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的蓬勃发展是20世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事件，它对有史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抗争和拆解，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它尖锐的声音响彻我们的耳畔，令任何批评家哪怕是有性别歧视的批评家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叹为观止。总体来看，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完善方向发展，但某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却显示出过度的偏激。女性主义的某些理论和文学作品希望通过对女性的性心理、性体验的言说和对传统的性观念的反叛来提高女性的自我觉悟，解放女性自身的身体，反对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而为妇女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思想自由。我们对这种“妇女解放”的思路和方法心存疑问，着重从目标实现和意义显现两个层面进行了反思。
一、女性解放及其目标窘困
艾晓明发表在《作家》杂志2000年第10期上的《V日风潮》评述了当代美国的校园性别文化。论文开篇由一出戏剧及其引起的文化风潮切入。今年在美国的150多所校园里，因为一出戏剧的上演，情人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发起活动的女性主义团体以它作为“妇女战胜暴力纪念日”（Victory over Violence），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这个活动的灵感来自一出戏剧《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至此，“女性主义者把‘情人节’（Valentine‘s Day）变成了’阴道节（Vagina-day）”。该文介绍了《阴道独白》的主要内容和演出盛况，并着力剖析了校园及其他场合的性暴力现象，最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也作了探讨和推介。
《阴道独白》是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勒自编自演的单人剧，该剧1997年获奥比奖，1998年成书出版。该剧通过对阴道的大胆言说，把过去人们不敢公开谈论的女性隐秘的性心理，用戏剧表演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人们过去一直认为，阴道是一个脏词，淫秽的词，是我们不能随意说出口的词，以及我们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说出的词。恩斯勒认为，这个词曾经使绝大多数女孩或女人感到尴尬和痛苦，这是过去文化教育的结果，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恩斯勒在演出该剧时，把“阴道”这个词连续不断地说出来，全剧有一百多遍。应该说在特定的场合谈论阴道以及其他称谓性器官的词，无可厚非。而且有关性器官的词不是一个“恶”词，至少是一个中性词，它还是与我们认为“美”的性爱联系在一起的。毕竟现在人们对“性”这个东西给予了适当的地位，在有些场合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性”了。
问题出在另一种意义层面上，当我们为阴道和其他性器官“正名”，对性器官不分场合、不分时间毫无顾忌地谈论的时候，我们是在敞亮“性”的感官及其意义，是在消解人们对“性”的朦胧诗意的想象，实际上也是在消解文明的一些基本规范和根本精神。同时是在把我们过去认为是隐私的东西暴露出来，把它放在光亮下，放在我们目光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而我们的目光可以亲近它，也可以虐待它、嘲弄它。说到阴茎，其实它和阴道等性器官一样，主要是“隐词”，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允许的可以在任何场合下随意说出的词。女性主义者把说出阴道作为思想解放的一种途径，或者把它作为对男权的颠覆和反抗，其实并不可能达到目标，妇女的解放根本上是经济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解放。至于有些“压迫”则是男性和女性所共同承受的，这是人类的宿命，是我们永远的痛苦和无奈。所以说，如果只是或主要是从谈论性开始反抗男权或走向解放之路，其实是实现不了女性主义目标的，它只能导致女性主义及其文学在意义上的迷失。
女性主义者认为，针对性暴力，要把“讲出来”作为身心解放之路，作为反抗性政治的策略。妇女的心智健康会因为这种努力得到拯救，通过公开这些隐藏的经验，给它们命名，就把女性的愤怒转化为了积极的行动。而且“讲真实，这是自我认识之路，也是解放的道路。女性主义运动在这条路上，为今天的大学女生争取到更多的思想自由，也为妇女开辟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里把“讲出来”作为实现“反抗性暴力，争取妇女解放”这一女性主义目标的策略和手段，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但对“讲什么”，我却心存疑问。冲破思想顾虑和风俗压力，讲出自己遭受性虐待、性侵犯、性骚扰的经历，从而争取正义和公道，无疑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性暴力是我们共同所不齿的。
但在另一些场合下，肆无忌惮地言说性器官和性经历，我想问：这种“讲什么”是不是有必要呢？在这些言说中，过分地强调两性之间的对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男女两性之间毕竟有依赖与和谐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从言说性出发来解决妇女解放问题以至人的解放问题，其实并不能最后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再从性文化传播角度看，我们大人的言说是否还应该恪守一个与“少年儿童不宜”相类似的原则？应该说是应该的。大人和少年儿童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环境里，但生活所要求的内容却是不同的，在不同年龄段，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和追求不断在变化，所以大人和少年儿童要有不同的生存语境，大人对性的大胆言说不能扰乱少年儿童对世界纯真的感觉和想象，这是男人和女人在世间共同的义务和责任。现在，不少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影视剧和戏剧表演过分专注地言说“性”，并以此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其实是走入了女性主义目标的反面。
如果按照这种女性主义的文化观去发展今天乃至未来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面貌将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还很难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因为各种判断总要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只有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所以我只能说，至少从现在的迹象看，这种思考路向和行为方式只是市场经济社会里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做法；在消解或者颠覆之后，我们生存的意义大概就只剩下“欲望的狂欢”了，而且它和金钱一样，是赤裸裸的。
再看另一段文字。美国学者玛瑞兰·雅茏在《乳房史》中回顾了文化对乳房塑造的历史。针对80年代以来女权日益受到反挫，逐渐耸起的胸脯又开始释放出颇有感召力的魅力，并鉴于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男女全都裸露上身的部落根本就不存在文明社会里有关乳房的顽固观念，她提出了“自由乳房”的设想，她建议女人好好想想，到底是舒服重要还是美观重要？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提出了烧掉乳罩、裸露上身的倡议。雅茏还针对美国法律不准妇女公开把乳房暴露到乳晕部位的规定，反诘说：“我们该不该把它视为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呢？男人都有赤膊的自由，妇女就该在公园和运动场上头顶烈日捂一身汗吗？难道这一规定只是为了加强女人的乳房天生就诱人而男人一见女人的裸胸就不能自持的成见吗？制定这样的法律是不是旨在为色情图像和影视广告保存赤裸的乳房，好让它们由于在私人身上的隐藏而在公开场合显得更加珍贵？”女性主义者认为以往的乳房观念都是男性从外部对女人的乳房作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如今女人要解脱这些束缚，从个人内心的感受出发，要利用各种媒体重构妇女的身体，或消解传统的理想美。被再现的乳房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而是妇女开始辨认自身，展示女性中心的性逗趣。女性主义者专注于自身身体的解放，要表现乳房的各种形态。
“自由乳房”的目标正如有人所展望的：“大概只有到了有一天，当大多数女人把身体的舒适看得比美观重要，当乳罩已毫无用处，当乳房已同脖子或脚一样失去性感，被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看待，女人才有可能挺起自由的乳房走向人群。”其实，女性主义有关乳房的这些观念，实质上是否定了两性生活的特点，有意否定了文明的进步意义，所以这种反叛在实践上终究走不出文化的制约。女性主义者同时忽略了现存的文化对男性的规定和对女性的规定是一样多的，男性在性观念等方面和女性一样受到文明的制约。可以说，女性主义者有关乳房的这些观念实际上是反文明的，而对文明的一些根本精神的颠覆，无论是男性所为还是女性所为，注定都会得到纠正。
二、意义迷失及其救赎可能
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我们还只能说中国文学中有女性文学，而且这种女性文学还处于羞羞答答的位置，但到了90年代，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就很昌盛了，女作家创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男作家。如果只是从影响的程度来衡定女作家、男作家的创作水平的高低，那就走入了判断的误区。为什么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迅速流行，并占据了大众阅读的主要方面？连一些评论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把它作为研究的主要甚至是首选兴趣？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之所以兴盛，个中秘密不难看出，尽管一些持女性主义立场和观点的人不愿赞同。大致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些文化倡导正好与市场经济的消费特征达到了契合，它本身就为消费社会提供了一种文化消费需求，为“欲望的狂欢”提供了消费品。
女性主义的目标或者理想“表白”不能说是这样的，但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的某些实践结果却落到如此地步。女性主义用来批评现存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性政治。女性主义者高举“政治标准第一”的旗帜，认为性别关系不仅是一种自然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关系。凯特·米利特指出：“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而且它往往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女性主义者在两性关系之中发现了政治关系，并且把对这种关系的分析扩充到现存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夸大了这种关系在现存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力求建造女性写作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力求根治女性失语症。她们既要颠覆男性写作方式，又要创造自己的文本系统。“女性文学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主题上，都追求理想，追求与男性政治上平等和属于女性自身意识的理想，向往自由，憧憬未来。”
女性主义的这种目标和理想在消费主义社会里能不能实现？对这一问题目前还很难作出回答。在90年代，林白、陈染、虹影、海男、徐坤等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带有较为鲜明的女权主义色彩，力图颠覆男性话语权力，争夺应该属于女性的一切权力，如爱与被爱的权力、性的权力、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自我发展的权力等。对于这些目标，女性作家企图通过对女性意识、欲望、生命的体验，通过对女性的性心理、性体验的极端化表现来实现。有些目标可以说是实现了，有些则不能说是实现了。在林白、陈染的一些作品里，她们写了女性对爱欲的渴望、恐惧、追求以及爱欲受阻后的孤独、苦闷、烦忧，写了女性的同性恋、自恋，写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欣赏、探索、抚摸等。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女性文学在这种另眼相待的定势里，一味强化男女之别的底线，反抗也就成了迎取，颠覆反而演变为展示，如此这般的女性文学就会落入圈套，在笼中作‘解放秀’”。女性写作，特别是那些暴露隐私的典型叙事，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女性主义立场的反面。“不仅未能抵达反抗男权文化的创作初衷，反而不自觉地让身体化、私语化的叙事成为男性实现窥视欲望的空间，还有那袒露出来却被消费了的女性潜意识，那被作为商家卖点的掀起了盖头的女性隐私，这一切都或隐或显地显现了当下女性写作的危机。”而那些更年轻一些女性主义的写作，如70年代出生的一些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一些作品，更倾向于把商业炒作的时尚与女性的欲望相接合，制造了为这个时代普遍关注的意淫景观。
女性主义文学拒绝宏大叙事，提倡个人化叙事。有人认为，它“把个人化的叙事文学从内容和形式都推向极致，使个人化的文学创作由个体的自出机杼而达到整体的花样翻新，而这恰巧适应了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读者渴望心灵慰藉的审美需要”。实际上，女性主义作家把“个人化”叙事更推向了“私人化”的地步，它的功绩与缺陷并存。它的通病是以一种偏执代替了另一种偏执，尽管这种偏执的表达之中也流露出诗性，但偏执毕竟是偏执，当它超越了性别话语，或者在性别上不存在歧视时，偏执才会少一些。而一些女性主义作品在张扬女性意识时，也遗憾地落入歧视另一性别的陷阱中，对男性的全面敌意是她们反抗的策略，也是注定荒谬的宿命，就像一些男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对女性的歧视一样，注定了在这个时代的落伍。两性的和谐、依赖和共存才是符合人性和道德的理想状态。
在一些女性主义的作品里，把肉体当作我们的家园，肉体靠在了一起就回到了家，把肉体和性的欢娱当作女性寻找的心灵栖息地。这种以肉体为精神栖息地的选择，恰恰抽空了文学独特的对灵魂的关注和拷问。私人化的叙事建立在“自己的房间”里，这种“自己的房间”隔开了时代的生存问题，当女性写作沉浸在梦幻的诗意的私语中，咀嚼着性别的悲欢时，实际上就远离了对当下生存困境的关怀和同情。而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化、私人化的隐私书写实际上成为反女性主义本身的一种力量。
令人欣慰的是另一些女性主义作品的成功，如陈染新近发表的《声声断断》，它对事物的穿透力，对生活灵敏的触感，对平凡生活的诗意发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深深感动。也许可以这样说，当女作家选择对生活怎样书写的同时，生活、时代本身也在规范作家写作的可行性，并校正女性主义文学的方向，而女性主义及其文学在目标上的窘困和意义上的迷失，或许并不会使我们永远悲观，因为它还有着被救赎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