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再现波澜，蒙代尔访华，许诺支持中国搞“四化”。坚持原则，两国达成“八·一七”公报；鹰派总统里根来了。
蒙代尔副总统访华，在北大演讲
1979年8月25日下午5点30分。
波音飞机徐徐地降落在北京机场。
机上坐着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这是十年内第三位美国首脑级官员访华。
蒙代尔访华实属来之不易。卡特政府和国会之间就中国台湾问题正在发生尖锐冲突，卡特总统因为成了被告，也就来不及到中国回访。
4月10日，卡特向国会作了巨大让步，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
九天后，邓小平接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
大战略关系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持友好关系。
所以，蒙代尔副总统的访华是在一片友好声中完成的。
飞机停稳后，红地毯一直耀眼地铺到舷梯下。
蒙代尔面带微笑地走了下来，他的后面还有一位小姐一-他的女儿埃利诺·简·蒙代尔。
邓小平健步走上前，握着蒙代尔的手，说：
“我非常高兴同你们再次见面。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你们。”
“我给您带来了您的好朋友卡特总统和美国人民对您的问候和爱慕之情。”蒙代尔满脸笑容地说。他实际上间接地表达了卡特不能前来的遗憾。
卡特这次没来是一大遗憾。而第二年他在竞选中败于里根之手，更失去了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机会。
第二天晚上7点30分，邓小平为蒙代尔一行举行欢迎宴会。
祝酒时，蒙代尔谈了他对中国搞“四化”的看法，他说：通过四个现代化，你们也决心为自己达到同样的目标。美国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将来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能够比今天的中国对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蒙代尔深深地为中国的悠久文化所打动，因为这正是美国所缺少的。昨天他去了颐和园，今天他在前门和天安门散了步。他说：
“在前门我开始懂得了你们历史的遗产。在北京街道上，从人们徤康的、坚强的、刚毅的面容上，我感受到你们有着巨大的潜力来建设未来。”
具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位副总统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长篇演讲。
8月的燕园，到处是绿色。博雅塔在绿树丛中隐约可见，未名湖静谧地偎依在塔旁。
三百年了。
清朝，这里是皇家园林。后来美国人在这里建了教会大学一一燕京大学。1905年，一位叫司徒雷登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从1919年起他就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30年前，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遗憾地离开了中国。因为他计划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设想被杜鲁门政府否决了。一位伟人就此写了篇宣布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名著：《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解放战争这样总结：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同一时期，毛泽东还作出了新中国外交的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一边倒”，倒向苏联阵营，而忽略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并非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三大决策是极富于辩证性的。中美1949年的接触未能成功，原因很多，但美国反共的冷战政策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毛泽东说了“再请客”，但只有扫干净屋子后才请客。
现在，30年后的又一个8月，客人来了。
蒙代尔副总统在北大的大讲堂发表了演讲800多名师生出席了演讲会。
北大校长周培源教授致欢迎词后，蒙代尔操着浓重的乡音开始了讲话：
我很荣幸能在这所世界闻名的大学讲话。我给你们带来了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对你们的热情问候和友谊。
对于我这一代美国人来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摸到了现代政治历史的脉搏。我们两国分隔了近30年，但是自古以来互相交往的渴望把人类团结起来，他促使我们再一次寻找我们之间的共同点。
一千多年以前贵国的一位诗人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现在正在一起更上一层楼。
蒙代尔顿了顿，充满激情地看着台下。他看到，虽然这个学校的大讲堂还很简陋，但是在坐的学者和学生正以热情、专注的眼神望着他，他知道，邓小平正在领导的，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他继续讲下去：
第一，卡特总统将在今年年底以前将我们同你们之间签订的贸易协定提交美国国会审批，贸易协定规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向国会提交这个协定与任何其他问题毫无联系。
第二，我们要签订一项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水力发电事业的协定。……
第三，在具体项目上美国准备让出口进口银行在五年内按逐项确定的办法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0亿美元的贷款。……
第四，卡特政府将在今年内寻求国会授权他通过提供私人海外投资公司的担保和保险的办法，以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
蒙代尔的实实在在的许诺。
他不是一个善于表演的人，但是他以其坦率、诚实和热情，赢得了在坐的所有中国人的长时间鼓掌。
蒙代尔副总统在中国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个民族的博大精深，他为中国的悠久和悲壮的历史所陶醉、所震憾。
的确，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有去摸摸长城的砖、拍拍故宫的石狮子，才能逐渐真实地认识到什么是中国人。
当然，他们也得从中国的戏剧和音乐来认识中国。
赵青为蒙代尔一行演了《宝莲灯》；
中国京剧四团为他们演出了《白蛇传·盗仙草》。
邓小平访美和蒙代尔访华开辟了中美最高层领导人互访的先例。随后的事情一个接一个，热闹之至。
门，久久难开的门，终于打开了。
《八·一七公报》，邓小平的成功之作
1981年，美国新上任了一位总统：罗纳德·里根。
他是美国政坛上典型的鹰派。
此时，俄国人在阿富汗已陷入泥潭了。
把北极熊顶回去！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人抛出了新“冷战”政策。在里根看来，人类避免不了一次核大战。他要考虑的，就是在未来的核大战中如何更多地拦截俄国人的导弹。
里根在大选中，就大肆攻击卡特政府为“超级鸽派”。11月初，他刚当选上总统，就开始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他派其高级顾问雷·克莱因访问台湾。
]1月26日，这位顾问在新加坡说：中国对外应当向外国人“打开大门”，对内应“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的政策”。他说，“中国军事太弱，不能成为对付苏联的一个有用的盟国”，批评卡特政府“本来应当坚持要中国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然后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针对克莱因的谬论，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彭迪于29日发表题为《堂堂美国“战略家”竟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的评述，对克莱因进行了猛烈抨击。
但是，里根不可能抛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美、苏之间已经形成三角牌局。
失一就是输二。
1981年中国春节。上任才半个月的里根向全世界的华人祝贺春节。此举可谓别具匠心。
贺电说：“时值全世界亿万中国人欢庆鸡年新年之际，我愉快地表示我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然而，美国人仍坚持《与台湾关系法》，他们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里根还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于是，中美双方又展开了一场外交大战：
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
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10月，中国总理和黄华外长出席坎昆南北首脑会议，同里根进行了会谈；
12月4日，美驻华大使恒安石代表美国开始与华谈判美售台武器问题；
次年5月上旬，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
唇枪舌剑，讨价还价。
终于，1982年8月15日，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美国声明：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并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
8月17日，中美双方就要同时公布《八·一七公报》，上午，邓小平紧急接见恒安石大使，请他向里根总统转达下述口信：
一、中美《八·一七公报》已正式达成协议，期望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公报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由于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眼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
有目在先。
未雨绸缪。
邓小平深知美国人生性刁钻，在条约上玩弄文字游戏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先封住他们的嘴。
这番声明，仿佛击中了里根的脸似的，火辣辣地疼。
里根访华，大谈友谊；中美友好，熊猫作媒1984年是大选年。
这四年间，里根对华态度过于强硬，失去了不少政界和商界的支持者。失去中国就失去了选票。里根深知个中道理。
他决定在大选初期访华。
4月24日，还在来华的路上，他就在檀香山发表友好讲话，他说：
美国人民一向极为尊重中国文明的成就，我们对中国人民怀有最热烈的友好感情。我们本着和平与友谊的精神前往中国访问。我们对我们的分歧采取现实态度。但是，我们希望增进我们的共同利益。
里根是一位善于表演的人——他本来就曾是好莱坞的演员。
4月27日，里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演讲，可谓精彩纷呈。他说：
我和我夫人南希一直8分望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访问，同你们伟大的人民见面，一睹贵国历史宝库的风采。北京宽阔的大道使我们感叹，贵国人民的待客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次的访问时间太短。看来只能象唐代一位诗人所写的那样“走马观花”了。但是中国的《汉书》里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南希和我深有同感。十二年前，前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他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同周恩来总理握手。事后周恩来总理告诉他“你那次握手，是从世界上最浩瀚的大洋彼厍伸过来的手，是经过二十五年的完全隔绝之后伸过来的手”。
从那时起，美国和中国都打开了自己历史上新的一页。我认为现在历史又在召唤了。
里根到底是在好莱坞混过几年，他的讲演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表演上，都远远胜于蒙代尔，他的个人魅力的确名不虚传。
他象本书作者一样，也提到了中美间最初的接触，他说：
早在1784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开进中国水域，那时候，中国还不知道有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刚宣告成立，渴望在国际商业往来中取得自己的地位。船上的一个美国水手有点想家，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来到中国第一天的情况。
他写道：亲爱的爸爸，你如果能收到这封信，就会知道我们在路上走了六个月零七天，终于到达黄埔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介绍了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并表示在这里进行贸易是很重要的和必要的，对双方都有利。他们似乎完全理解和同意这一点从1784年到里根访华的1984年，整200年。
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
政治家喜欢谈历史，因为他们正在做的和准备做的，都是历史，都将成为历史。
于是，政治家有种职业敏感：时不我待。
里根有紧迫感，邓小平也有紧迫感。
里根在人民大会堂演讲后第二天，邓小平接见了他。从他们的寒暄，可知道时间对他们的重要性。
宾主落座后，邓小平略微感慨地说：
“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再过三个月，我就80岁了。”
“再过7年，我也80岁了”。里根也有同感。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各自都有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因此，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总统交换意见。”
“我也很高兴。我长时期来期待着这个机会。”
里根的话不一定是实话。四年不来，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我期待同阁下见面已有两年了。我们当面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邓小平说的是实话。自1982年双方达成《八·一七公报》来，中国方面曾多次表示进行高层官员往来，美国方面就是慢慢吞吞，屁股上吊石磨——走不动。
这时，邓小平转而对旁边的里根夫人南希说：“你为了我们的大熊猫，做了不少事情。谢谢你！”
我很高兴这样做。我得到了美国儿童的帮助南希微笑着说。
原来，中美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大熊猫”外交。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周恩来在一次国宴上指着摆放在宴会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你说……香烟么？”帕特大为吃惊。
周恩来幽默地一笑，向帕特解释说：
“不，不是香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哦！“帕特惊喜得象个天真的女孩，她侧身对尼克松说，”理査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描！真的熊猫！
这一幕戏剧性的“表演”由中国经卫星发送到美国后，美国朝野一下子都仿佛年轻了几岁。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表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华盛顿邮报》说“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纽约时报》则一语破的：“周恩來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
1982年，美国石油大亨哈默访华——他在邓小平访问修斯敦时已和邓结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他向邓小平建议，如果把大熊猫运到美国，并且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团出现在洛杉矶，将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并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
哈默的建议触动了邓小平的一桩心事：不久就要在美国举行第23届奥运会了，新中国这是第一次准备参加奥运会，得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次重大外事活动准备个礼物送出去。另一方面也促进一下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于是，他向哈默承诺将指示让大熊猫出国。
不久，当大熊猫在洛杉矶城出现的时候，人们倾城观看，象迎接外国元首那样的殷勤接待它们。
里根访华前不久，南希夫人在美国组织开展了一次题为“为大熊猫捐几分钱”的活动。美加少年儿童纷纷为这项活动掏出他们的零花钱。美国汽车公司也捐赠了两辆吉普车。
4月27日上午，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前。
二百名儿童挥动手中的画有熊猫图案的小旗，向里根夫人表示热烈欢迎。
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从南希手中接过一张支票：13000多美元。接着，南希又把两辆吉普车的钥匙交给了中国官员。
在场的人欢呼、鼓掌。
董智勇向里根夫人赠送了两个印有熊猫图案的景德镇瓷挂盘。并请她将500枚熊猫纪念章转送给美国小朋友。
这时，熊猫馆前沸腾了，参观动物园的游人自发的聚集过来。熊猫，将中美人民的心联结起来了。
邓小平感谢里根夫人后，又对她说：
“你这次来访的时间太短了。作为朋友，彼此需要有更多的了解。”
南希高兴地说。“中国有许多地方我都想去，有许多东西都想看，这次旅行是太短暂了。”
“你下次来，带上孙子，好好看看中国。”
邓小平热情地发出邀请。
接着，在不知不觉中，邓小平把话题转移到台湾问题上来。他再次阐述了“一国两制”构想。
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用通俗易懂、生动贴切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述重要的政治内容。这种谈话风格是极富魅力的。
邓小平说：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台湾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里根访华后不久，中国派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了现代奥运会。许海峰在洛杉矶用他的汽手枪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
中国队以15枚金牌雄踞世界第四位。
那天，邓小平——这位对体育有极强的嗜好，当年在法国当衣服买足球票的八旬老人，和家人高高兴兴地聚了一餐。他分享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
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在于——正如里根访华时所说的：外国人感觉到了中国的朝气蓬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价道：“中国的15枚金牌是他们获得的外交金牌。”
是的，1984年的中国，收获不少。
美国准备星球大战，中国宣布百万裁军，再品茅台，尼克松赞赏邓小平的改革政策。
中国百万大裁军
1985年2月，美国白宫。
铅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华盛顿，使人分不清是黄昏还是早晨。
里根透过窗口望着遥远的东方——大西洋那边的欧洲和俄国。他将继续在他工作了4年的办公室，再呆上4年，以完成他的全部计划：对付国内问题和俄国人。
他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回转身环顾着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小房间的装饰是深绿和绛紫色的，他喜欢这种庄严、肃穆和雄壮的气氛。然后他快步走回办公桌，按了一下通话器。
很快，门开了，秘书走进来，总统示意他坐下。然后说：“我说，你记”。
里根清了下嗓子，从桌上拿起一张小卡片，那上面写着他的谈话要点，秘书在打字机上飞快地打着：
……这就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把知识和空间的疆界后推，从而使我们达到进步的新高度的革命，是一场触及美国灵魂，使我们能够唤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巨大的力量的精神革命，是一场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
几天以后，里根向国会宣读了这份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国情咨文。
他要完成他在第一个任期里未完成的目标。
其根本目标在于用太空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用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征服世界。
早在1983年，里根就发表了“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的著名演说，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实施它。次年1月，里根签署了关于研制激光和粒子束武器的119号国家安全指令。
美国计划将从1985年到2015年，分四个阶段，在200——1000公里的高空，建立由陆基定点防御系统和太空反弹道导弹系统组成的多层次、多手段的战略防御体系，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苏联核导弹的毁灭性攻击。
人类很奇妙，他们造核弹准备毁灭自己。
爱因斯坦曾对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威力有感而发，他说：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打的。但是，这之后的战争肯定是从木棒和石块开始的。”
美国人实际上发动了新一轮军备竞赛。
事实上是高科技竞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核弹技术和反核攻击技术是轮番上涨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的情况已有些不妙了，它的政局逐渐出现不稳的先兆：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死；
15个月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去世；
契尔年科刚刚坐热克里姆林宫的交椅，一年后的1985年3月，他也去世了。
契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非常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他面临的是美国的军备竞赛挑战、连续6年的农业歉收、2.6%左右经济低增长和困绕苏联数十年的干部老化和体制僵化。
戈氏上台3个月后，欧共体首脑采纳了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的建立欧洲“科技共同体”的“尤里卡计划”。西欧认识到，战略的竞争就是高科技的竞争。
中国怎么办？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领导中国人开始做两件大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百万大裁军。
二者紧密相连。
中国的数百万军队固然身经百战，刚刚胜利地教训过越南，但是如果哪个统帅以人数来衡量军队的战斗力，那他就回去卖红薯去。
如果不整顿队伍，如果不提高武器质量，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
那么，数百方军队在现代战争中不过是一堆肉！
海湾战争，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40余天将伊拉克的百万大军揍得哭都哭不出来。
无情的技术差距！
无情的指挥差距！
无情的经济差距！
伊拉克的武器装备在技术上仅比西方国家落后三年。落后三年，全军溃败。
可喜的是，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早在这场世纪末之战前十数年就开始着手中国国防现代化。
出路只有改革。
毛泽东“三线”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构想虽然有经验作支持，但是，大规模现代战争不是游击战，第一次打击就是彻底摧毁敌人或被摧毁t战争没有前后方之分。必须制定新的战略防御计划以完善之。
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首先是“肿”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开篇第一章：《军队要整顿》（1975年）就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
1977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这次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以后还有没有精简的问题？还有。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級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各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
三年后，邓小平对军队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消肿、省钱。他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也许是军队整顿步伐较慢的缘故，几年后，邓的批评更加严厉了：这样庞大的机关，打麻将都可以凑几桌。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1984年国庆大阅兵，将军们正兴致勃勃地观看中国机械化部队和导弹部队整齐威武地通过天安门广场。邓小平冷不丁感叹道：“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但是，“消肿”并不仅仅是请几位老将军让位和让几个青年将官上台的事。
邓小平要向全军动大手术。
他提出：军队要裁减员额一百万！
他还断然表示：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邓小平心中有数，根据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他已经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
作出判断往往比做实事更困难。
邓小平的魄力就在于此。他有智慧、有经验、有灵感……当然，首先是对客观形势的估计才能作出判断。科学的估计才有科学的判断。
终于，1985年6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哗然的消息：
“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
一年之内，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原来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1985年开始，3年内将有60万名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
兵精了，节支了，效率和技术提高了。
中国以单方面裁军行动迎接新的挑战。
针对美苏掀起的新一轮军备竞赛，邓小平多次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宣布百万裁军后两个月，8月初的时候，邓小平接见了英国著名出版界人士、《镜报》集团董事长、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培格曼公司总经理罗伯特·巴克斯韦尔。
邓小平对他说：“星球大战干不得。”
顿了顿，他吐出一口烟，使劲地摇着右手，说：“星球大战”同增加几个核弹头，改换几个新型号的导弹有着质的不同。它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
邓小平向尼克松保证中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
这年夏天，邓小平和往常一样，去北戴河度假。他在大海里游泳的照片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
从北戴河回来，第一件外事活动就是接见尼克松。
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回到加利福尼亚，深居简出。六年以后，他在纽约买了一套豪华公寓房间，逐渐“重返美国社会”。1981年，他受里根总统委托，和前总统福特、卡特一起去开罗参加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葬礼后。开始接受电视台采访，对国际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他还撰写回忆录和文章，同时为里根政府出谋献策。一些美国评论家认为尼克松逐渐成为“风云人物”在中国，尼克松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13年前，尼克松就以他的远见和卓识，毅然访问中国，开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1年他出山后，就曾建议里根，美中关系在第二个十年的重点应转移到发展经济合作、七两国关系具有更广泛、持久的基础上来。
尼克松虽说是以私人身份前来北京，但谁都清楚，里根派这位老朋友来一是要沟通一下中美关系，二是探听一下中国几年改革以来的结果如何，尤其是看看在新老班子交替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政策有无保证。
1985年9月3日，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
中国人将他安排在国宾馆，并由吴学谦外长为他接风，显然是超级接待。
第二天，尼克松参访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他到这所大学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以此作为一种促进美中经济关系主导方向的象征。
尼克松虽然白发盈头，仍然精神矍烁，笑声朗朗。他和中国官员谈笑风生，不减当年做总统时的风采。
下午，他在对外经贸大学的大礼堂，发表了热情的演讲。他说：
有人说在美国，人们以十年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在欧洲，人们以一代人为单位来考虑；而在中国，人们以世纪的眼光来考虑；历史的伟大延伸正是以世纪来衝量的。由于我们以世纪的眼光来考虑问题，我们在尽最大努力为伟大目标而奋斗时就受到鼓舞。……我的大半生是在20世纪中度过的，而你们的大半生将在21世纪中度过。有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没有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那么要使21世纪成为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世纪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对中国所抱的希望，这就是我对世界所抱的希望，这也是我对你们——中国的新一代所抱的希望，你们的任务将是帮助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尼克松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当外贸系五年级学生拿出尼克松的著作《真正的战争》请他签名并询问他今后的写作计划时，尼克松回答说：“我以前写过一些书，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这次访问之后，我准备继续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
9月6日，邓小平在一个幽雅的人民大会堂小客厅里为尼克松宣布百万裁军后两个月，8月初的时候，邓小平接见了英国著名出版界人士、《镜报》集团董事长、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培格曼公司总经理罗伯特·巴克斯韦尔。
邓小平对他说：“星球大战，干不得。”
顿了顿，他吐出一口烟，使劲地摇着右手，说：“星球大战，同增加几个核弹头，改换几个新型号的导弹有着质的不同。它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
邓小平向尼克松保证中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
这年夏天，邓小平和往常一样，去北戴河度假。他在大海里游泳的照片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
从北戴河回来，第一件外事活动就是接见尼克松。
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回到加利福尼亚，深居简出。六年以后，他在纽约买了一套豪华公寓房间，逐渐“重返美国社会”。1981年，他受里根总统委托，和前总统福特、卡特一起去开罗参加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葬礼后。开始接受电视台采访，对国际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他还撰写回忆录和文章，同时为里根政府出谋献策。一些美国评论家认为尼克松逐渐成为“风云人物”。
在中国，尼克松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13年前，尼克松就以他的远见和卓识，毅然访问中国，开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1年他出山后，就曾建议里根，美中关系在第二个十年的重点应转移到发展经济合作、使两国关系具有更广泛、持久的基础上来。
尼克松虽说是以私人身份前来北京，但谁都清楚，里根派这位老朋友来一是要沟通一下中美关系，二是探听一下中国几年改革以来的结果如何，尤其是看看在新老班子交替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政策有无保证。
1985年9月3日，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
中国人将他安排在国宾馆，并由吴学谦外长为他接风，显然是超级接待。
第二天，尼克松参访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他到这所大学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以此作为一种促进美中经济关系主导方向的象征。
尼克松虽然白发盈头，仍然精神矍烁，笑声朗朗。他和中国官员谈笑风生，不减当年做总统时的风采。
下午，他在对外经贸大学的大礼堂，发表了热情的演讲。他说：
有人说在美国，人们以十年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在欧洲，人们以一代人为单位来考虑；而在中国，人们以世纪的眼光来考虑！历史的伟大延伸正是以世纪来衡量的。由于我们以世纪的眼光来考虑问题，我们在尽最大努力为伟大目标而奋斗时就受到鼓舞。……我的大半生是在20世纪中度过的，而你们的大半生将在幻世纪中度过。有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没有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那么要使21世纪成为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世纪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对中国所抱的希望，这就是我对世界所抱的希望，这也是我对你们——中国的新一代所抱的希望，你们的任务将是帮助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尼克松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当外贸系五年级学生拿出尼克松的著作《真正的战争》请他签名并询问他今后的写作计划时，尼克松回答说：“我以前写过一些书，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这次访问之后，我准备继续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
9月6日，邓小平在一个幽雅的人民大会堂小客厅里为尼克松摆了一桌筵席。圆桌上摆着尼克松13年前访华时曾品尝过的茅台酒。
81岁的邓小平举杯向尼克松敬酒：“为我们的友谊，为你的健康长寿，干杯”。
尼克松脸上泛起笑容，他说：“与13年前相比，我喝不了那么多了。但我很喜欢这种烈性酒。”
说完，他同邓小平一起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尼克松看着邓小平晒得黝黑的脸孔说：“你真健康。”
邓小平不无自得地说：“那是下海游泳留下的成绩。”
尼克松说：“我也很喜欢大海。我很羡慕你还能下海游泳。”等翻译完华，他又补充：“你做了许多事情。记得你以前说过，你要让年轻人多承担一些工作。这次我来北京见到他们了，我感到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人。”
接着双方从中美文化交流谈到经济关系，从经济关系谈到战略关系。
对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担心的是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我们反对一切外空军备竞赛。无论谁搞外空武器，我们都不赞成。”
尼克松本来想高谈阔论地阐述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的种种理由，邓小平这一说，他顿时凉了半截。他心里明白，里根交给他的任务不太好完成啦，谁要他撞上了邓小平呢！
尼克松不愧是尼克松，年轻时他在大学里学法律和经济学，他决定把话题转移到中国内部事务上来。
他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努力，旨在创立一个适合中国目前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制度。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我13年前首次来访时是无法想象的。”
接着，他以赞扬的口气对中国的改革发表看法：
“基于目前中国改革的成果，她有能力使自己的传统适应当今世界，而且有能力更新其结构，以使中国在进入21世纪时成为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民族，一个自身坚定独立，并维护其他民族享有独立和同等权利的国家。”
针对尼克松的评价，邓小平作了番说明，他说：
“七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的有关改革的政策是成功的。去年下半年，改革已从农村扩大到城市，实际上开始了全面的体制改革，他说，如果当前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这将为中国本世纪和下个世纪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尼克松点了下头，表示赞同。他最关心的——当然也是里根政府和美国商人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改革的连续性。
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形势总是比较神秘，有时是难以捉摸的。
尼克松试探着说：“如果中国的改革继续下去并取得成功，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会给第三世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榜样。中国的改革将具有感染力。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后退的。后退只会带来麻烦。”
邓小平似乎早料到客人会提出这方面的疑问，他一字一顿地说：
“中国的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有保证的。美国朋友和外国朋友请放心。”
这话显然不只是对尼克松说的。它是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给外国朋友吃的定心丸。
这话既反映了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观愿望，也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形势的一种科学估计。
事实证明，这种估计是对的。
现在，当中国经济以年增12%左右的速度扶摇直上的时候，尼克松就更能领会邓小平所作的保证的价值了。
会后，尼克松仿佛还从近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恢复不过来。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他很是充满信心的说：“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现行政策的连续性得到保证。81岁的邓主任注意组织第二、第三梯队，以继续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
末了，他补充评论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领导人，他们自己是强有力的，但却不愿意考虑接班人，但邓主住注意推举年轻人，这是很英明的。
的确，人们现在回顾刚刚过去的80年代，会明显地感受到，在迎接国际和国内挑战方面，邓小平打了一个胜仗。
一个比淮海战役大得多的胜仗。
风云记者“考问”风云人物，邓小平给毛、周、江青和他自己打分，六年后，华莱士“复试”来了。
沉着应付女记者的逼问
1980年初秋，一辆轿车载着一位风云人物驶进中南海。
奥琳埃娜·法拉奇此刻正坐在车里，思考着如何“刁难”中国那位几上几下的政坛风云人物邓小平。
十余年来，法拉奇的名声已风闻全世界新闻界。她具有她的祖宗辈马可·波罗一代的意大利人那样的探险精神，喜欢与世界风云人物来“单挑”——对一的采访。越南战争、中东危机、两德缓和、西班牙政变……每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她都决不放过，必亲自采访当事人而后快。
也许正是她的名气和精神，才使他贏得了单独采访邓小平的殊遇。76岁的邓小平喜欢迎接挑战的脾气似乎丝毫不减当年。
法拉奇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抓住敏感问题而著称。基辛格博士也曾被她诱问得吐露了隐秘。
“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基辛格事后后悔不迭。
善于利用新闻界透露自己的见解、思想和计划，解释中国的现行政策和形势，是邓小平搞外交的一大特色。
1980年，中国共产党正在就“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事进行彻底严肃的反思和总结。尤其是对毛泽东晚年的评价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一代领导人的方向和中国政局的走向。
是年2月30日，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
全国都在悄悄进行着这一行动。
风云记者们敏感地意识到此举的重大意义。
法拉奇捷足先登。8月21日和23日，她分两次共4小时采访了邓小平。
中南海一个古色古香的客厅里。
法拉奇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拿起笔记本。然后，她单刀直入：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快人快语，保留毛主席像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不能含糊。接着他作解释：
“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看了一下提问单，仍然咬着毛泽东的错误不放，她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对于法拉奇的暗示，邓小平觉得没有回避的必要，正好借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他继续谈下去：
“毛主席的错误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邓小平思路清晰，谈风颇健。
法拉奇似乎着了迷，她对于邓小平600多字的说明无动于衷，看来她是咬定了毛泽东的错误这个问题了。她追问下去：
“你说在后一段时间毛泽东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泽东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
邓小平顺水推舟，继续谈“错误”：
“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至此，法拉奇总算满意地结束了她关于毛泽东的错误的追问。邓小平巧妙的将党的决议和谈话结合起来，从宏观上回答法拉奇的提问，甚为高明。法拉奇虽然暂时放弃了追问错误，但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功与过的看法，尤其是对一些主要人物包括邓小平自己在内的看法。
她首先提到邓小平自己。她说：
“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没有回避。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只是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见邓小平仍然避开了自己，她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另外一个人：周恩来身上。她说：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周总理一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权，虽然有的时候他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也不能纠正当时那些错误？”
邓小平不无尊敬地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和爱戴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接着法拉奇又问中国该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一类的错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很快，法拉奇又将话题转移到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改革政策上去，邓小平都一一作了回答。
绕了半天圈子后，法拉奇再次把话头对准邓小平。她说邓小平提到了那么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为什么不提自己？
邓小平微微一笑，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最后，法拉奇把问题对准江青，她问：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脱口而出，不加思索。
法拉奇似乎仍没有把话问完，她看看表，继续追问她最关心的问题：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颇为棘手。邓小平这回是拿定了主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毫不含糊。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他说，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是好心犯的错误这两次一对一的采访使法拉奇对邓小平深为佩服。
五年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访问中国，谈笑间邓小平提及当年他与法拉奇的交锋，他说：
“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不仅是邓小平通过了考试，而且是中国通过了考试。
华莱士“复试”来了
六年后。
六年间，中国的变化只能用一个词形容：翻天覆地，对于中国的变化，外国人总感到惊奇，总觉得中国象一个谜。要揭开谜底，就得找它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于是，刚从海滨回京的邓小平，迎来了一位“考官”和揭谜的人：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
如果说法拉奇是初试小平的话，华莱士就是复试邓小平了。一个目睹了中国的改革之初，一个了解了中国的改革大潮。
整个80年代，邓小平只单独接见过这两位西方记者。其意义非同一般。
华莱士出生于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自1968年起，他就出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主持人。历经十数载，这个节目在美国已家喻户晓。其主要原因在于华莱士本人的敬业精神，同时一系列重大事件也给了他机遇。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中东战争、萨达特遇刺等等。
等他把录像机对准东方时，他猛然发现，这头睡狮已经在苏醒了，他为自己错过了几年时间而懊恼，于是来了个亡羊补牢之行。
1986年8月，华莱士带领一个摄制小组来到中国，看到了中国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看到了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是那样深入人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他发现农民生活得很不错，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印象十分深刻。
他决计要向邓小平亲自探问个中缘由。
9月2日上午，中南海紫光阁。
红柱、紫窗、碧瓦。
接待室里，六名美国摄影记者将镜头焦距对准了邓小平和他身边的华莱士。邓小平身穿崭新的黑色中山服，脚蹬锃亮的黑皮鞋，在白色强光照射下，越发整洁而朴素。
华莱士早就进入角色，他略显紧张地说：
“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象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华莱士所言极是。不过他忘了这样一句：一旦接受专访，就会有重要消息要向外界透露。这种方式目前在各国外交中已普遍采用。
邓小平微微一笑：“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华莱士说：“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小时对您是有趣的。”“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
的确，从1979年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说“我是军人，喜欢讲话痛快”到现在，他已靠他的诚实、坦率赢得了外国人和中国人。
华莱士的采访从中国对苏关系、台湾问题讲起。一直谈到中美关系和中国内政。前两个问题前几章里别有记述，这里主要展示一下后两个问题。
由于这个节目制作完以后要在美国播，所以华莱士先设计一个富于人情味的问题，他问邓小平：“不知您有什么话要对里根总统说？”
邓小平往前靠了靠，对着镜头说：
“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拫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后华莱士话锋一转，问了中美之间的障碍：台湾问题。邓小平作了入情入理、透彻简明的分析。
华莱士看看表，还有十多分钟。便转入中国内务问题。他象一位美商的代理人那样发问了：
“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看来，华莱士的嘴皮子功夫不亚于法拉奇。他的提问是很尖锐、很挑剔的，带有抱怨的批评的色彩。要是按中国一般官方的作法，只要回答：“我们注意到了这些情况，正在设法改善”一句话挡住就行了。但是，那不是邓小平的风格。那样做就过于官僚气，太强硬，外交味太浓，使外商听到了觉得中国有意回避，诚意不足。
邓小平的风格是：你问题正面来，我正面迎接你。让你听个明明白白。
果然，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
邓小平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有意朝着镜头方向说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作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华莱士满意地点点头，他提了个许多人都弄不清楚的问题：“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这些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其实，不仅外国人感到意外，中国也还相当一批人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口号。邓小平也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有必要再次向国内外阐述这个根本问题。他侃侃而谈：
我们经历了“文化夫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念，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时就批驳了他们这种观点，正因为我批驳了这种观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致富。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
这一篇演说，真叫华莱士听了个明白。接着他提了一个去年尼克松访华时同样关心过的问题：关于中国的政策连续性。他问：
“在过去几年中，在您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象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是在您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标志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对不对？对人民对不对？人民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会被打倒。
华莱士又搬出了毛泽东，继续追问：
“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接着，就着华莱士的提问，邓小平作出论断：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很需要些勇气的。
改革的确是一场新的革命。现在人们都体会到了这句话的份量。
这时候，采访已经超过一小时了。华莱士很遗憾看了看提问单说：“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面留多长时间？”
看来，记者们的最后一个问题都善于落脚到采访对象个人身上。这回邓小平又对自己作了一番就让意味深长的解释。他说：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的政策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种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笑着附带问了一句：“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1985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小平认真地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复试”分数：100分。
华莱士结束了对邓小平这次难忘的采访，离开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带回去不少珍贵镜头，他看到的中国，他眼中的邓小平，都摄入了他的镜头。这些镜头，将帮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
布什重游北京，两国往来出现新问题。邓小平对布什说：“即使我们作为打桥牌的对手，我们也会是很友好的。”
从主任到总统的中国通
《人民日报》1989年2月27日头版头条登载了新闻：
“邓小平会见并宴请老朋友布什”
文章配上了大幅照片；邓小平身着中山装，微笑着稍走在前面，人高马大的布什总统和夫人芭芭拉并排走在邓旁边稍后。
布什是以美国新任总统的身份访华，此时他刚上任36天。他是上任后在最短时间内访华的美国总统。
这时，苏联军队已经全部撒出阿富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已经触及到了这个超级大国稳定的基础。美苏中导条约业已达成。里根执政8年，使这个头号超级大国也是负债累累，在国外做事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中国的改革如火如荼，但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挑战。
布什，面临着一个世界的过渡时期。
1924年，他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2年加入海军服役，那天是他18岁生日。2年后，他在那次与日军较量的空战中死里逃生。曾获得“殊勋飞行十字勋章”。战后入耶鲁大学读书，任耶鲁棒球队队长，风靡一时。60年代后当选为众议员，1971年至1972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即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神奇经历。
根据中美1972年达成的协议。双方在对方互设联络处（大使馆级），以作为建交前交往的正式渠道。布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如何向福特总统请任第二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来，反问一句：“去中国？”
显然他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寸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1974年秋天以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位大高个、蓝眼睛的美国人，有时一个人，有时和他的夫人骑车逛来逛去。基辛格国务卿后来多次访华，都是由布什负责接待的，他和基辛格等人曾一同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
1975年秋，布什离开中国，回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又过了四年，他作为里根的竞选伙伴参加大选获胜。出任了8年副总统直至1988年11月他当选为总统。
布什以副总统身份曾多次访华，1985年他再次访华时，与邓小平进行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会谈。他回忆说：
四天之后我到达北京，在那里我看到了不同性质的变化。10年前我出使中国，我曾怀疑中国能否真的实现现代化。70年代穿毛制服的许多政府官员现在穿上了西服，驾驶高级进口汽车，而不是他们的红旗牌轿车。
另外一些变化更为显著而富有意义。邓现在与过去不同地谈到台湾问题。他说这个岛屿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政府，以及经济、军事制度，他谈到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但是一些事情没有变化，而我猜想这永远不会变化。他仍旧一天消耗好几盒的香烟来进行他的工作，在我们会谈的1个小时20分钟里他抽了18支香烟（我作了计算）。
会见邓小平后第二天，1985年10月16日，布什飞往成都，在四川大学作了演讲。在那里，他向在座的400多名师生宣布：
今天上午我离开北京时向中国领导人通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们已经同意，在办理对华贸易时将采用新的审批程序。新的审批程序一旦实施，有待巴统审批的对华贸易的一多半项目就可以不经审批了。
“巴统”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建立的用来限制战略物资和技术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协调机构。现在，它终于基本放开了对中国的限制。
邓小平在北京曾向布什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革命。如果改革成功了，中国就会不仅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个世纪长期、稳定、持续、均衡地发展。他说，改革是一种试验，是新事物。由于它太复杂，同时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之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
“不过，同我1982年访华时看到的情况相比，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布什赞赏地说。
“是有些变化，但还不够大”。邓小平说，你如果三年后再来，就会看到实质性的变化，那时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初步见效。
邓小平的预言是对的。
1989年2月，新官上任的布什总统再一次访华时，他看到了另一个北京和另一个中国。
重游北京，布什会见新朋旧友
1989年2月25日下午4时半。
美国第41任总统布什的专机抵达北京。
5时零8分。
礼宾车队行至天安门广场时，布什总统乘坐的黑色加长奔驰牌小轿车停了下来。
这时，广场上的许多市民、游客聚集过来，好奇地看着这位总统要做些什么。只见布什走下轿车，一边和人们握手，一边笑着说：“这里真暖和。”总统保镖们可忙坏了，他们用硕大的身躯圈住布什。布什似乎有些不乐意，他仍然隔着白色隔离栏杆和市民握手。他指着一个人说：“我认识他”，又指着另一位游客说：我也认识他其实布什压根儿就不可能认识他们。这是总统在表示他的友好和幽默。他环顾着欢迎的人们说：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们。随后，他和夫人一道在天安门前合影，那姿势颇象十多年前的架势，末了，总统在进入轿车前，还脚踩车踏板，一手扶门，探身车外向人们挥手致意。
5时20分，布什总统和夫人抵钓鱼台国宾馆。迎候在那里的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走上前去握手问候。李鹏说我代表邓小平、杨尚昆对阁下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布什总统高兴地说：我们又回来了！
在客厅里，布什夫妇和李鹏夫妇面对闪烁不停的闪光灯，一边喝茶，一边开始了友好的交谈。李鹏总理对布什夫妇的来访表示了欢迎，并且回顾了1985年他访美时与布什会见的情景。布什总统希望李鹏总理以后再次访美。他说：“中国近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很有兴趣回来看看，了解新的情况。”在谈到他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时，布什笑着说：“那时我也没想到能当总统。”
接着，李鹏夫妇向布什夫妇赠送了礼品：两辆26英寸飞鸽牌自行车，一辆男车，一辆女车，每辆车的后座上都夹着一个富于民族风格的包。芭芭拉赞叹道：“啊，这车子真漂亮！”布什也高兴地说：“这是很好的礼品，我喜欢它。”
原来，布什当年在北京城采风时，他嫌汽车不方便，公交车又太挤，他就和芭芭拉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代步。北京的路面又宽又平，很适合骑车。
布什说着便很熟练地跨上车子。李鹏总理观察细致，他指着车子说：“这车座好像低了些，可以调得高些。”笑声中，布什夫妇把自己的礼品送给李鹏夫妇，这是一双黑色的牛仔靴，左靴筒上有一面美国国旗，右靴筒上有一面中国国旗。李鹏说：“下次到美国去，或许我会穿上这双靴子。”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了布什总统。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人民日报》突出报道了邓小平讲话的重点：“中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就难以取得成绩，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去，希望外国朋友理解这一点。”
老人已经感觉到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和影响，尤其是1986——1987年学潮以来，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开始露头，而美国人正是想借机压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邓小平很坦率地规劝美国人“安分守己”一些。他说：
“中国是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国内外政策，作出战略决策的。我们不打什么牌，也不搞权宜之计。”
“中美关系的发展潜力还很巨大，”布什似乎也很诚恳，他强调说：“在美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
双方的谈话总的说来有些拘谨，于是，邓小平把话题一转说：“听说总统先生高尔夫球打得不错，还爱跑步。”
布什想起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消息：邓小平获得世界桥联荣誉金奖。他连忙说：“您的桥牌技术也不错！”
邓小平笑着说：“即使我们作为打桥牌的对手，我们也会是很友好的。”坦诚之心，溢于言表。
布什此次访华，属工作访问，时间较短，只有3天。所以他是抓紧时间，忙里偷闲地旧地重游。
下面是新华社记者写的几段花絮：
昨天（2月26日）8时，布什夫妇来到崇文门教堂参加晨祷。在教堂门口，他们遇到了一位抱着小女孩的中国妇女。布什高兴地抱过孩子。小女孩对着布什叫了声“爷爷”。布什高兴地亲了亲孩子的脸蛋。
晨祷结束后，15年前曾給布什难一的女儿多萝茜举行过宗教洗礼的阏学卿牧师代表教堂向布什夫妇赠送了礼物：中文版《圣经》和《赞美诗》，还请他们带给多萝茜一份礼物：《圣诗选》和唱诗音乐磁带。布什总统在致词后，一边打开一个包着金纸的大礼品盒，一边笑着说：“这是一本大《圣经》。”果然，那本《圣经》大约有8开。
13时37分，布什夫妇来到国际俱乐部，当年他们曾在这里打网球。他们看望了老朋友——当年的网球陪打员季恩义、王怀龙和王金岭，理发师李波和陈忠。
布什一进来就高兴地说：“我现在虽然当了总统，但我不能忘记老朋友，现在我来到中国，我一定要来看你们。”
俱乐部的同志特意为布什夫妇准备了礼物：两套青岛生产的蓝天牌运动服。据说，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知道布什个子比较高，跑遍了北京的商店，也没找到合追的，最后还是在国家体委才找到这套130厘米的运动服。
19时30分，500多位中外宾客在长城饭店和布什夫妇一道品尝得克萨斯烤肉。布什总统在这次答谢宴会的祝酒词中特意提到了邓小平主席1979年对美国的访问，他说：“我们举行得克萨斯烤肉宴的部分原因，是邓主席访问美国时成了得克萨斯州的一名荣誉公民，我要补充的是，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据说，今晚的菜肴全由美国得州名厨烹制，冷冻运到中国，再由中国厨师加热。全部饮料和32个座位一排的主桌上的餐具也是由美国运来的。
正是在这次晚宴上，中美关系开始奏出不协调曲。由于美国方面未和中方打招呼，单方面邀请曾因学潮、动乱而受处分的方励之教授出席长城饭店的晚宴。中方对此十分气愤，阻止了方出席布什的答谢宴会。
此次风波虽然很快平息，但它预示着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转折：由拉中国抗苏联，开始转移到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压中国、促变化。
2月27日，布什一行离开了北京。他这一走，竞使中美间长达数年而无最高层互访。
“六·四”风波，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特使访华。邓小平最后出马，宣告引退，功勋永垂。
美国人挥舞起“人权”大棒
1989年，风云变幻的蛇年。
中美关系继“台湾问题”之后，又出现了以所谓“人权问题”为中心的裂缝。
冲突的根源在于美国逮住中国动乱的机会，企图将“遏制政策”和“超越遏制政策”用之于中国。
40年来，西方国家就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运用压制和拉拢的手法，企图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交流等办法，在东方国家里点燃所谓“人权和自由之灯。”
布什总统是老调重弹，他给自己的这套政策取名“超越遏制政策。”
换言之，他要扩张美国的意形态，向中国和苏联、东欧发动“和平演变。”
布什回去后不久，美国参议院于3月16日通过了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污蔑中国政府在3月10日（30年前达赖喇嘛出逃即在当日）“镇压”西藏人的“独立”运动和侵犯人权。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于3月19日发表严正声明。声明说：
一、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一决议歪曲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历史和现实，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镇压”和侵犯人权，公然支持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暴行，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和国际组织插手西藏事务。对美国国会参议院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的抗议。
次日，《人民日报》第2版又发表题为《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的评论员文章，对美国参议院和欧洲议会分别通过决议案，无理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和拉萨市采取了“暴力镇压行动”，“侵犯人权”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再次表示了强烈抗议。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展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月至六月，中国北京和其他地方爆发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美国人如获至宝，逮住机会，向中国发动猛烈进攻：
“六·四”平暴的次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前的局势进行指责，并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事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
6月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一份声明书中宣布布什总统已指示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包括“美国将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
压力，毫无道理的施压。
中美之间在半年之内由友好关系“速冻”至冰点。
共和国在生死关头经受了内乱外压的考验。
多事之秋，存亡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于挽救党、挽救政府、挽救社会主义，起了不可磨灭的决定作用。
友好使者传递缓和信息
夏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领导班子。
那时，邓小平正在北戴河海滨休息。
治理这么一个大国，的确很累。幸运的是，他闯过了动乱关，共和国和党闯过了这一关。
从海边回来，9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夫妇。
会见开始时，李政道说：“看到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邓小平指着手上黝黑的皮肤说：“我下海了，游过泳。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
应该说，他已经达到了超然的境界：一切风浪，不过是暂时的挑战而已。
成功的政治家都有相似的特点。毛泽东在诗中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这正好是1989年的邓小平的真实写照。
他继续谈下去：
“不久前的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搞具体事务，不那么关心思想动态、政治动态，对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
“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中国目前的局势是稳定的。经过动乱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其中不会没有曲折、没有缺点。但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要有适当的发展速度。总之，在动乱后，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反对腐败现象，搞廉洁政治，这样，中国的前进步伐将更稳妥、更扎实、更快。”
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后不久，新中国迎来了第40个生日。
四十而不惑。
新中国摸索了40年，终于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
天安门前盛大的庆祝晚会。
北京城的节日焰火。
人们经受考验以后欣慰的笑脸，多么难忘的时刻。
国庆节的第二天，在地球那一边，钱其琛外长就着参加联合国会议之便，在纽约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
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
美国方面开始动心了。
钱其琛讲话的次日，美国前总统国务卿黑格应中信公司的邀请来华参加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李鹏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他。
李鹏总理对黑格说：“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不会忘记尼克松、基辛格和你等老朋友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李鹏暗示的意思是：希望美国方面能首先派中国的“老朋友”过来，以绕开政府和国会的反对派，打开僵局。
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它本身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孤立中国将会使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受挫，中国毕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果然，中国的信息在美国那边引起了共鸣。10月28日，76岁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中国政府邀请，开始了他的第六次中国之行。
老将出马，事关重大。
第二天，尼克松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会，招待他在中国的老朋友：姬鹏飞、黄华、黄镇等。他发出倡议：
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不管是在职的，还是不在职的，都继续努力使两国关系继续得到发展并充满活力发自肺腑，令人感动。
接着，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相继会见尼克松：
10月30日上午，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会见尼克松。李从理论原则、社会发展、历史经验、现实情况和人民意愿等方面，向客人说明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性。
10月30日晚上，李鹏总理会见尼克松。他保证：“中国不会因不久前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而改变改革开放政策。”11月1日下午，新任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尼克松，江也作出承诺：“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11月1日晚上，国家主席杨尚昆会见尼克松，杨尚昆说：“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任何事情都干不成。”
接着，杨尚昆很有艺术性地谈到中美关系，他说：
“尼克松先生第一次访华时在杭州种下了一棵加利福尼亚红杉树。这是世界上一种最古老、最高大的树。我听说它已长高到30来米，并且已经繁殖几万棵幼苗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我们欢迎尼克松先生今后有机会再到中国来。我相信不论再来几番风雨，届时你带来的红杉树一定会长得更高大，繁育得更多。”
这一番富于想象和人情味的话，感动得尼克松差点热泪盈眶。最具纪念意义的，是邓小平11月1日与尼克松的会见。因为再过一个星期，邓小平将辞去他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以实现结束终身制的诺言。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尼克松先生亲切地对邓小平说：“我来过中国多次，每次都受到欢迎，我们是老朋友了。”
“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欢迎。”邓小平依然话不饶人。他说：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是明智的、勇敢的，它改变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离的状态尼克松说：17年来我一直关注美中关系，目前这两国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想办法，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
邓小平借机对中美关系作出精辟的总结，他说：
“恢复和发展两国的关系也是我们的愿望。十几年来，中国没有作过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情。但是，坦率地讲，美国在不久前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陷得太深了。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对中国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
几句话，批评得尼克松无地自容。好在他早已领略过邓小平的风格，硬是挺着腰板、面不改色的听完了。
尼克松还未想好如何答话，邓小平又谈开了：
“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国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国家的主权，不能忘记国格，不能丢掉民族自尊心。”
老人显然很激动，他的手微微地颤抖。说这三个“不能”的时候，他的语调高亢、沉稳，每个字都透着不可抵御的力量。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人做外交工作的最高总结，也是他数十年外交生活的最高总结。
一个星期以后，布什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这次访华很有益，他希望“以静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许是双方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
看来，布什到底还是有些后悔6月份他所采取的那些“制裁”措施了。
宣告引退，功垂青史
布什对记者发表讲话的第2天，11月8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华。就在同一天，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所以，11月10日，邓小平是以特殊“同志”的身份接见基辛格这位老朋友的。
当基辛格来到会见大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他当着几十名中外记者的面对基辛格说：
“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得很，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笑了笑，说：
“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然，以邓小平的地位而论，他的作用是和一般公民和党员所起的作用不一样的。
关键时刻，还是要老帅出马。
11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大幅新闻：
“邓小平会见最后一批外宾从此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原来，邓小平那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1989年度日本经济协会访华团。他对日本客人说：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
他再次强调：“这次我要百分之百的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接着，客人们问起新的领导班子的情况，邓小平说：
“江泽民总书记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11月23日，李鹏总理在接受联邦德国《世界报》主编谢尔专访的时候，就邓小平辞职评价道：
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0多年，这次在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他之所以退下来，就是要在中国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他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现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这种制度，起了一个表率作用。邓小平同志希望在他仍健康的时候退下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同时他也看到现在中国政局的穗定。作为一个有威望的、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他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仍然是宝贵的。
一位伟人，在健康的时候退下来，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尚无先例。
邓小平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人们将会逐步认识到此举的历史意义。
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这样评价道：
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的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李鹏在接见谢尔先生的时候，邓小平正在拜访来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这是邓小平在告别政治生涯后第一次到客人住地进行拜访活动。
在国宾馆尼雷尔主席下榻的18号楼大厅里，当尼雷尔看到邓小平健步走过来时，迎上前去同这位老朋友亲切握手、拥抱。
尼雷尔说：“再次见得您非常高兴。”
邓小平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应该来看看你，拜访你。”
“看起来您身体还很好啊！”
邓小平风趣地说：“没有大毛病，但小毛病不断，毕竟85岁了。我已经退休了，也许退休后能给我带来多活几年的好处。”
双方坐定后，邓小平接着说：“我来看望你，是为了看看老朋友，叙叙友情，但不谈政治。你以后再来，我还会看望你的。我们要常叙友情。”
尼雷尔说：“您身体很健康，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中国的领导班子过渡稳定地进行着。
美国那边看以压促变促不动，中国还蛮稳当地屹立在那儿，它终于憋不住劲了。
12月9日，布什总统派出了他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
邓小平决定会见他。
关键时刻，邓小平还要帮忙把中美关系引上正常道路。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美国高级官员。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邓小平谈风不减当年。
一见面，邓小平就下评语：
“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是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完全赞成您的说法。”
邓小平和客人落座后，他接着说：
“我已经是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他小心翼翼地说：
“尽管您是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我代表布什总统告诉您，我非常感谢，尤其是在您已经退休了又是在星期天抽时间来见我。”
邓小平笑着说：
“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美苏首脑关于核武器和缓和的一次重要会谈一作者注），实际上应该就是双方一个共同愿望：能够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宾主的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融洽。就象中美关系封冻数月的冰已经融化了……
最后，邓小平以极富于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拳拳之心，他说：
“请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两千多年前，一位曾经逐鹿中原、叱咤风云的老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时，他看到“水河澹澹、山岛棘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壮丽情景，跳下马来，迎风击节而歌，赋诗曰：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振聋发聩的力量。
现在，邓公一句话，道出了同样的激情。
中国有前赴后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