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复兴建筑
瑞士著名的艺术学家H。沃尔夫林指出，假如那时——大约在1800年左右——新古典主义时代，艺术再度成为单纯的，混乱让位于秩序，而且直线和直角再度被恢复了名誉，这显然和人们重新尊敬单纯有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基础被改变了……建筑再一次从纯粹的立方体中，从明确的可触知的比例中，从在塑形上清晰的形状中，获得了它的效果，而整个绘图的艺术被蔑视为伪艺术。在欧洲历史上，古典复兴经历了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是第一次向古典艺术学习的高潮。17世纪法国，第二次把古典主义奉为典范。但发展到“罗可可”艺术，古典精神已完全改变。可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第三次学习古典艺术的运动，在美术史上人们称这个时期倾向这一潮流的作品为“新古典主义”，而在建筑上则成为古典复兴，它最初表现为古希腊建筑的复兴。
希腊复兴的原因首先是对于希腊的研究。1650年，罗兰·弗雷亚尔·德·尚布雷（Roland Freartde Chambray）把希腊称为“神圣的国度”。1752年，理查德·多尔顿（Richard Dalton）对古希腊神庙的起源重新进行研究，写成了《希腊和埃及古迹》。1758年，朱丽安-达维德·勒鲁瓦（Julien-David Le Ray）在考察了希腊之后，完成了他的《希腊雄伟壮观的纪念性遗址》。1762年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和尼古拉斯·列维特（Nicholas Revett）在18世纪50年代访问了雅典后，出版了《雅典文物》的第一卷。1764年，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helmenn）在德国完成了他的《论古代艺术》。温克尔曼虽然从来没有去过希腊，却开宗明义地宣布：“世界上越来越广泛地流行的高雅趣味，最初是在希腊的天空中形成的。”他感觉到建筑师们应当努力达到希腊人所表现出的高格调——高雅的朴素，沉静的华丽，精确的轮廓。当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的统治日益腐朽的时候，文化界对于古典艺术的向往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民主意识。温克尔曼说道：古希腊艺术的卓越成就，最主要原因在于自由，“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全民族的思维方式，犹如健壮的树干上的优良的枝叶一样。”德国诗人歌德、席勒、莱辛都先后论述过古希腊艺术。后来爱尔勋爵热衷于把帕提农神庙中大理石雕像运往伦敦。
其次是因为考古。对希腊遗址的发掘，以英国人在希腊的考古工作成绩最为卓著，第一次将希腊遗址展现在欧洲人面前，或者说在全世界眼前展现了古希腊惊人的美。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对于古希腊遗址的发掘。因此，希腊复兴在英国成了相当有力的潮流。它的主要特点是使用希腊式的多立克和爰奥尼柱式，并且追求形体的单纯。
再次是因为当时英国正对拿破仑进行着一场战争，为了同拿破仑提倡的古罗马帝国建筑风格相对抗，有意推崇古希腊建筑风格。希腊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引起了欧洲资产阶级和一些文学艺术家的同情。英国杰出的诗人拜伦参加了希腊独立战争，并且献出了生命。他在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第二章中，写道美丽的希腊，一度灿烂之凄凉的遗迹！你消失了，然而不朽；倾圮了，然而伟大！
希腊独立战争更促进了对于古希腊文化的狂热崇拜。随着欧洲人对古希腊建筑的知识逐渐丰富，认识逐渐加深，到19世纪初，在英国兴起了希腊复兴建筑。
希腊复兴建筑在英国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一个例子是一座希腊多立克式的神庙（1758年），坐落在伯明翰附近的哈格利大厦园内，由詹姆斯·斯图尔特设计。1816年他展出了从希腊雅典收集的大批遗物，于是，在英国形成了希腊复兴的高潮。最典型例子是由罗伯特·斯梅克（Sir Robert Smirke）设计的大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823～1847），它的南立面布满柱廊，两翼有伸出的双翼，在中部柱廊的前面设计了爱奥尼柱式，构筑了有人物故事的山花。希腊复兴最重要的基地是苏格兰的爱丁堡。爱丁堡被称为新的雅典，它的卡尔顿山可以和雅典的卫城相媲美。卡尔顿山曾经建造过模仿帕提农的国家纪念堂。山的南坡是爱丁堡学校的校舍（1825年），是由托马斯·汉密尔顿（Thomas Hamilton，1784～1858）设计的。建筑物的正面展开很宽，正中一幢围廊式建筑高踞在台阶上，有点像雅典卫城的山门。另外还有约翰·索恩（John Soanel，1753～1837）设计的英国切尔斯医院（1809～1817），南伦敦的度维奇画廊（1811～1814）、圣约翰教堂（1825～1828）都是这种新风格的作品。
希腊多立克风格中最优秀的古典建筑物在德国，那里善于运用柱廊和旧柱式。建筑师吉利曾为腓特烈大帝设计了纪念堂，并设计了柏林国家剧院，形式都较为新颖，传统的古典式韵味较少，表现出高尚的品质。
德国的古典复兴也以希腊复兴为主，如著名的建筑师辛克尔（K。F。Schinkel）设计的柏林歌剧院（1818～1821）也是希腊复兴建筑的代表作。他竭力主张按照占希腊露天的半圆剧场的型制来建造这个剧场。观众席是五层包厢式的，一共有1821座，舞台也是厢型。中央的观众厅和它的前厅，立面上有山花，造成轮廓的变化。前面六根柱子是爱奥尼式的柱廊，具有公共演出建筑的特性，没有显得像神庙般的庄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das Brandenburger，1789～1791），由C。G。朗汉斯（Carl Gothard Langhans，1732～1808）按照雅典卫城的山门进行设计。就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毫无争议，勃兰登堡大门的位置乃是全世界最美的，为了取得更多的便利和在门上尽可能多开门洞，我在建新城门时选择了雅典的城门作为榜样……”。这个建筑“不仅是通向柏林的门户，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通向德国新古典主义的道路。”而现在它已经成了柏林的象征。在德国希腊复兴式建筑还有阿尔塔斯博物馆（1824～1828）。
美国也有希腊复兴的建筑，伊迪斯·汉密尔顿在评论美国的希腊建筑时说道：“希腊式的建筑是我们熟悉的建筑风格。尖尖的三角形的房顶架设在粗壮结实的像长笛似的大圆柱上——这就使我们感到满足了。我国所有的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物都是这一种风格。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这样的建筑，便可以肯定它是某一官方机构办公的地方。”英国建筑家拉托伯（B。Latrobel，1764～1860）在美国费城、华盛顿设计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新希腊风格的联邦政府建筑，但是最著名还是巴尔的摩大教堂。
罗马复兴建筑
像希腊复兴一样，罗马复兴也是得益于对于古罗马的研究。科尔贝派安托尼·德戈德（Antoine Desgoderts）去罗马考察，1682年出版了《古罗马宏伟建筑》。詹巴斯蒂塔·皮拉内西（Giam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在罗马见到遗址，先是被震惊，随后又被深深打动。1748年，他发表了《共和时代和帝国初期的罗马》。1756年，又发表了“他那最伟大的、最令人震惊”的《罗马古迹》。1761年，还发表了《雄伟壮丽的古罗马古迹》。1765年，发表了和别人论战的文章，如《对建筑风格的看法》等。
罗马复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庞贝古城的发掘。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熔岩埋葬的古罗马庞贝城，经过了近1700年的岁月于18世纪中期（开始于1784年）被发掘出来。欧洲的学者又一次被古代艺术的纯朴刚劲而震惊，连当时提倡“罗可可”风格的“艺术保护人”蓬巴杜夫人也派了一个小组去庞贝“考察学习”。意大利成了年轻诗人经常驻足的地方，他们参观罗马椭圆形竞技场或万神庙，冥思苦想，对转瞬即逝的荣耀和名望感慨万千。歌德就是这样一位游客，他的意大利之行（1786～1788）使他成为世界著名诗人。他的古代大地之行对于他的《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部分章节提供了直接的灵感。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古典复兴建筑，与古典的建筑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古典建筑是以神庙和宫殿建筑作为代表，而古典复兴建筑以银行代替了神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将对神的信仰转换成了“金钱拜物教”。
在英国，罗马复兴建筑最典型代表是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机构，而且是一个新阶级的权力象征，英格兰银行是权力从旧式贵族阶级转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手中的象征和标志”。这个建筑的设计人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约翰·索恩。它的外面和内面都是罗马复兴式的，但已经有了希腊复兴的因素，旧利息大厅的天窗下，16个少女雕像，完全是伊瑞克提乌姆的廊柱的仿制品。这所银行建筑物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用了铸铁和大量玻璃，利用它们创造了多种天窗和采光亭的新式样。
法国巴黎的万神庙是属于将“希腊风”渗透到罗马式建筑中去的典范。法国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据点，也是古典复兴运动的中心。法国大革命前后已经出现了像巴黎万神庙（Pantheon，1775～1792）这样的古典建筑，它是由苏夫洛（J。G。Soufflot）设计的。万神庙是祭祀巴黎守护者圣什内维埃芙的教堂，1791年成为国家重要人物的公墓，改名为万神庙。它是法国18世纪最大的建筑物。启蒙主义的建筑典范。它位于圣什内维埃芙山上，平面是希腊十字式的，宽84米。西面廊柱有六根科林斯式柱子，高19米，顶上为三角形山花。中央大穹顶下面由细柱支承。穹顶是三层的，内层直径20米，中央有圆洞，可以见到第二层上面的粉彩画。外层穹顶也用石砌，下缘厚70厘米，上面只有40厘米，穹顶尖端的采光亭最高点高83米。穹顶是模仿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但是它没有圣保罗大教堂的神秘的宗教气氛，而具有世俗的，富丽堂皇的风格。
法国的罗马复兴式建筑，最主要的是为了炫耀拿破仑的政府功绩，这部分建筑基本上完全是依照古罗马的形制，是典型的古典复古主义作品，被称之为“帝国风格”（Lestyle Empire）。“这些建筑的政治象征性远远大于实际功能性。”（王受之语）。其主要代表作有维格诺（P。Vignon）设计的玛德林教堂、维尼翁（Barthelemy Vignon，1762～1829）设计的军功庙等。
军功庙是1799年根据巴黎的旅大拉教堂（L’eglise Ste-Marieh-Madeleine）的基址改建的，用作陈列战利品。拿破仑指定它“应该是庙（Temple）而不应该是教堂”。在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又改称旧名抹大拉教堂。它星典型的罗马围廊式庙宇。军功庙的柱式是罗马科林斯式，正面8根柱子，侧面18根。如果从柱础外侧度量，庙宇宽44.9米，长101.5米。柱子高19米，基座高7米。柱间距完全相等，柱廊后面是大片粗墙石，线条都是死板僵直的。军功庙的大厅由三个扁平的穹顶覆盖，而穹顶是由铸铁做骨架的。
凯旋门是最具罗马风格的。在这个时期有帕格林（Palgrin）设计的艾托尔凯旋门（1806～1836）、拿破仑的“演兵场凯旋门”，都是罗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而雄师凯旋门则是其中最著名的凯旋门。
雄狮凯旋门（Arcde Triomphe）位于香榭丽舍大街西端的戴高乐广场（原称明星广场），又称明星广场凯旋门。1806年，为纪念法国军队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打败俄奥联军，拿破仑一世决定建造此凯旋门，并于1836年落成。设计人是J。F。查尔格林（Jean-francois Chalgrin，1739-1811）和布洛埃。1854年由阿尔潘德设计建造了环形道，有12条林阴道在此交汇。凯旋门是香榭丽舍大街的门户。它高48.8米，宽44.5米，厚22.2米，正面券门高36.6米，宽14.6米。这样高大的建筑采用最简单方形构图，由檐部、墙身和基座构成。外墙的正面和北面两侧上的“马赛曲”组雕，是由法国雕刻家F。吕德（F。Rude，1784～1855）所作，尺度非常大，一个人像就有5～6米高。凯旋门的内壁上刻有拿破仑的96个胜利战役的浮雕。这使得凯旋门成为格外庄严、格外雄伟的纪念碑式的建筑。
在这之后，罗马复兴的建筑思潮便在法国盛极一时。其中非常重要的建筑就是波尔多剧院。波尔多剧院（Le Grand Théatre，Bordeaux，造于1775～1780），宽46.5米，长85米，有12根科林斯式的大柱子。它和意大利米兰城的拉斯卡拉剧院（La Sca La，1776）一样，标志着马蹄形多层包厢式观众厅的成熟。
美国独立以前，建筑造型都是采用欧洲式样，所以古典复兴建筑在美国曾盛极一时，尤其是以罗马复兴为主。1793年始建的美国国会大厦（Housesof Parliament），最初的设计人是威廉·桑顿（W。Thornton，1759～1828），由斯蒂芬·哈利特主持，后由詹姆斯·霍本（James Hoban，1762～1831）代替。这个建筑是罗马复兴的范例，它仿照了巴黎万神庙的造型，极力表现雄伟的纪念性。1828年建成，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到1851～1867年重建和扩建，由沃尔特（Thomas U。Walter，1804～1887）负责，增加了两翼和中央大厅的穹顶，是个铸铁壳体，用以表达国会参、众两院权力机构的庄严寓意。这个政府建筑充分显示了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尺度巨大的完整建筑群。
哥特复兴建筑
浪漫主义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欧洲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另一种主要思潮，它在建筑上也得到了反映。
浪漫主义一方面倡导“回到中世纪”，在建筑领域与哥特式建筑相联系，因此，浪漫主义思潮又称之为哥特复兴思潮。哥特复兴大致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建筑学家L。本奈沃格说，自从18世纪中叶以来，建筑思想中出现了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可能性，而不是古典形式，其现象出现在整个新古典主义圈子的边缘部分，时隐时现，含蓄地确定了选择新古典主义所惯用的特征。在18世纪，哥特式形式的运用似乎是追求异国情调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学意味。1742年，兰利（Langley）发表了一篇题为《哥特式建筑的复兴和改进》的探索性论文，文章试图从中世纪的形式中推出一套新的法式，但他的尝试没有产生影响。德布雷（Debret）在1842年的《现代百科全书》中赞美了哥特风格。不过他把它视作一种“强烈的而疯狂的想象，这种想象似乎已经把梦想变成了现实。”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对哥特式建筑非常爱好。维克多·雨果在1831年写的小说《巴黎圣母院》，第二年再版时又增加了三章。这本书被认为是“天主教式的民族信条和修复（如果不是复兴的话）哥特式建筑的宣言”。他要激起的是对民族建筑的感情。
哥特式建筑是与古典建筑相对立的，我们在萨默生的《古典的建筑语言》中就非常清楚地了解了这一点。然而在帕瑞克·纽金斯看来，对于追赶潮流的建筑师来说，中心问题和常有情况，是要找到一种反映时代变更的风格。他们从100年前古典主义的理解和经验上继承了其形式语言的明确性，尤其是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建筑艺术对权威的表现。它们各自都需要权威，哥特式成了古典体系的对手。经过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人们终于发现，哥特式风格那种高耸入云的尖塔形式才是唤起想像力与神秘感的适当背景。当时，有许多其他风格，如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中国风格和撒克逊风格，而且每年都有新风格出现，但是古典主义风格与哥特式风格在这场风格战争中是主要敌手。特别是再次流行的哥特式按常规成长并且成熟了——由表面的猎奇到深入的理解，进而到得心应手的自由表达。确实，哥特式建筑能够“唤起想像力与神秘感”。同时对于它的再次流行，并不是表明人们的消极或者说反动，而是一种循环和回潮。
哥特复兴建筑在英国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奥古斯都·普金（Augustus Welby Pugin，1812～1852）和乔治·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1811～1878）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奥古斯都·普金特别推崇哥特式风格，他在1841年写作的《尖拱门的，或者基督教建筑的真实原则》一文中提到：真实的建筑应该起码有两个基本原则：（1）功能好的；（2）装饰应该与功能相吻合。对于他来说，之所以采用哥特风格，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形式特别，而是因为哥特风格符合功能需要。符合他提出的真实设计的要求。他认为哥特风格对于严肃的和一般的建筑来说，都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1753年，H。沃尔波在特威克纳姆的草莓山上建造了一座像是以哥特风格改建的住宅。1796年，J。怀亚特为作家W。贝克福德建造了芳特希尔教堂，作家要建“一座普通的建筑物，但里面要有几间不受严寒气候影响的房间”。1807年，夏多波里昂用哥特式装修把他在卢普斯峪的住宅装饰一新，装饰性的花园建筑、室内设计呈哥特风格。
哥特复兴建筑最著名的作品是英国国会大厦（Housesof Parliament，1836～1868）。这个建筑由查尔斯·巴利（Sie Charles Barry）设计，并由奥古斯都·普金完成。它采用的是亨利第五时期的哥特垂直式，原因是亨利第五（1387～1422）曾-度征服法国，采用这种风格便象征着民族的自豪感。也有人说建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国会大厦，如果从功能内容出发，完全没有必要在建筑的外形上突出很多尖塔和塔楼，女王为对抗勃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而采用了哥特复兴的手法，形式上给人一种突出社会权力稳定向上的印象。
哥特复兴向往“东方情调”。18世纪下半叶，英国资产阶级到东方进行贸易和殖民，增加了对东方的认识。遥远的异国。传说中的奇境，正适于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寄托幽情。于是，中国的、印度的、土耳其的和阿拉伯的建筑被介绍到英国。纳许设计的王室大厅就是模仿印度莫卧尔王朝的清真寺。
浪漫主义另一方面是倾向于田园、废墟和园林，这种倾向表现了人们的信仰。因为在浪漫主义看来，一座建筑物除了它的功能上的和观赏上的作用之外，还蕴涵着它的历史变迁，即变为废墟古迹。美国学者罗德。W。霍尔顿、文森特·霍普尔指出，公元1778年，卢梭去世，政治团体把他当做保护神，休谟、康德、赫尔德尔、托马斯·潘恩等哲学家将他当做导师……另一个极端轻浮的人捡起他“回归自然”的呼唤，假装羡慕简单的田园生活。玛丽·安托瓦内特甚至特别将自己想像成一位阿卡狄亚的牧羊女，住在森林里，周围有一群打扮简朴的宫廷大臣，一两个茅舍，还有一帮干活的仆人。夏多布里昂（F。A。Chateaubriand）寻求将古老的法兰西灵魂与哥特式建筑的断壁残垣联系起来，不管这些东西多么粗陋。他甚至进一步提出将哥特式建筑作为新的宗教信仰的象征。他在英国期间写作了《基督教真谛》。在他的影响下，作家、编剧、画家竞相塑造哥特式形象。
同时，浪漫主义与园林有着天然的联系。欧洲的园林有两大类。一类是起源于意大利，发展于法国的，以几何构图为基础。另一类属英国式，选择天然的草地、树林、池沼，一派牧歌式的田园风光，同原野没有界限。
英国在这时期形成了著名的景观学派，他们主要是受到中国园林的影响。中国式园林被介绍到英国始于1685年，威廉·邓波（William Temple，1628～1699）在他的《关于伊壁鸠鲁的园林》一书中对欧洲规则式和中国非规则式园林做了比较和评论。并且写道：
伊壁鸠鲁的一生都在他的花园中渡过，他在花园中学习、运动、讲授他的哲学……这里有清闲的空气，怡人的植物芬芳，葱郁的花木，爽洁的食物，工作和散步，但更重要的，是它远离俗世的烦忧。
在介绍中国园林方面最有影响的还是钱伯斯的《论东方园林》（1772年），另外还有霍伽斯的《美的分析》，尤夫戴尔·普莱斯的《论画意》等理论著作。同时也出现了极为杰出的设计师，如威廉·肯特、兰斯洛·布朗和汉弗莱·雷普顿等。在18世纪的初，英国的公园，类似法国的凡尔赛宫的严格几何设计的气魄，形式呆板无趣。到了中叶，逐渐摆脱了这种风格，而成了一种自然如画的十分雅致的公园了。这种改变，是受中国公园建筑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当时有“中英公园”之称。中国的公园建筑独具风格，是世界上最早最富曲折变化与诗情画意的创造物。随着东西交通之渐开，早在17世纪末，这种建筑已经被英国所熟知、所羡慕了，但直到这时，这种影响才在英国园林建筑上起了作用。钱伯斯倡议在风景式园林中采用中国式情趣，并且自1758年至1759年任“丘园”的建筑负责人，在那里建造了很多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塔。他所建造的其他风格的建筑还有古典式神庙、罗马式剧院、清真寺，以及摩尔式的中古西班牙宫殿（Moorsh Alhabras）和哥特式教堂等等。
在这个阶段建筑史研究非常兴盛。许多人测绘、写生，新发明的照相术给建筑史研究以很大的帮助。这时的建筑史纯粹服务于模仿历史样式，于是，着重于建筑的外表特征、手法、细部等等记录描写，给各种历史风格总结出一整套标准特点。并且，也给这些历史风格一个评语，以便于业主选购，例如：古典主义代表公正，哥特式代表虔信，文艺复兴代表高雅，巴洛克代表富贵，等等。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北美的建筑史连成了一片，国界的意义已经很小。这时候，在正面舞台上，从古埃及的、古希腊的到印度的、伊斯兰的，再到巴洛克和古典主义，甚至希腊复兴和哥特复兴，各种建筑全都同时登台会演，好像一场几千年的联欢演出，到了最后，所有节目里的角色一齐出场，合演一出谢幕的压轴戏。
在这场历史样式大会演中，各种式样有它自己的真谛。例如，以哥特式建教堂，以古典主义建政府大厦或银行，以文艺复兴式建俱乐部，而住宅则是西班牙式的，剧场是巴洛克式的，等等。这时候，在建筑学里产生了对各种建筑物的性格的认识，这显然得力于人们对各种历史风格的熟悉和比较研究。也有一些建筑师，刻意求新，把各种不同的风格混用到一幢建筑物里去。但要成功，必须加以改造，才能和谐。以后，这样的作品渐渐增多，纯正的历史风格的作品少了。德国式屋顶、法国式壁柱、意大利巴洛克式的山花混合在一起，没有了一脉相承的谱系。
1836年，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德·缪塞写道：
我们这世纪没有自己的形式。我们既没有把我们这时代的印记留在我们的住宅上，也没有留在我们的花园里，什么地方也没有留下……我们拥有除我们自己的世纪以外的一切世纪的东西……
在建筑中，就正面舞台的演出看，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折衷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巴黎歌剧院。
巴黎歌剧院（Oprade Paris）于1861破土动工，由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1874年才落成。它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重要纪念物，也是拿破仑第三时代奥斯曼改建巴黎的规划中的据点之一。这个建筑由建筑师查尔斯·戛涅（Charles Garnier，1825～1898）设计。它的立面的构图骨架是卢浮宫的样式，但加上了意大利晚期巴洛克的风格，搀用了一些古典主义的手法和繁琐的洛可可雕饰。门庭和休息室富丽堂皇，花团锦簇。它的楼梯厅，设着三折楼梯，构图非常饱满。它的舞台比较完善，宽32米，深27米，上空高33米。观众厅非常奢华，为马蹄形多层包厢，它的顶子竟像一枚皇冠，共有2150个十分舒适的座位，分布在池座和周边四层包厢里。这个建筑既表现出贵族趣味，也表现出新兴阶级的豪华奢侈。
第二章 第二世界雕塑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