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回心转意”，布热津斯基秘密访华；邓小平“喜欢痛快”，沈剑虹含泪卷铺盖。
中美初期的接触
公元1784年8月28日。
广州黄埔港。
“乾隆盛世”赋予中国人的富庶、繁荣和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理想，在这个远离京师的海港处处可以感觉到。当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它的第一艘木制帆船到达广州黄埔港的时候，水手们为中国的殷实感到吃惊。历史自此将地球两边素不相识的两个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美国船有一个很好听的、带点取悦于中国人意味的名字：“中国皇后号”。这艘船很小，载重才360吨。运到中国的货物包括棉花361担，人参473担，毛皮2600件。4个月后她返回纽约，给纽约居民带去了中国茶叶302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器490匹，肉桂21担。“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获利率为25%。该船商务总管塞缪尔·肖就此次对华贸易写给美国国务卿的信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然而，历史给我们展现的，却是一幅幅令人扼腕叹息的画面：——美国人要中国开放门户，他们运来了数万箱鸦片；
—他们参与两次鸦片战争，并强加给奄奄一息的清政府两个条约：《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
往后，他们便一发而不可收：派出“洋枪队”，抛售“门户开放”政策，参加“八国联军”，强订《辛丑条约》，扶植袁世凯，制造“五卅惨案”，扶蒋介石杀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这便是一百余年的中美关系史。
中国人挨了百余年打。
美国人“回心转意”
新中国成立，面临着冷战的世界格局。权衡利弊，思量再三，毛泽东作出了“一边倒”的决策。此后，两大阵营虎视耽耽，美国人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指导下，力图抵挡所谓“共产主义扩张”，20年之内相继发动和参与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矛头直指中国。
结果，前一役共毙伤俘美军39万余人，美国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定时伤心地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后一役共毙伤美军35万余人，美国全国上下患了永难磨灭的”越战恐惧症。
不打不相识，1972年，深陷越南泥潭的美国人重新认识到中国的价值，尼克松总统在中美未建交的情况下访问中国，开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
1977年1月20日，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此时，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已与美国持平，苏联人正在非洲之角索马里和北非、扎伊尔等地发动“卡美国人脖子”的攻势。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但越南政府不是想医治战争创伤，而是在苏联支持下蠢蠢欲动。卡特十分清楚，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没有中国的建设性参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难解的疙瘩：台湾问题。卡特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的底牌。1977年7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基本问题仍然是如何能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又继续保证台湾的中国人安居乐业。”
此时，恰逢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是极力主张加快中美建交进程的。早在他第二次复出（1974年）率团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时，他就曾在会见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博士时批评美国人的拖延态度，希望双方加快建交进程。1977年的中国，政局刚刚稳定，大政方针还未制定，在对外关系上，新的政策还未出笼。因此对美国方面的试探，反应不大。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态度非常积极。1977年2月1日和2月8日，新上任的卡特总统分别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而对其他100多个国家的驻美使节则是举行集体会见，一次解决。但随后，卡特又卷入到一些政治纠纷中，尤其对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断交”(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废约”（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撤军”（撤走美驻台军队）一时未下定决心接受，因此，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时，中美间的建交问题谈判进展不大。
布热津斯基秘密访华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卡特在国内有关巴拿马问题的政治纠纷中获胜，中国的局势也稳定下来，而苏联和越南咄咄逼人的攻势更是加快了中美接触的步伐。
于是，卡特总统派来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
1978年5月21日下午4点05分到6点30分，邓小平副总理正式会见了他。
布热津斯基的文件夹里夹着卡特总统对他此次访华之行的指示：
首都华盛顿 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阁下：
我派你去中国有两个目的：
1.继续进行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协商；2、向中国方面再次保证本届政府是认真寻求关系正常化的。
重申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并重申美国的五点。你应该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总统吉米·卡特（签字）布热津斯基是5月20日中午抵达北京的。就在同一天，台湾严家淦“总统”“恳切请辞”，“行政院长”蒋经国粉墨登场，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
布氏此次访华要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两个态度：一是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二是对苏联的态度。他还不清楚，将要与他会面的中国政坛上的“神秘”人物邓小平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务实地谈些实质性问题。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布热津斯举行了会谈。几个小时后，这位美国政坛谈判老手就得出了如下评价：
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沉浮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此次会谈为保密起见，美国方面只有布氏本人、他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和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大使三人。
在与中国外长会谈时，双方代表团是在一条长桌两边相对而坐，严肃而紧张。而在与邓小平会谈时，邓和布氏的沙发挨着。邓小平一见布热津斯基的面就问寒问暖你一定很累了吧？布氏回答说：我的劲头很足呢！
寒暄过后，邓小平来个快人快语：“我们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喜欢痛快。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这时一定感到面前这位东方领导人具有与教科书上说的东方领导人不同的特点。在美国人写的许多有关中国的外交史中，中国人是傲慢、自大和神秘莫测的。在大学里，美国外交家都曾详细地学过中国的近代朝贡制度。他们知道，一百余年前，他们的祖先曾被勒令三拜九叩，觐见中国皇帝。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现在，虽然说中国的封建王朝早已结束，难道中国人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治国安邦和外交思想能迅速地消亡吗？美国人在未与当代中国人打交道前，心存种种疑虑和偏见。何况，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使美国人记忆犹新。“世界革命”指导下的外交曾使中国出现过许多违背国际惯例的行为。1967年7、8月间甚至发生了对外国使馆和代办处的包围，哄砸和焚烧的“三砸一烧”事件。
现在，邓小平所承担的，不仅是要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行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但已经消除了封建王朝帝国外交思想的阴影，而且也已经摆脱了过去一段时期“左”倾思想对外交的影响，中国已经跨入现代国家的外交体系，走向了现实主义外交。
所以，邓小平“喜欢痛快”的话一出口，布热津斯基就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位“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外交家。他也立即应答：“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国不容易理解。”很快话题就转到了关系正常化上面来。
邓小平这次不正面提出断交、废约、撒军三原则，这些底牌他早已对美国人讲过多次，这次要他们自己提出来。另外，不直接提出来可以缓和谈话气氛，因为如果把对手逼到死角，那么会谈就会不欢而散。所以，邓小平来了个诱导技巧。他先是装着不大相信美国人的诚意的样子说：“问题还是下不了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接着他以试探的口吻探寻对方的新底牌：“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深为邓的话折服，他环顾一下四周，做了个手势，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
接着，布氏长篇大论地兜售卡特给他的指令。他强调，第一，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人的事情，他们承认并肯定“三条五点”。第二，由于美国政府面临“某些国内问题，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待克服，“这些问题很复杂，很棘手，有些还很牵动感情”。因此，他们想找到一种方式以使他们“可以表示我们希望和期待台湾问题能获得和平解决。”
所谓三条五点即中国向美国要求的三条建交原则和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关于承诺的五点声明。这五点包括：美国承认中国方面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美国将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在美国离开台湾时，美国人将保证不让日本人进入台湾取代美国人；美国将欢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支持台湾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并将设法促其实现。
既然美国人已经确认了“三条五点”，也就是说，在原则问题上，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至于善后问题，本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在原则上取胜后，不失时机地促成中美建交。所以，布热津斯基建议双方从下个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邓小平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谈国际形势时，邓直接了当地批评美国人：“我想可能你们是怕得罪苏联，对不对？”
布氏回忆说，他当时很窝火，觉得受了委屈。于是他说，希望以后都不要攻击对方，以免加强苏联。邓没有反驳布氏的话。果然，5月23日以后，中国的报刊上就再不骂美国对苏联搞“绥靖主义”了。
其实，如果布热津斯基事先知道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的话，也许更能理解邓的风格了。1973年12月12日，在邓复出的那天，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通过周到细致的礼节安排来联络感情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邓和布氏在当天晚上继续会谈。这次会谈是在宴会上进行的。谈话中渐渐扯到个人。他们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席间，邓不断地把山珍海味往布氏的盘里添，他们频频互相祝酒。桌上那包“熊猫”牌香烟快抽完的时候，邓表示他有兴趣将来访问美国。布势津斯基当即表示，他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设宴答谢他。邓小平微笑地接受了。
中美建交，俄国人破□大骂，沈剑虹卷铺盖回家几个月后，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秘密会晤的结果公之于世，震惊了世界。
1978年12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晚9时，北京12月16日上午10时。
在这个时间里，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各自的首都同时宣读了中、美两国关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立即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同一天，两国政府还单方面各自发表了一个声明。中国的声明在最后部分说：“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于1979年1月份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和美国人达成的协议，在苏联和台湾方面引起了巨大反响。
苏联人大骂中国，不仅骂中国，也骂美国。12月16日晚，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扎米亚京和苏共中央一个部门的顾问组领导人布什林，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这两个人演双簧，一唱一和。他们说，“他们想在反苏基础上建立美中联盟，向他们选中的方向扩张……”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给卡特送了一封私人信件，“承认独立自主的大国之间应有的关系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事实。”他的信比较婉转、含蓄。他的真实意思主要由宣传机构去表述了。因为，他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反对两个主权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台湾那边则是乱成一团。12月16日凌晨2点，美国驻台湾“大使”昂格尔奉命匆匆忙忙求见蒋经国，告诉蒋：再过7个小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公布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并把卡特总统的一封信当面交给了蒋。
蒋经国又惊又气又恼，连夜将台湾当局所有高级党、政、军官员通通从睡梦中叫醒，于17日晨7点召开紧急会议。合众国际社在一条电讯中，对当时的台湾岛的情景作过这样的描述：
整个台湾岛沉浸在接近于惊慌失措和对美国、特别是对卡特极其愤慨的情绪之中。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以呆若木鸡、精疲力竭的神色，去参加一次在早晨7时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如果有可能采取对策的话。
12月29日，新年就要来临，五星红旗就要在美国土地上升起。台湾当局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在自己的官邸里收拾铺盖，眼含泪水，心情沉重。室内空空荡荡，凌乱不堪。室外草坪上风卷落叶，死气沉沉。两名雇员同沈某谈话时，哭了起来，更增加了悲哀气氛。沈某忍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很伤心”。“使馆”里别的人也动作迟缓，若有所失。一位秘书喃喃自语：“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太凄惨了”。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同志就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过：“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
现在，还不到30年，美国人就承认了。
卡特会见邓小平，“天文地理无所不谈”；邓小平巧语答难题，两巨头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访美，享受首脑待遇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
“羊大则美”。羊年象征着美丽、富庶、吉祥。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要去美国正式访问。
早上7点左右，邓小平的车队迎着凛冽的寒风向机场驶去。大街上人很少，昨天晚上，京城内外大风狂吹了一夜，刚刚开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的何止是喜悦。那天早上，许多中国人都在做着同一个梦，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梦。
是中华民族真正地在国际上叱咤风云的时候了。
那天，有一位中国老人，典型的中国学者赵朴初先生，满怀激情与期望，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启示下，挥笔写下了“欢送邓副总理访美——调寄西江月”：
光景晴空万里，风云事业千秋。
太平洋上看轻鸥，自在飞翔宇宙。
德渡滔滔海浪，回旋小小寰球；
喜听隔岸动歌喉，花雨缤纷满袖。
邓小平现在要去做的，就是这番千秋事业。
8点，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告别，他高兴地亲了亲小孙女的脸蛋，然后健步登上了中国民航公司的波音707客机。
赴美国访问，这是邓小平的第二次了。前一次是1974年4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但以正式身份访问美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新中国第一位高级领导人访美。
不久，飞机进入太平洋上空。浩渺的太平洋，从高空俯瞰，似乎平静无波，宛若一面巨大的明镜。
但是，邓小平的心里仍是心潮澎湃。
59年前，年仅15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另外85名同伴登上了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那是他第一次出国。蜷缩在四等舱里，忍受着蚊虫叮咬、闷热潮湿的这些中国青年们，他们要去寻求真理，用真理救国。
救国！
多么响亮的口号。
赴法勤工俭学的优秀青年们，曾经用法文散发了一份名叫“我们是些什么人？”的传单。现在，历史已对他们中间的优秀代表，作出了公正的答案。当时的《旅欧》周刊（五十六号）社论曾预料：“留法勤工俭学生，暂不论思想、学识如何，专就形式及精神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的中心人物。”
现在，这位怀着依旧年轻的心的老人正坐在波音飞机上，他要去和地球那边的人讨价还价。他一生经历了许多风浪。在每一次风浪前，他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镇静和善度难关的能力。
邓小平回头望了望远去的祖国，一股激情油然而生。
多可爱的国度！
这种感情是60年前他离开上海时回头看着渐渐远去的海岸时曾经出现过的。
搞中国政治的人，比谁都更清楚百余年的中国外交史，那是怎样的一部历史啊！
1861年，中国清朝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专管外交事宜。然而它向外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却是由美国人蒲安臣(1861——1867年任美驻华公使）率领的，由一名英国人翻译官柏卓安、法国人德善为助手，加上两个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组成的一个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中国代表团”。1868年他们从上海去美国，7月份，蒲安臣就非法和他的祖国签定了《中美续增条约八款》，扩大招募华工，扩大美国在华的传教权。后来，他们去了欧洲，到了伦敦、巴黎、柏林。不久，蒲安臣病死圣彼得堡，其他人员经意大利回国。参加此次出访的中国外交官，因为不太懂欧洲的外交礼仪，随地吐痰，被西方人骂为“东亚病夫”……
百余年过去了，太平洋还是太平洋，美国还是美国，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在邓小平的背后，站着十亿中国人，自从美国人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吃够苦头以后，再也不敢用“东亚病夫”的帽子来给中国人戴了。
是的，他们如何敢轻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人。别的不说，就说邓小平八十多岁还在北戴河大海里游几个小时泳不休息就够尼克松、卡特、里根或布什之辈受的了。
经过一万八千公里的飞行，北京时间29日凌晨4点半（美国东部时间28日下午3点半），波音707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天空中飘着雪花，邓小平走出机舱，满面红光。根据美国政府的安排，邓副总理的接待按照对外国政府首脑来访的接待规格，国务卿万斯前往机场欢迎。但是，在原定的接待计划之外，副总统蒙代尔也赶到机场来欢迎，这是一种破格的安排。邓小平还记得，他去年访日时，日本外相园田直走进机舱去迎接他，那也是一次破例。
正是这种破格的安排，才体现出邓小平的特殊身份以及他访美的特殊意义。
在接受了中国驻美联络处妇女代表的献花后，黑色的卡迪拉克牌轿车载着邓小平朝白宫方向驶去。邓小平一行就下榻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国宾馆）。
次日上午10点正，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为邓小平副总理举行正式欢迎仪式。
华盛顿那几天本来北风凛冽，雪雨交加，但这天上午，天气由阴转晴。10点差3分，卡特夫妇从白宫出来，走到南草坪上。10点正，邓副总理和夫人卓琳来到，同卡特总统夫妇热烈握手，并一起从红地毯上走上检阅台。南草坪上，草色青青，生机盎然。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各国记者挤满了剩余的草坪空地。此时，礼炮鸣放十九响、军乐队奏两国国歌。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土地上奏响，看着五星红旗在白宫门前高高飘扬。邓小平满怀信心地微笑着。
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主要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时，曾说过：
我接受卡特的邀请来访问你们的国家，肩负着三个使命。第一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情谊；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
《人民日报》对邓小平此次访美热情洋溢地评述道：“如果说，北京刚刚在鞭炮声中迎来了新春佳节的话，那么，华盛顿的礼炮声则迎来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时代。”
卡特盛赞邓小平
在华盛顿的三天，邓小平同卡特共进行过三次会谈。卡特在回忆记录中这样写道：
邓小平的访问是我在总统任期里的愉快经历之一。……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1月29日，邓小平与卡特举行第一次会谈。
邓小平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卡特说他“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会谈从寒暄开始。
“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呆过。”卡特一开始就套近乎，孰不知没套好，因为他那时是帮蒋介石打仗（当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责任不在他）。
邓小平诙谐地说：“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那你们早就见过面罗？”布热津斯基插话。
“是的。”邓小平微微一笑道。
其实，他们根本未见过面。邓小平的意思是：美国人与中国人民已经打过多年交道了……
原来，卡特少尉1948年底曾奉命随同美国潜艇部队的SS391鲳鱼号潜艇驶往中国，去为日薄西山、危在旦夕的蒋介石打气。
卡特后来回忆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他说：
我们在香港和青岛之间的中国沿海地区呆了几个月。……在中国大陆沿海活动的我国海军和英国海军舰只在码头停泊时，总是把舰首朝着港口出口的方向，以便能迅速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围着城市，他们在山区驻地的营火都可以看见。
出于政治目的，1976年，卡特在竞选总统时曾就对华政策问题讲过一些话。为了争得选票。在开始阶段，卡特州长在对华政策上含糊其词。但后来日渐明确。卡特希望在确保台湾不受“大陆中国军事力量压服或统治”的前提下，与新中国实现建交。这也是他当上总统后一直坚持的底牌。
而现在，建交问题已经解决，邓小平此次来华盛顿，就不是简单地谈台湾问题了。
邓小平在卡特讲话时聚精会神地听翻译。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卡特的谈话对他有所触动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中国官员有力地点点头。
卡特说他特别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从东南亚经印度北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和一些外部强国想利用这种形势的倾向；另一个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
邓小平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战争的危险，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几年来，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越来越小，更可担忧的是苏联。其他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他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人方面做得不够，苏联以外的世界的形势没有真正改善。
邓小平告诉卡特，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四化。邓和卡特都认为不存在谁打谁的牌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中美达成某个联盟来反对苏联，那将是个严重错误，只会进一步孤立苏联人。
当时越南在东南亚的行动已日益加剧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紧张局势。美国记者们对中国的态度最为感兴趣。他们力图从邓小平的口中掏出些东西。此次会谈刚一结束，邓小平就在美国国务院的休息室里撞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他同卡特谈了一些什么问题。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这句话将记者们的问题挡得严严实实，但又确实是实情。卡特很钦佩邓小平，他说邓“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邓小平与卡特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1月31日）上，他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等协议。
此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当邓小平回答“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
“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这是一个充满睿智的回答。一方面他正面避开了提问人“国内”一词的含义——提问人本意是问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以“有”一词回答，和下句的补充构成讲真话而又避开刁难的幽默感。另一方面，补充句中“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一语，既回答了整个问题，又借对方的话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可见，不是对方提问不行，而是邓小平的反应机敏过人。
与卡特会谈后，两人走出白宫。
白宫玫瑰园阳光灿烂、景色宜人。记者们问卡特总统的感受如何。卡特总统说此次会谈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记者又问及邓小平作何感想。邓表示，他完全同意卡特总统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转向主人说：“让我们再次握手吧。”
卡特和邓小平的手再一次握在一起。这时，邓副总理高兴地对卡特及记者们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记者们飞快地拍下了这个动人的场面。在场的所有人都欢呼，笑声充满了白宫的玫瑰园。
发自内心的、平等、友善的笑。
在布热津斯基家作客
访美之前，邓小平曾和布热津斯基约定，布氏将在家里招待邓一顿美国餐。
邓小平到美国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下飞机后不久，他便和夫人及主要随员一同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布氏住处。
首先去布热津斯基家，虽说是践约，但其意义并不只在邓布二人的友谊，按美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访问华盛顿和旅游全美期间，明显地把自己扮成一位美国的朋友。”的确，中国人应该广交朋友了。
布热津斯基，民主党人，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28年3月28日生于波兰华沙一前外交官家庭。幼年随父到国外，1953年移居美国，1958年加入美国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75年积极协助卡特竞选总统，其才干深为卡特佩服。后即被委以重任。此人积极主张联合中国，对苏强硬。
邓小平曾经看过有关布热津斯基的资料，而且也与他单独作过会谈。他深知结交美国政府各级官员的益处。在去布氏家的路上，邓小平一边观赏着美国的城市风光，一边沉思着这样一个问题：1972年，在打开中美友好关系的过程中，有一位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基辛格博士。基辛格是德国移民，规在这位布热津斯基又是波兰移民。
移民！美国人在和中国谈判建交时，曾经涉及过这个问题。1974年，美国刚通过一个“杰弗逊——瓦尼克法案”，邓小平是完全清楚的，那个法案针对苏联、东欧禁止自由移民的做法，规定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自由移民，美国将不给予这些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而邓小平此次访美，争取贸易最惠国待遇又是一项重要目的。看来，美国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必须作好准备。
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卡特总统和他谈判时，就提到移民政策问题。卡特要求中国放宽政策，让愿出国的中国人走，以便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邓小平早有防备，他首先说，中国的移民政策是不能和苏联相提并论的，然后俯身向前，似真非真地对卡特说：“好。我们可以让他们走，你们准备接纳一千万人吗？”卡特一下子不知所措。忙说：“No、No！”邓小平以自己的坦诚和机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卡特的刁难。这是后话。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家宴：
我很高兴能以家宴来招待他。我请了我的部属奥克森伯格，以及万斯、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等出席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几个孩子端菜服务。吃的是美国饭菜，喝的是上等的苏联伏特加酒，这酒是多勃雷宁（苏驻美大使）以前赠送给我的。我对邓小平说，我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向他敬酒。邓听了哈哈大笑。
可是那天晚上，一上来就遇到一场虚惊。邓小平一行人的车子已经到了我家门前，我正走出去迎接时，起居室壁炉的烟道堵塞，屋里顿时浓烟弥漫。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邓及其一行表示欢迎，用双手同他们一起握手，而我的妻子，穆斯卡，和奥克森伯格等手忙脚乱地把几台电风扇搬来放在窗旁，把烟扇出去，同时把起居室的门紧紧关上，不让烟扩散到房子的其它部分。邓小平夫妇不顾旅途劳顿，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
布热津斯基喝了点伏特加，劲头上来了。当众发表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因为布氏的用意显然不在于夸中国人，而是间接地批评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自尊自大思想。对于这种看法，邓小平深知回话的难处，肯定吧，有失民族尊严，否定吧，又生硬，又不务实。不愧是外交老手，邓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布热津斯基算是彻底折服了。
其实，他早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卡特在日记中曾说：
我回华盛顿时，兹比格（布氏的名字）已从中国回来。他对中国人大为倾倒。我说他着了迷了。
中国，在布氏和卡特的眼里，始终存在着神秘色彩，这至少在邓小平访美前是这样。布氏和卡特曾以邓小平为主题各把对方“涮”了一次。
第一次是卡特开布氏的玩笑。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领导人同时宣布了建交公报。次日，布热津斯基领着孩子正在波托马克河畔散步的时候，忽然口袋里的无线电召唤器响了。他连忙跑到公园里的电话亭去挂电话，白宫电话员告诉他，卡特总统从戴维营打电话找他。他与总统通了电话。卡特总统兴致很高，问他在干什么，然后说：
“老布啊，你知道吗，中国刚才已经反悔了。”
“什么？”布氏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喊起来。
卡特哈哈大笑，说：“没那事儿，没那事儿。”
布氏这才松下一口气说：“你真把我懵住了！”
第二次是布热津斯基“涮”卡特总统。
邓小平抵美前夕，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汇报情况时，声称邓小平特别要求美国人把他在布莱尔国宾馆卧室的温度调到华氏71度（约摄氏21度）。他接着说，按照卡特总统的节能指示，联邦各办公楼的室内温度不得调到华氏60度以上。布氏说：
“我已告诉中国方面，总统不能同意中方要求；邓小平卧室的温度只能调到66度这样的低温，不许再高。”
卡特大吃一惊，很不安地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布氏这才提醒他几周前卡特打电话“涮”他的事，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邓小平在布热津斯基家作客，给他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没过几天，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还异常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晚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奇！”
超级接待
与美国人打交道，这是建立平等关系以来的第一次。美国人也是小心陪同。在正式的宴会、晚会和私下谈话中，人人都心情愉快，兴致很高，好象有意要打破常常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
美国人想更多地了解邓小平、了解中国。
邓小平也想更多地了解美国、美国人。
美国人对邓小平副总理的接待可以说是超级接待。
首先是举行盛大国宴。
白宫的宴会厅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扩到140个座位后，就再也扩大不了了。邓小平一行一定觉得它太小了，因为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可容纳5000人同时用餐。不过，虽然美国的宴会厅小，但美国政界的主要决策人几乎都在这次宴会上出现了，甚至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也受到了卡特的邀请。卡特知道，中国领导人向来讲究不忘记老朋友。参加宴会的还有西方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
宴会厅布置得古朴、庄重、豪华。壁炉上方悬挂着一幅希里画的《亚伯拉罕·林肯画像》，林肯坐在那里，托腮沉思，从壁炉上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室内。为了作装饰，卡特总统特地请他故乡佐治亚州一些园艺爱好者在家庭花园里采选一批艳丽温馨的山茶花，用专车赶送到白宫来。山茶花，根据当地习惯，是喜庆吉祥的象征。当年卡特总统进入白宫时，就曾从佐治亚州运来山茶花布置就职仪式的大厅。这次，在宴会厅的每张桌子中央均放着一丛鲜艳的山茶山，周围点燃着一圈明烛。这别具一格的布置，表示了美国主人的良好愿望。
八人桌的每个座席前都有镌刻的菜单卡。菜单是卡特夫人亲自主持、名厨反复研究而成的。菜单和座位卡都是由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独具匠心。
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坐在首席，同桌的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女演员雪莱·麦克莱恩和哈佛大学中国通费正清教授。
卡特回忆说
席间，他（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与他为伴使人觉得高兴。在整个宴会期间，他喜欢谈论他自己的国家的生活，以及他认为他们的生活正在如何如何改善。我们就我幼年就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心平气和的争论。他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一些是好的，然而，他坚持说有许多人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我向他提出他们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他也说其中许多医院和学校至今尚在。他强烈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这个意见。但是，当我向他建议应当允许不受哏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时，他听时很留神，答应研究此事。
(后来，他的行动表现出考虑了这两个建议）。
同席的费正清，原名JohnKingFaibank。如年代曾在中国呆过7年，兼着学者和外交人员两种身份。后一直在哈佛大学讲中国学。从“友好”的角度来看，费正清教授还是能够现实地看待和处理一些中美间的问题的。他积极主张美中关系正常化，他还对美国企图改变中国的做法进行了抨击。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直到最近一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库，美国过多的刺激物可以激起过度紧张，从而也许导致爆炸。”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多半放肆。”
正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才为他赢得了和中美两国领导人同席用餐的殊荣。席间，邓小平问费正清：
“贵庚？”
“72岁。”费答。
“我今年74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国宴后，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文艺晚会，又是美国朋友的一种破格安排。往常，美国政府在国宴后就接着在白宫宴会厅或玫瑰园里举行小型演出，款待客人。但这次邓小平访美，各界人士要求欢迎他的人太多，卡特总统决定把文艺演出改在豪华的肯尼迪中心举行。
演出团汇聚了包括著名吉它演唱家约翰·丹佛在内的艺术家。为取悦邓，美国人还在演出中穿插了职业篮球表演赛。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共耗资50万美元。
演出结束时，有一个场面很是激动人心。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和夫人陪同下走上舞台。卓琳亲切地同卡特总统十一岁的女儿艾米牵着手，邓小平则同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后，慈祥地俯身同表演中国歌曲合唱的孩子们亲吻。这时，在场的很多美国朋友热泪盈眶。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批准采访邓副总理访问的记者达1100多人。相当于举办一场奥运会的规模。
除了1946年丘吉尔访美，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欢迎活动。这就是席卷华盛顿的“邓旋风”。
放弃台湾，卡特总统上了被告席。共进午餐，邓小平展开“院外游说”。广交朋友，油印博士喜获名誉博士称号。
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留了“尾巴”
1977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曾明确地提出中美建交的条件，他说：“如果要解决，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
第二年12月16日，在公布的《中美建交公报》之外，中美各附声明一个。美方声明：
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给予美利坚合众国以类似的承认。美国从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同一天，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它将终止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它将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撒出美国余留的军事人员。“然而，美国人留了个”尾巴他们声明：美国继续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他们不仅留了尾巴，而且要继续做一些中国人不愿看到的事——人们评述，卡特总统“功中有过”。
邓小平早就说过：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美国人现在虽然成了“朋友”了，但他们还要坚持其政策的“惯性”。
卡特总统在12月15日晚宣布和中国建交的电视讲演中就说：“我们将继续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他还表示“特别注意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不会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
卡特总统发表这篇电视演说两个半小时后，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发表了一篇电视谈话。
布氏说：“放弃台湾？不，我们肯定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是必须让美国人民了解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放弃台湾。”他说：“中国人以武力夺取台湾？”——针对记者的提问，他自己又重复了一遍。他回答说：“入侵台湾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想法。”
博士在这里用了“侵略”一词，暗含着他仍然在坚持“两个中国”。
美国人的关心很快便付诸实施：用新约代替旧约，继续维持官方关系。
宣布建交后的第三天，即1978年12月19日，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包括国防部发言人托马斯·罗斯，正式宣布，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订单，已经预定到1983年，总金额为6.25亿美元。后来的消息证实，台湾从美国买了数十架F——5E战斗机和响尾蛇空——空导弹，以及鹰式防空导弹。
在邓小平访美前三天即1979年1月26日，卡特总统向国会提出了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案，表示以后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为此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处理有关事务。这个提案于当年3月底被国会通过，4月10日，卡特签署其成为法律。这就是为中美新关系蒙上阴影的《与台湾关系法》。
这就说明美台关系不简单地只是藕断丝连的关系，它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间关系的特征。
卡特总统成了被告
卡特总统本可以否决这个法案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何故如此？原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当时就对华政策问题发生了剧烈冲突。
冲突的焦点在于是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台湾的关系还是放弃台湾？卡特总统决定在这二者之间走钢丝。
但是，他毕竟得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从台湾撤军。而与台湾之间的条约关系是在国会的推动下达成的，国会中有一大帮亲台派。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时，美国参议院里有一位唱反调的主角，他就是著名的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此人祖籍俄罗斯（又是移民出身），本人生于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年轻的戈德华特曾是亚利桑那州最大的百货公司的董事长。二战时期，参加远东空战，1962晋升空军后备役少将。从1952年起即当选为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此后连选连任。1964年曾和约翰逊竞选过总统，大败。后即在国会上专事反共之职。
1972年，他公开破口大骂老朋友尼克松访华，从此与尼克松的交情一刀两断；
1978年5月，布热津斯棊访华，他赶写了一本60页的小册子，发给参议员们传阅。提出要“弹劾总统”，理由是总统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宪的，应交国会表决。
可惜此次挑畔反响不大。
同年12月22日，参议员戈德华特先生又使出一杀手锏：到法院告状。他向美国联邦设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初审法院送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宣布终止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违反宪法”。
诉状有10多名议员签名。
初审法院受理了此案。
参议院和卡特政府剑拔弩张，双方先以舆论上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和解释工作。一时间，美国上层社会展开了对华政策大辩论，盛况空前。
1979年5月8日，法院审判庭开庭，审理戈德华特参议员诉卡特总统案。为卡特辩护的是政府的司法部长格里劳·贝尔律师。
贝尔律师在辩护中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终止对台条约，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从根本上说来，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官没有必要考虑这个诉讼案，它不应由法院处理。总统是国家对外关系方面的唯一发言人；第二，美国宪法只让国会在缔结条约方面发挥作用，没有让它在终止条约方面发挥作用。
接着，国务院的律师又列举了总统废止条约不经过国会表决的各种先例。
美国总统的辩护律师如果再举出下面的理由，则更具说服力了：卡特总统是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任何一缔约国得于废约之通知送达另一缔约国一年后予以终止”的规定宣布废约的，因此，卡特的行为并不违反条约本身。
戈德华特参议员及其律师们却提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
一个月后，主审法官加希只好驳回了他们的起诉。但该法官说，除非“联邦国会用实际行动”反对总统单方面终止条约的决定，否则，本诉讼案无实际意义。
戈氏参议员抓住此条，穷追猛打。
就在加希法官作出裁决的当日，参议院以59票对35票通过一项修正案，说如果没有取得参议院的同意，总统不能单独终止一项条约。
戈氏的国会帮取得这点成绩，使他如获至宝。他再次“击鼓鸣冤”。
同年10月17日，初审法院法官加希，事隔数日，便摇身一变，裁决戈氏等人控告有理。戈氏眉开眼笑。
但他高兴得太早了。
过了两天，美国司法部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加希法官的裁决，以使美台条约于1979年12月31日午夜终止。
11月13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开庭。庭内挤满了人，座无虚席。
双方律师在法庭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尖锐对立。
11月30日，上诉法院判卡特政府一方胜诉，驳回初审法院的判决。
戈氏想必就此罢手吧？不，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去最高法院。
此时，情况紧急，因为再过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将会作出强烈的反应——如果按期不能废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话。
戈氏也急了，他要求12月19日开庭。
但是，最高法院不听辩论，于12月13日宣布：维持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认为总统有权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裁决，下令将戈德华特参议员的上诉书退交下级法院，予以驳回。
原来，最高法院中的9名法官以7：2的绝对优势认为没有必要开庭，就这么办了。
此时此刻，年近70的戈氏参议员走投无路了。
这场官司，打了一年，是美国三权分立制的特有产物。最后以总统的胜利而告终。这正应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说服议员，争取朋友
对于美国国会和政府的这场大辨论，中国没有介入，但却是辩论的对象国。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保守派参议员们曾有友好表示，邀请他们来中国看看，但他们不予理睬。他们对新中国政府存在着天然的偏见。
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27位美国记者。美联社记者罗德尼克问邓：戈德华特参议员对中国政府的邀请没有表示，邓副总理又即将访美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愿意在华盛顿同戈德华特参议员谈这个问题？
邓小平微微摆了摆手，说：“不在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我如果有机会见到他，我会当面邀请他访问中国。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戈德华特先生了解中国。”
对于这个消息，戈氏参议员视而不见。
但是不久，当邓旋风席卷美国的时候，他也不得不为中国领导人的风范暗暗折服。
由于卡特和国会的这层关系，邓小平注意到了美国国会的重要地位。在以往，中国的外交做得不够深、不够细，关键问题是对别国的内部运作不太了解。在美国，院外游说是一个正式、有效的政治活动。国民党逃台后30年，曾凭借其在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多次影响了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对华政策。
现在，邓小平认为有必要同美国议员们谈谈。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访美第二天。
中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等人在参议院门外迎来了来自东方的客人。二百多名美国议员和政界著名人士参加了此次宴会。
在祝酒辞中，双方都是冠冕堂皇，皆大欢喜，用完餐以后，邓小平和参议院的领袖们进行了私下会见。
有参议员问：“我们很关心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做法。”邓副总理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议员们哗然。邓小平的雄才大略令他们佩服不已。
看来，中国并不是如保守派议员想象的僵化地处理台湾问题。美国议员们仿佛从邓小平的话中听出了他们想听的内容。
当天下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为邓小平一行举行茶话会。
茶话会盛况空前，大厅里挤满了100多名众议员和数十名记者。
邓小平语重心长，侃侃而谈：
不仅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两个大国能够永远友好下去。诸位先生同我们一样，肩负着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我们愿意与诸位一起为尽到我们的责任而努力。
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扎希洛基，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罗兹等都在发言中表示愿意为促进中美友谊而努力。
百名议员长时间鼓掌欢迎邓小平，他们一一与邓小平握手并要求签名留念。接着又在一片掌声中，议员们送给邓副总理一本书：《亚伯拉罕·林肯》。
从众议院出来，邓小平一行又忙不迭地去参加美国六个社会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邓小平没有丝毫疲倦地走会议厅，全场800多名美国各阶层人士起立鼓掌欢迎。
讲话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越南侵柬问题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为了国标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f示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東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人民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们不希望打仗，除非别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战争。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努力延缓新世界战争的爆发。
邓小平的话相当有份量。
他的讲话成为次日美国和世界各大报刊的重头新闻。
因为越南人在东南亚已经向前迈进了十步，向中国迈进了十步，中国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人们在猜测，越南人也在猜测。
当天晚上，邓小平还出席了由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美华人协会和旅美华侨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豪华的希尔顿会议大厅里悬挂着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横幅：“热烈欢迎邓副总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向台湾当局发出信息，表示要“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理的政策。”
1月30日的一天，邓小平参加了四个大型招待会，纵论世界大事，横谈国际关系，既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又向有关方面施加了压力、作出了暗示。他那种不用讲稿，出口成章的演讲才能，令美国议员、官员、学者和商人们大开眼界。
从油印博士到名誉法律博士
1月31日，邓小平刚刚起床，洗漱完备，楼下早餐厅的负责人和美国礼宾司的人走上来对邓的礼宾负责人说，美国五个部长和卡特总统的其他高级助手已经准备好了。
原来，美国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运输部的部长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总统贸易谈判代表、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助理国务卿等人早早就驱车来到布莱尔大厦，准备同邓小平共进早餐。
早餐不很丰盛，但却精致。
宾主频频互相劝酒。这场特别的早餐会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到客人驻地来进早餐，而且派的都是卡特的内阁和心腹，可见得美国人是用尽心思。
不但如此，他们的安排是一环紧扣一环。
用完早餐后不久，美国坦尔大学的三十多名教职员、学生以及校董事会和校友的代表在校长马文·瓦赫曼博士的带领下，来到布莱尔大厦。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律博士学位。
坦普尔大学创立于1884年，有3万5千名学生。当瓦赫曼校长把证书授予邓小平的时候，他说：
在两囯关系正常化这一历史时刻，你柚出时间同我们一起来强调教育在一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感人的。……你重新确立了学术水平并且鼓励尊重作为教育科学发展基础的智力劳动，从而整顿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有鉴于此，坦普尔大学决定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律博士学位。当之无愧。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那一年，就做了一件大事：恢复高考招生。
激动，人们首先是激动。
久已木讷的头脑开始恢复公式、ABC……
成千上万的青年干完白天的农活、工活，四处找寻发霉的教科书，挑灯夜战……
又有许多的拖儿带女的老青年含着眼泪，憧憬着学校那可爱的教室、那可爱的黑板……
一个晚上，中华大地慢慢地从昏睡中醒来了。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见小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说：
……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给我评价时就讲“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说：
……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旗帜鲜明地再次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
可以说，邓小平的威望是与他在中国重新树起科学大旗、树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旗分不开的。
坦普尔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律博士学位，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还有一顶“博士”头衔——油印博士。
原来，1922年，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参加了中共“法国支部”。该支部有一刊物叫《少年》，1924年2月，改名《赤光》出版。这个半月刊杂志具有很强的斗争性、现实性和鼓动性。邓小平当时是该编辑组里最年轻的成员。除周恩来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象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一样为刊物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他埋头工作，用灵巧的手把一个个字刻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出。在戈德佛鲁瓦大街（巴黎）17号楼2楼周恩来的房间里，这个临时凑合的编辑室，每天都是一片忙碌。
邓小平因工作出色而获得了同志们的高度赞扬。他的手工活令人叫绝，每一划都刻得漂亮、清楚，印刷也干得十分出色，以致于人们都以为这些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的。因此，邓小平获得了“油印博士”的雅号。
如今，事隔半个多世纪，邓小平真正获得了博士称号。
从油印“博士”到名誉法律博士，时间很长，但所体现的邓小平的精神只有一个：认真实干。
邓小平在接受学位的时候说得更好，他说：
“这不仅是给我个人的荣誉，也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尊重的表示。”
会见老朋友，在华盛顿收到40年前毛泽东给他的信。
中国人从来不忘记老朋友。
邓小平访美，除了结识新朋友外，还要和老朋友叙旧。
在华盛顿，他会见了尼克松和華辛格。这两位朋友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尼克松虽因“水门事件”而辞去总统职务，但他在解决中美关系方面，功不可没。
邓小平是在白宫的盛大宴会上见到尼克松的。尼克松走进宴会厅时，嘘声四起，但他表现得非常镇定。当乐队奏响《美丽的阿美利加》时，尼克松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到中国时听到的那支。”
后来，尼克松又五次会见邓小平，一直到1989年下半年尼克松再次老将出马，缓和中美关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每次我都带着对邓小平充满决心和信心的更深刻印象离开北京。每次这位领导人给我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有所出现的变化而得到加强。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多的是由一大批普通人书写的。
邓小平在华盛顿还见到了斯诺的夫人海伦。
海伦·福斯特，1931年8月自美国犹他州家中出发，只身来到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时年24岁。
来上海的次日，海伦便在冷饮店里认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此开始了他们和中国之间难分难离的姻缘。1932年，他们在日本结婚，然后掉头回中国，定居北京。
以后的事情，便极富于传奇色彩了。
1936年6月，斯诺在《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美国兰登书屋的资助下，经过宋庆龄的介绍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帮助，只身秘密到达陕北。
在这里，他看到了与白区宣传截然不同的时代，4个月后，他饱含激情，写就了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朴实的笔调、精彩的分析和大量的图片，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实况。
斯诺兴奋之极，为了让他的夫人也能分享这次奇特的旅行，他托人梢信给在北京的海伦，叫她试试能否到西北区来看看。
海伦到达西安后，因国民党把守森严，未能进入苏区。旋即发生“西安事变”，计划暂时搁置下来。
1937年4月，海伦再次到达西安，在一名美国人的帮助下，她得以摆脱7名警察的严密监视，坐着一辆将军车抵达西北军驻地三原，然后由彭德怀派人接到了红军的前线所在地云阳镇。
几天后，海伦终于到达陕北，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亲切会见。当时邓小平和任弼时已率领部队前往云阳，她没有见着。在她一再恳求下，毛泽东给她写了封介绍信。海伦拿着信去云阳，但任、邓的部队已经先她几小时开发了。
真是遗憾。
此后一隔就是40余年。
当海伦得知邓小平访美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往华盛顿。
经美国方面安排，她终于见到了邓小平。
这位年过70岁的老人，端详着她当年没有晤面的这位中国奇人，半晌，才感慨地说：
“你好难找啊！”
“你就是斯诺夫人？”邓小平热情地握住海伦的手，亲切地问。
“是的。”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这时，海伦颤抖着拿出42年前毛泽东写的介绍信，交给了它的收信人。
信上这样写道：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1937年8月19日
邓小平接过信，记者们飞快地拍下了这动人的一瞬。
提起美国老朋友，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美国三“S”：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
斯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
史沫特莱写了《伟大的道路》（朱德传）；
斯特朗向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报道。
他们的命运是那么紧地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他们都在临终留言：“我爱中国。请把我的骨灰留在中国。”
史沫特莱女士，1950年逝世于伦敦，康克清同志从北京机场迎来了她的骨灰，葬在八宝山。朱德同志亲自题写了她的墓碑。
斯特朗女士，1970年逝世于北京，她也葬在八宝山，墓碑是郭沫若同志题的。
斯诺，1972年病逝于美国。按照他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1973年，周恩来同志带病出席了安放仪式。叶剑英同志题写了墓碑。
中国的一名新华社记者在邓小平访美前夕曾访问美国，他有过一段感人的记述：
有一天我们在烟波浩瀚的大西洋畔漫步，波士顿一家报纸的主编凝望着滔滔大海回忆说，在他小时候，母亲经常带他到海边散步，边散步，边给他讲故事，说海面上是美国，海下面就是中国，只要把海挖通，就可以到中国了。那时，他也曾天真地拿着一把铲子，在海滩上挖呀挖呀，想到中国去。
其实，又有多少美国孩子、多少中国孩子这么天真地想过！
历史应该记住中美友好往来的先驱者们。
坐着总统专机畅游美国。巨商大贾闻风而动，“跟踪追击”。吃烤牛肉、戴牛仔帽，风靡西部。
美国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特例。
它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大国。
美洲大陆被欧洲人“发现”到现在仅500年。
200多年前美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北美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几乎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
如今，它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