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仅几个月内，致使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敌手。但是，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并没有能够满足侵略者的野心，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二八”战争，1933年又侵占了热河，1935年发动了“华北事变”，到1937年7月7日，又爆发了“芦沟桥事变”。从此，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揭开了序幕。眼看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政府卖国投降的反动态度，郁达夫心里充满着爱国的义愤，从此，他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像在杭州生活期间那样逃避现实，也不再继续像到福州初期那样，整日忙于社交应酬的生活方式，终于能够面对现实。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活动之中，“积极主张抗战，努力提倡民族气节”（231），并义不容辞地担任起政论家的职责。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早在30年代初，郁达夫就有针对性地发表过一些文章：如在《沪战中的生活》中，他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在《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中，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在《山海关》中，他谴责国民党步步退让，出卖祖国的大好河山……还如在《战争与和平》一文中，郁达夫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自民国建立以来这20年中侵略中国的大量事实。他说：“日本自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提出了二十一条……”其后便又发生了“五卅”惨案、济南惨案及“九一八”、“一二八”等，“简单一算，除清朝割去的台湾、高丽、琉球、旅顺口等不计外，民国以后的二十年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总没有一年不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还能够浑浑然讲亲善说和平不能？”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郁达夫具有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可以说，他是最早从事于抗日救国活动的作家之一。
“芦沟桥事变”后，郁达夫的抗战热情更为高涨了。1937年9月，郁达夫发表了《全国抗战的线后》一文，他说：“数十年来之宿怨，四万万人之激愤，一旦爆发，立刻演成了我中华全民族全面抗战之悲壮剧。我们虽然是弱国，但我们决不能是甘为奴隶的劣等民族。‘九一八’以来不抵抗之耻，经此一战而雪尽……”作者用充满爱国激情的语言，召唤中国人民要坚韧地进行抗战，不能任侵略者随意宰割。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其在中国所犯下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的灭绝人性的罪行，郁达夫一次又一次地撰文加以揭露和抨击。在文中他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它既有用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又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而其中的文化进攻则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毒辣手段。如他在《敌人的文化侵略》一文中说：
他们先要使我们忘记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课书；再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
这些话语说明，郁达夫不但看到日寇杀人放火的法西斯暴行，而且还看到他们妄图征服中国民心的卑鄙阴谋，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比较敏锐，非常深刻的。
粗略统计一下，仅在1937年～1938年之间，郁达夫就发表了数十篇在当时来说都属影响较大的文章，如：《预言与历史》、《救亡是义务》、《这假冒还胜似那假冒》、《不厌重复的一件事》、《自大狂与幼稚病》、《我们在后方》、《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抗战自入第二期》、《战时的文艺作家》、《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黄河南岸》、《战时的小说》、《抗战周年》、《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政治与军事》、《苏日间的爆竹》、《西方的猴子》、《国与家》等等，从这些匕首式的充满着战斗性的杂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时时刻刻地在关心着国内外的时局，他将对日寇的仇恨和对国家民族遭难的同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揭露和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看到了他对日本军阀的满腔仇恨、对神圣的抗日战争的衷心拥护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
另一方面，郁达夫又对国民政府中的腐败现实深恶痛绝。为此，在《政治与军事》一文中，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
中国政治的不良，虽则积弊很深，但是贪污、不公、虚浮、腐败到绝顶的一段，当从国民党分共以后算起，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时期。
从前的贪污官吏，私财积至百万，已经是为众所共弃，青史上最坏的人了，但是现在呢，且数一数中央的大吏，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在外国市场的投资，在外国通都大邑的产业，个个都是在几万万以上。
对国内“无吏不污，无官不贪”的社会现实，郁达夫一方面怒其不争，另一方面又抱着善良的愿望，寄希望于政府励精图治，扫除积弊，实现抗战建国的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