及了‘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自叙传’一句话，致惹起了许多误解，想在这里辨一辨正。我在那里所说的意思，是在说作家要重经验。没有经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除非是真有大天才的作家，才能做得成功。像平庸的我辈，想在作品里表现一点力量出来，总要不离开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以。”郁达夫强调作家创作必须重视经验、重视体验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经验、体验并不等同于“个性”，但作品“个性”的表现，则必须根源于作家所特有的经验和体验。郁达夫的论说，是就整个艺术创作而言的。但他又从散文体裁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表现出郁达夫对散文体裁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此外，在《导言》第六节“妄评一二”中，郁达夫根据他所了解的一些作家的个性特点，还对不少现代作家的散文作了颇为精当的评论。他说：
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
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向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丰子恺今年三十九岁，是生长在嘉兴石门湾的人，所以浙西人的细腻深沉的风致，在他的散文里处处可以体会得出……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切中各个作家的散文的特点的。而郁达夫能做到这样，说明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并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总之，《〈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文，对于中国现代散文成就以及诸作家散文的特点的论述，可以说是科学的总结，至今对于人们研究和评价中国现代散文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三、描写范围的扩大
郁达夫认为，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相比，“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这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虽然不就是伟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超越过古代散文的一个长足的进步”（《导言·现代的散文》）。
首先，从散文的总体情况看，“从前的人，是非礼弗听，非礼弗视”的，作文章的时候，自然更加要严守着这些古圣昔贤的明训了。但现在却不同了，现代散文的创作冲破了这些封建硬壳，开拓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那些被前人排斥在散文内容之外的宇宙间的种种生物及事件，都已毫无愧色地登上了散文宝座。他特别肯定了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关于“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说法。当时，林语堂的这一说法提出后，有的人指责在《人间世》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这显然是对林语堂看法的非难。而郁达夫却针锋相对地指出：
当《人间世》发刊的时候，发刊词里曾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可不谈”的一句话，后来许多攻击《人间世》的人，每每引这一句话来挖苦《人间世》编者的林语堂先生，说：“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其实林先生的这一句话，并不曾说错，不过文中若只见苍蝇的时候，那只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与散文的范围之可以扩大到无穷的一点，却是无关无碍的。（《导言·现代的散文》）
这样的看法，很明显是为林语堂辩护的，也是公允的。那时，林语堂正在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指责很多，处境异常艰难，而郁达夫却能仗义执言，维护林语堂的正确见解，实在是表现了他一贯所具有的正义之心。而且郁达夫还很有感慨地说：“苍蝇蚊子，也一样是宇宙间的生物，和绅士学者，又有什么不同，而不可以做散文的对象呢？……若说散文只许板起道学面孔，满口大学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没有感情的人去作的话，那中国的散文，岂不也将和宗教改革以前的圣经一样，变成几个特权阶级的私产了么？”（《导言·现代的散文》）
其次，在对新旧散文进行比较之后，郁达夫又对散文作品的具体篇章进行了探讨，以此说明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与丰富也十分突出。这也正如郁达夫所说的现代散文中“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他说：
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的特征之一。（《导言·现代的散文》）
这段话说明，现代散文内容的扩大与丰富已由总体渗透到局部，又发展到具体的作品篇章，而且这种渗透和发展不只表现在描写对象的丰富上，同时也表现在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怀同众多对象的联系与交融上，因此，散文所表现的内容和所创造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扩大与丰富。这里尤为可贵的是，郁达夫不只看到这种特征的表象，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与揭示了产生这种特征的根源，即他认为“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影响”是重要的客观条件。从主观上看，作家们认识到“个人终不能遗世而独立，不能餐露以养生，人与社会，原有连带的关系，人与人类，也有休戚的因依的”，因此，他们从“新的角度而发现了自然，同时也就发现了个人”、“发现了社会”，并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些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就是这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作家们将社会的责任，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描写与表现的对象有机地交融在作品当中，给广大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郁达夫还十分敏锐地指出：“五卅的惨案，早就在五四时代的艺术品里暗示过了，将来的大难，也不难于今日的作品里去求得线索的。”这里，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散文作品会有这样鲜明的特征？郁达夫这样回答：“散文的作者，却比小说家更普遍更容易来挑起这一肩重担。近年来散文小品的流行，大锣大鼓的小说戏剧的少作，以及散文中间带着社会性的言辞的增加等等，就是这一种倾向的指示。”（《导言·现代的散文》）
研究散文小品的历史状况，目的在于审视现时的创作，推动创作的发展，这在郁达夫心里是非常明确的。他主张扩大小品文的内容，因此他又说，“讨论政治，宣传主义”，小品文也是一种可以运用的工具；本来无论任何体裁的作品，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用人为的千篇一律的绳索进行规范，将束缚该种文体的发展；清淡的小品文，幽默的小品文，虽然是小品文的正宗，但是，“若专作这类的小品文，而不去另外开拓新的途径，怕结果又要变成硬化，机械化”。“清淡，闲适，与幽默，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小品文杂感》）可以看出，郁达夫对于当时散文小品的创作囿于“正宗”、缺乏开拓的现象是很不满意的。文体的变化烙着时代的印记，风格的演进也同样渗透着时代意识，表现出特定的时代色彩。他希望出现变化并能有所创新，即使同是清淡、闲适、幽默，也应随着时代而进步。
面对现实，郁达夫从创作实践中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了艺术的规律性，这真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研究。
四、偏重于“智”的价值
散文偏重于“智”的价值，是散文区别于小说、诗歌、戏剧的一个特征。而散文之所以具有这个特征，主要原因在于散文是杂文学。如郁达夫在《文学概说》里说：
文学上的体裁，以诗的形式为最纯粹。大约人类生活还没有变成现在那么复杂之先，文学上的具体表现，用的多是诗歌的形式，无论哪一国，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原始，都起自诗歌……但是生活的复杂化，影响到了文学，觉得光是诗歌的形式，有点不足，于是小说、戏剧、及其他的杂文学就发生了。
这里谈的是文学体裁的发生与发展，其中却十分明显地把散文排斥在纯文学的诗歌、小说、戏剧之外而包括在杂文学当中。那么，何为纯文学、何为杂文学呢？郁达夫在《文学概说》一文中又说：“纯文学是创造的文学，系创造从来所没有的东西的”；杂文学“系就从来所有的东西记述评论，而使我们能得到精确的知识的”。散文，就是以记述评论从来就有的东西为使命，目的在于给读者精确的知识。
文学的效用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郁达夫认为文学的价值有三种：情感的价值、道德的价值、智的价值，“文学”就是这三种价值复合浑成的东西。我们研究“文学”，“不能执一端而弃其他”。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而忽视不同体裁作品有不同的偏重。郁达夫在《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一文中指出：
散文、史传、论文之类，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但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能于智的价值之外，更加有丰富的情的价值，则该作品的成功与评价，一定也愈来得高。在所谓创造的文学里——如诗、小说、戏剧等——原是以情感的价值为中心的……在创造文学里头，智的成分过重，也并不一定是好文学……
郁达夫十分明显地揭示了散文偏重于智的价值，并指出了几种价值在不同体裁中的正确关系，这些方面我们无需再赘言。
五、要有幽默感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一文中最后说道：“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在论述中，郁达夫充分肯定了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功绩。他认为：“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这里还应该注意到郁达夫对“幽默”色彩在现代散文中的美学功用的看法，达夫曾几次著文探究，以为现代散文幽默味趋于浓厚，一是受到英国Essay的影响，一是时势严酷使作者不得不“泄下气以舒肠，作长歌而当哭”。而幽默作为从微笑中针砭现实里乖情悖理事物的艺术手法，意味着情与智的高度协调，且可踵事增华，使散文流转自如，不致滞板，“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问题是需对其时大走鸿运以致淄渑并泛、朱紫相夺的各种幽默倾向作审慎甄别、严格取舍。为此达夫认为：“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样，既肯定了幽默的特殊功能，又指出应该注意的方面，显然是正确的。这比简单地否定幽默或把幽默引向邪路的做法，显得更为严肃而有见地。
这些卓越的见识，无疑是郁达夫的逼视现实的散文立意原则的一种具体表现，并且与鲁迅默然契合。鲁迅坚执散文作意首先是铸成它“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风骨，但又对将“一切罪恶，全归幽默”（463）的做法深不以为然，而似是而非的反语、似非实是的逆论、机智的冷嘲、警策的热讽，更是通体融贯鲁迅散文的美学风格。这与林语堂等人津津玩味的那种“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使“读者得淡然之味”的幽默观（林语堂：《论幽默》），不啻霄壤之别。郁达夫将后者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颇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