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罪状”，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一手遮天，林彪发布“一号令”妄图篡党夺权。
邓小平的“大罪状”
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叱咤风云，屡受毛泽东的赞扬。因为他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看法一致。
然而，在国内事务中，邓小平与刘少奇站到了一边。他支持刘少奇的包产到户、家庭单干政策。毛泽东斥之为搞资本主义。1964年起，毛泽东发动了以“四清”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倾批判逐步在全国抬头。
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力图加以控制。1965年3月，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邓小平批评左派分子说。
邓小平纠“左”，毛泽东极为不满。在多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与邓小平。由于在国内事务中，邓小平与毛泽东观点相左，这位在国际事务中叱咤风云的总书记很快大祸临头。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的烽火由毛主席点燃，烧到了革命战友身上。1967年，这把火由中央烧到了社会的基层。
这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在首版刊登毛泽东在1963年2月5日写的《满江红》：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边。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故。
这首诗斗志昂扬，充满革命精神。此刻在首都几大报端上刊出，就是要宣扬造反精神。
上午十时左右，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红卫兵们联络的几十万群众在此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游行集会。
一个造反派领袖身穿军绿装，戴着“红卫兵”袖标，走上了主席台。他宣读了《告北京市全市人民书》，枇判刘少奇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有”二十大罪状“邓小平有”十大罪状。
邓小平的十大罪状是：
一，作为总书记有擅权行为；
二，批判个人崇拜褒渎毛泽东的权威；
三，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四，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与学位；
五，1961年通过高教60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六，反对毛泽东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七，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政策的批判；
八，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
九，“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
十，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到北京。
在全国上下揪走资派运动中，第二号走资派备受凌辱。
1967年8月，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江青、康生坐阵钓鱼台，发号施令，要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来庆祝一周年。
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被造反派围住。
“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
“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年过花甲的邓小平站在烈日下，两个彪汉架着他。
“你和刘少奇怎样镇压学生的？老实交代！”
“我同意派工作组，但是是政治局常委同意的。这件事少奇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邓小平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只是身体受不了，稍稍抬了抬头。
造反派头子见状，用手使劲压了一下邓小平的头。杀气腾腾地吼道：
“你不老实，还狡辩，敢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老人身经百战，没有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屈辱，反而倒霉在革命后代、这些无知的红卫兵手中。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邓小平歪着头，用愤怒的眼神扫了造反派一眼。
造反派头子，心里发虚，哪里见过如此光芒四射的眼神。他立即挥起拳头，高呼口号，掩饰心虚。
“邓小平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我们要深揭狠批！”他声色俱厉。接着喊道：“打倒邓小平。”
造反派们高喊着口号，邓小平忍受着屈辱。谁叫革命小将，年轻无知呢。
林副主席的“第一号令”
1969年春天，中国一个多灾多难的季节。
中共九大召开，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林彪爬到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对毛泽东长期忠心耿耿、一心为党的周恩来屈居第三。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垮台了。
林彪、江青集团的亲信，在新选出的政治局中占了半数以上。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云、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均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林彪表面上踌躇满志，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个怕光、怕风、怕水的副统帅时刻感到恐怖与威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全国千疮百孔，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3月，珍宝岛事件，苏联在东北边境大兵压境；
5月至6月，苏军陆空立体战，在新疆裕民县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几十人；
在整个中苏边境线上，漫漫几千里，苏联部署了55个步兵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12个战役火箭师。
苏联陈乓百万，虎视眈眈。中国的安全面临威胁。
林彪主持中央工作，心里无不感到恐惧。但是，他更担心的还是党内那些仍然影响军队的人。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元老们虽然靠边站，但他们在北京就是对林彪的威胁。
他在准备着一场阴谋，篡党夺权。即利用反苏备战的名义，把主要的中央领导赶出北京。
1969年10月18日，一个名叫“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的中央军委指示下达全军。它以苏联军队迅速南下，突袭北京为借口，擅自发布警报，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个中央军委第一号令，实质上是林彪预演的一场政变阴谋。在军队里，老同志由于长期领导部队，有自己的权威。即使他们不在任上，老部下们仍然拥护他们。这是林彪篡夺军权的心病。他想通过一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中元老赶出北京，扫除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
朱德、李富春到了广东；
叶剑英到了长沙；
陈毅到了石家庄。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运最惨！他病重在身，插着鼻饲管被押到开封。后来逝世在那里。
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去劳动。
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卓琳夫妇带着继母夏伯根来到北京车站。三位老人凄凉地离开了北京。
身处逆境，决不自暴自弃，伟人自有复出时；
“九·一三事件”后，上书毛泽东，主席收信百感交集。
“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邓小平身处逆境，意志坚强。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要求他们关照邓小平。
他在困苦时没有彷徨，在冤屈中没有沉沦。邓小平相信，毛泽东迟早会理解他，给他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机会。
林彪的暴亡，给邓小平送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1971年11月，林彪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罕已过去快两个月。全国人民还不太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中央决定通过各基层党组织下达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叛乱的罪行，以便全国人民能够逐渐消化和接受“副统帅”叛逃苏联暴亡的事实。一天上午，邓小平夫妇所在的新建县委布置县拖拉机修配厂党支部，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经过和陈伯达的历史罪证。
林彪搞“571工程”，阴谋加害毛主席。工人们震惊不已。林副主席原来是个最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就是为了骗取毛主席的信任。这家伙该死！
与群情激愤的工人不同，邓小平端坐在会场后面，表情沉重。他早知道，林彪会有今天的下场。
回到简陋的家中，邓小平把借来的中共中央文件打开，逐字逐句阅读起来。林彪这个反党分子，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不惜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垮，把老同志往死里整。手段阴险，用心卑劣，亘古未有。读到气愤之处，他对家人说了一句：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上书毛泽东自荐复出
林彪的暴死，打破了邓小平心海的宁静。建国后，林彪一直在军队工作，邓小平则一直在国务院工作。两人不太熟悉。在党的八大时候，邓小平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政治局常委中。那时林彪还在邓小平之后。林彪搞阴谋、耍权术，踩着老同志往上爬，邓小平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只可惜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不喜欢这个小个子了。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现在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
邓小平彻夜不眠，心中波浪翻滚。想到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想到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他再也待不住了。“毛泽东一定会理解我。”他心里在想。于是拿出笔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言：
我同林彪不很熟悉，但尽管如此，随时准备参加批判他的运动。以前我也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犯过错误。现在我想真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决不翻案。现在我身体徤康，希望党给我一个普通职位，以便我在有生之年能为党和人民服务。
邓小平
信在听完传达后第3天就寄出去了。邓小平等候毛泽东与中央的指示。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党的接班人，结果叛逃苏联。林彪事件给毛泽东沉重的打击。他面对文革的残局，想到了被林彪迫害、排挤的一大批老同志。
周恩来重新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北京恢复军权，担任军委秘书长。
“三老四帅”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
邓小平是毛泽东亲自同意打下的“第二号走资派”，如何启用他呢？周恩来想着法子，让邓小平出山，而又让毛泽车不失领袖的面子与权威。
机会终于到来！
1972年1月6日，受到林彪迫害的陈毅元帅逝世。在当时的气氛下，追悼会的安排是低调的，主席与中央主要领导人均不出席。
然而，毛泽东看到有关追悼会的文件后，划掉了“有功有过”四个字。陈毅毕竟是追随毛泽东一辈子的老战友，他敢于顶撞林彪；身边象陈毅这样的忠诚战友也不多了，想到这里，主席想起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以及其它老革命家。特别是“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困境中仍然写信给中央要求复出，为党工作。怎样让邓小平出来呢？他毕竟是人才难得啊！
1月10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即将举行。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意识到毛泽东这一举动的意义重大，马上以最快速度通知了在京的主要中央领导参加陈毅追悼会。
主席参加追悼会，大大提高了追悼会的规格。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还看似无意，实际上是有心地对张茜说，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是想通过追悼会，重新肯定陈毅及一大批老干部，希望他们重新出来工作。
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子女们把毛主席的话传出去，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造风声。
1972年“五·一节”前后，先期由江西回到北京的王震将军向中央汇报工作，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极力建议毛泽东尽早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王震见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刘少奇与邓小平是有区别的，我要向中央上书让你爸爸出来为党工作。”
邓小平得知大家都希望自己复出，经过深思熟虑，于8月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又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为党再做些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信转交给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无论打倒谁，重用谁，都是从放风声造舆论开始，先下点毛毛雨，让大家有心理准备，时机成熟了，正式作出决定。
主席的批示，实际上等于给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周恩来见后心花怒放，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主席批示与邓小平的信复制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做些参观访问和研究活动，了解社会，熟悉情况。
他已经有4年离开了中央，脱离了社会，一直在江西监督劳动。4年了！他需要时间重新开始工作。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请他们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他们建议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毛泽东予以批准。
1973年2月，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返京。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指出：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指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千部政策。
重返北京后，邓小平没有再搬进中南海居住。中南海，中国权力的枢纽。他伤心地离开了五年。现在，他回来了，重新回到了中国权力的核心。
周恩来奉旨巧安排，“二号走资派”复职副总理；邓小平国宴露面，毛泽东再请军师出山。
1973年3月28日，中南海里。
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坐在会客室里，等候邓小平的到来。
周恩来已患有癌症，身体枯瘦。可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千疮百孔需要他来治理。国家离不开他，毛泽东更离不开他。周恩来也在琢磨着为自己找接班的人。
邓小平是接替总理任职的最合适人选，可是他已离开中南海5年了；中央的情况已有了很大变化。得让大家信任地，拥护他。不一会儿，邓小平走进会客室。
周恩来起身与老战友握手。邓小平握着周恩来瘦而有力的手，感慨地说：
“总理，你太瘦了，要保重身体啊！”
“别谈这些。中央决定恢复你的职务，大家都是满意的。”周恩来说。
“感谢主席和总理的信任，我要在有生之年竭力为党工作。”邓小平语气平缓。
“明天主席要约见你，跟你谈谈。要准备好啊！”周恩来对邓小平叮嘱道。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和邓小平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毛泽东费了两年的时间思考着邓小平的问题。林彪垮台，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钦定的接班人原来是奸臣。惨痛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周恩来与邓小平才是治国安邦之才。
邓小平官复原职，只有中央内部了解，全国人民还不知道。周恩来心里在想，要让邓小平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
1973年4月12日，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70年代初期，电视机尚未进入中国平常家庭。人们只能通过电影新闻纪录片了解中央的外事活动，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这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中。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与会者还没有各就各位。人们正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座。
这时一个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大家眼前。他，就是邓小平。说他陌生，因为已有7年没有在如此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了；说他面熟，1958年以来，他一直是中央总书记，经常主持重要活动。
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应邀出席宴会。职业的敏感性，促使他将这戏剧性的镜头录入了脑海。后来他写了一本《邓小平传》，书中专门记载了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国宴亮相的镜头。
他孤独一人，站在宴会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祙子是白色的。此刘，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晴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7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在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邓小平终于在全国乃至世界人民面前亮相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又成了国务院副总理。8月，中共十大选他当中央委员。
自1966年被打倒以来，多少革命干部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经不起折磨，病逝在医院；有的受不了打击，以自杀来抗争。邓小平，凭着革命家的坚强意志，挺了过来。正如古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毛泽东请“军师”，邓小平担重任
青山依旧，江河不朽。人却有生老病死。
总理病重，主席着急。接班人问题怎么办？
由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严重，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逐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973年12月12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前的会议都是毛泽东作批示，周恩来主持。他今天亲自主持，事关重大。
一年前，毛泽东患了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抢救，才能幸免。此次病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周恩来也病情恶化，毛泽东感到必须做好中央的人事安排。
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意义在此。
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瘫痪状态很不满。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他还建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
“他和剑英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希望全党步调一致。
事隔两天，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的讲话中，对邓小平的工作安排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指示：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为让邓小平承担重任，要做细致的工作。在政治局的委员中，有人为邓的复出拍手称快，有人气得发抖。江青、张春桥也想当权。“四人帮”对邓小平恨之入骨。
12月15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同志会议。
老人家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全党听他的话。
唱完歌，毛泽东说：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接着，毛泽东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各位将军宣布了邓小平的新任命：
“我们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老人家转过身来对邓小平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许与肯定。为了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
毛泽东通过这几次重要会议，使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决定：
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 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至此，邓小平重新进入了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核心。从“二号走资派”到今天东山再起，重入中国权力的核心，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怀有野心，江青反对邓小平率团出使联合国；
主意已定，毛泽东说：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
1974年4月9日，美国纽约。
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风熏柳，万花竞艳。资本主义大都会的生活一如往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联合国总部，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象征各国主权的国旗在空中飘扬。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日本的太阳旗……中国的五星红旗，一面面，是那么庄严，那么肃穆。
今天，联合国研究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大会在此开幕。
这是一次第三世界团结反霸，讨论反对超级大国剥削与掠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盛会。在联合国成立29年的历史里还是第一次，标志着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
第三世界能有今天，来之不易！
联合国的成长与发展史，就是超级大国操纵和控制表决机器，为本国服务的过程。
当初，联合国诞生时，宪章写入了多么美妙动听的词语：
“为避免人类再历战争之惨祸”，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并依国际法之原则，调解国际争端；发展国际间之友好关系，增进普遍和平；协调各国行动。
然而，超级大国把联合国宪章完全抛在脑后，奉行实力政策与强权政治。联合国只是它们的表决机器而已。
1950年，美国侵略朝鲜，反而控制联合国通过决议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为“侵略者”；
1960年，美国以“恢复刚果法律与秩序”为名，组织联合国军队，干涉刚果内政，杀害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颠覆刚果合法政府；
1964年，美国制造“东京湾事件”，突然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贼喊捉贼，向安理会提出控告。
1971年，印巴战争爆发，美苏联手，在安理会偏袒印度，安排停火，结果肢解了巴基斯坦；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也由于美国长期控制，致使该问题22年得不到解决。正因如此，中国一直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不民主的讲坛。
然而，历史进入7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团结与觉醒，联合国才摆脱了受超级大国控制的局面。
中国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恢复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就是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产物。
5、60年代，美国拉拢仆从国，玩弄什么“暂不讨论”、“多数否决”、“重要事项”，始终不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在第26届联大上，第三世界代表以75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接纳中国的决议。
据说，联合国表决后，第三世界的代表们全体欢呼起来，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在大厅内跳起了“胜利舞”，那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是后来任总统的布什先生。他感到悲伤，认为“这是美国一个丢脸的时刻。”
中国进入联合国，结束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表决的历史。中国始终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
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召开特别联大，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
1974年1月，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布迈丁提出倡议召开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予以赞成和支持。
可是，在中国代表团派谁率团与会的问题上，中央内部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中国进入联合国就是第三世界穷朋友的支持，这次第六届特别联大，中国应该派高规格代表团与会。
3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率团与会时，毛泽东批示让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刻骨铭心。
早在一年前（1973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复出时，江青就坚决反对邓的出山。
那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他拿出邓小平致毛泽东及中央要求为党工作的原信和毛泽东的批示，讨论邓小平重新启用问题。
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主张根据主席批示，立即启用邓小平，不能再拖了。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邓小平水火不容，视他为抢班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自然极力反对重新启用邓小平。
但是，江青很犯难。周恩来手中握着毛泽东批示这把尚方宝剑。如果举手赞成启用邓小平，无疑是向邓小平投降了。如果反对启用，这不仅是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对着干，也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岂不是罪莫大焉！
江青一伙只好暂时退让妥协，同意毛泽东启用邓小平。
中国代表团出席第六届联大是一次特别重要的外事活动，代表团团长不仅可以在美国风光一番，也可以显示其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江青知道这一点，因此她极力反对让邓小平去，企图让张春桥取而代之。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十分恼火，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
理屈词穷，美苏代表遭第三世界的围攻；
穿梭外交，邓困长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
中国出席这次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团结的有经验的外交队伍。
团长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虽是刚刚复出一年，可他早已是举世闻名的资深政治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苏大论战中有过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历，外交经验丰富。
副团长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长期跟随周恩来做外事工作，被人称为国际知识的活字典，是中国第一任出席联大的正式代表。副团长黄华，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也是一位老外交官。其他成员也是我国培养出来的职业外交官。
这样一支精干的队伍与会，肯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亚非拉代表团结反霸
这是一次政治分野明显的会议，是一次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掠夺、剥削与控制的大会。
第三世界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包括亚非以及其他地区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它们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在经济上还是穷国。超级大国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控制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的产品，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品价格，残酷剥削，攫取高额利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困难。全球南北矛盾，贫富悬殊日益扩大。
第三世界国家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状况，坚决主张按公平合理的价格进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可是，第三世界是小国、穷国、弱国，拿什么去与美苏两霸作斗争呢？
“靠我们的斗争，靠我们对团结的觉悟，特别是要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能力。”大会的发起者、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向第三世界发出了呼吁。
特别联大从4月10日至24日举行了一般辩论。共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发了言。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唇枪舌剑，展开了斗争。
在70年代初，苏联通过“经援”和“军援”，对第三世界国家大搞不等价交换，贱买贵卖。它在理论上则鼓吹“国际分工论”、“资源主权有限论”。在国际交往中则到处伸手，掠夺他国资源，侵犯别国主权。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极为不满。有人骂苏联搞“社会帝国主义”。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控制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蒙受严重的经济剥削。
美国和苏联代表推行“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威胁利诱，企图迫人屈服。他们不承认世界上有贫国和富国之别，不允许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写入大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新秩序宣言。这种做法是企图分裂穷国的团结。
苏联代表操纵东欧卫星国的代表提出了苏联的建议，要把纲领序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提法改为“所有国家”。
苏联的企图立即遭到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反对。
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代表首先发言说：“严酷的事实表明，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召开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就是为了改变存在于这两种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如果接受苏联主张的那种修正案，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就失去了意义。”
几内亚、扎伊尔、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等十多个国家代表纷纷发言，支持毛里塔尼亚代表的立场，反对苏联的主张。
苏联代表涅斯捷连科，摆出一副大国的蛮横架势，威胁说：“毛里塔尼亚代表应注重苏联的态度，这是重要问题，一定要辩论下去！”
“毛里塔尼亚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出席会议的，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事业在参加讨论的。”毛里塔尼亚代表不怕威胁，正告苏联代表：“苏联也应该知道我国的立场。”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声援。终于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战胜了两个超级大国，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及其《行动纲领》。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宣言和行动纲领在世界上第一次阐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观点。
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运用石油武器，狠狠地打击了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冲破了美国长期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七十七国集团”主张发展中国家建立主要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协会，团结起来与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平等对话。
美国代表公开反对：“第三世界的原料生产国组织起来，可能筑起国际贸易的壁垒，将会给所有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大批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慷慨激昂，发表讲话。
发展中国家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同发达国家平等对话阿尔及利亚代表说。
“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的价格方面，必须形成统一战线。”乌干达代表说。
“发展中国家有权组织生产国协会。现在有人想阻挠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反对组织生产国协会，这是一股逆流。”扎伊尔代表说。
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深刻体会新殖民主义是他们不发达的根源。这些国家代表们群情激奋。巴西、伊拉克、赞比亚代表也发言表达了类似观点。
周南作为中国代表，就这个主题发了言。他用手扶了一下近视眼镜，说道：
“美国代表在讲话中竟然反对原料生产国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并威胁说这将产生所谓的‘严重后果’。这就是说，垄断资本可以勾结起来，任意操纵市场，抬高它们的商品价格，严重危害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不许可团结起来，冲破它们的垄断，维护自己的权益。”
说到这里，周南显得更加气愤了，继续说：“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周南出生书香门第，是一位儒雅的职业外交官，能诗会画，发言时常引经据典。
美国代表垂头丧气，自知理亏，任让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攻击。
两个超级大国，身陷重围，四处碰壁。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第六届特别联大召开前2个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外宾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认为，随着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苏联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一样成了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中国对于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执行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正是这条外交路线的战略依据。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当团长出使联合国，就是要让这个立场坚定的战友，利用联合国讲坛正式向世界阐述我们的外交路线。毛泽东明白，只有邓小平能胜任使命。
4月10日下午，一般性辩论轮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
邓小平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手持雪白的发言稿，健步走向讲坛。
他目光锐利，昭示着某种正义；他容光焕发，充满了自豪与信心。
“一定要不辱主席的使命！”邓小平心里暗下决心。
邓小平在讲坛站定，颇有风度地回首向大会主席点头致意，他的目光转向会场。这里几百名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代表，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马上就要听到中国代表团的声音。
邓小平两手扶着讲坛，开始了发言：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会议，……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29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与掠压、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刘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佚办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礼”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營，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惯支持一切被压边人民和被压边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邓小平在发言中，时而双手按在案前，时而低头看看会场前排的苏联代表。每当念至“两个超级大国”或“社会帝国主义”一词时，他总是语气加重，略为严厉。
当他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向他频频挥手致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主题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这一理论一直指导了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外交方针政策。
在联合国的日子里，邓小平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利用会内会外的空隙，广泛结交新朋旧友。
4月11日上午，会见法国外长米歇尔，马尔加什共和国外长迪迪埃；下午会见墨西哥外长埃米略，突尼斯外长哈比卜，英国副外长戴维，拜会加蓬总统邦戈。
4月12日上午，会见尼泊尔外交大臣卡尔基，赞比亚外长姆旺加。
4月12日晚，中国代表团以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名义，为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举行招待会。
招待会与其说是为招待邓小平，还不如说是邓小平率团招待全世界各国派来的与会代表。
中国代表团邀请了90多个国家的外长、其他部长、代表团团长或代表参加出席招待会。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穷朋友们来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代表来了；中国的敌人，苏美的代表也来了。
邓小平团长要利用这个机会，表明中国政府广交朋友的对外政策。
几百位客人，大厅挤得满满的，热闹非凡。招待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为了表示主人的热情，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同客人热烈握手，并进行友好交谈。
这么多的客人，完全可以免掉握手。邓小平细致入微，体现中华民族无愧为礼仪之邦。他不怕累，他用自己的劳累换来了他国对中国的尊敬。
4月13日上午，邓小平不顾前夜的劳累，会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米尼奇；中午利用午餐的机会，宴请阿尔巴尼亚外长纳赛；下午拜会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日程安排得如此之满，令人感佩！
1974年，邓小平已年高七十。他以古稀之躯率团出使联合国，肩负重任。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他感到使命重要。“文革”荒废了他7年的时间。他要拼命为党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
他，身体结实，矮小精灵，象一股旋风，不知疲倦地穿梭在各国代表团中；
他，思维敏捷，高瞻远瞩，向各国代表阐述中国的内外政策，争取亚非拉朋友，反对霸权主义。
邓小平在联合国再次刮起了一股“中国风”。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接纳新中国时，乔冠华率团出使，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走入联合国大会会议厅时，大会主席宣布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这是因为，联合国结束了对中国22年的不公正。
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刮起的中国旋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外交风采：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见缝插针，出席美国代表团宴会，体谅尼克松的困难；花边消息：乔老爷靳婚，基辛格莫名惊奇。
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打开了中美关系长达20多年的僵局。1971年7月9日，他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安排。1972年2月28日，他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签署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是他，力促尼克松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争取实现中美建交。美中关系发展顺利，基辛格功不可没。
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对博士怀有友好的感情。
1973年11月，基辛格博士第六次访华，毛泽东再次会见他；周恩来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基辛格对周恩来说：
“美国政府信守《上海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原则。”
基辛格希望中美在联合抗苏的战略上，保持一致。
“博士，我们中国政府赞同你刚才声明的立场。我们重申，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实现。”
周恩来看了基辛格一眼，接着用带着希望的语调说：“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应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发挥较大作用。”
“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在第二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总统表示，在任期的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军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走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向周恩来作出了承诺。
周恩来心领神会，向基辛格点头微笑。
基辛格回国后不久，“水门丑闻”爆发，尼克松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受到冲击。基辛格也着急了。
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内他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忠诚效力，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间，兼任国务卿。
4月14日晚上，基辛格团长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了宴会。
中国方面出席的有邓小平、乔冠华、黄华、章含之等。
美国方面出席的有基辛格、斯考特罗夫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温斯顿·洛德（国务院处长）等人。这些人在后来中美关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基辛格安排这次宴会，除一般礼仪外，主要是与中国方面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主宾不是陌生人，稍微寒暄了几句，便切入主题。
“我们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基辛格故意推托说。
其实，尼克松总统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已为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想出了办法，对中国作出了承诺。
邓小平明白，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抽不出时间来。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基辛格说道。
但是，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于8月被迫辞职；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被拖下来。直到卡特上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两国才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这次会谈外，有一个令双方代表不好意思的花絮。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乔冠华，早在40年代就与美国人打过交道。1971年基辛格来华时，他就与基辛格会谈过。两人还是《上海公报》的联合起草人，私交不浅。
章含之，英文很好，聪明伶俐，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长期在乔冠华身边工作，甚得“乔老爷”的欢心。基辛格对她印象很深，但仅因她只是个翻译，也没有把她放在眼中。
“乔老爷”的原配夫人是龚澎。夫妻二人的结合，被周恩来称作“天作之合”。在外交部里，夫妻配对，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做出了贡献。1970年9月，龚澎英年早逝，乔冠华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
1971年后，乔冠华的外交事业达到顶峰。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第一次代表新中国出现在联合国席位上。中美会谈，他是《上海公报》的中方起草人。……事业越成功，乔冠华越需要感情的慰藉。
章含之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乔冠华的眼中，当时的她，丈夫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风流倜傥。但是她终于离开了丈夫，与乔冠华结婚了。时间是l97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乔冠华的老朋友韩素音根据当时的见闻，写道：
乔冠华又结婚了。作为他的朋友，我们都为他高兴。章含之非常漂亮，为了和乔结婚，她和以前的丈夫离了婚。有些人要等上几年才能办好离婚手续，但章含之却很快办好了离婚手续与乔结了婚。他第一次受到别人的非议，在此之前，他在人民心中一直是个英雄。
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婚后，由高翻成了部长夫人，地位大增。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时，她已不再是翻译，而当上了中国代表团副代表，与乔冠华副团长出双入对，尽展风采。
基辛格博士是德国出生的基督徒，在婚姻问题上一向态度谨慎。5个月前，当他第六次访华时，章含之还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翻译。现在突然当上了乔冠华的夫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基辛格感到迷惑。
他向乔冠华询问道：“这是你的翻译？”
“不，她是我的夫人。”乔冠华不好意思，小声答道。
基辛格也不好意思，只是摇头微笑。
毛泽东接见外宾，邓小平坐在总理位置上，意味深长；“四人帮”恨之入骨，要枪班夺权，英雄自古多磨难。
第六届特别联大还没有开完，邓小平就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
4月19日下午，首都机场。
人山人海，红旗如潮；周恩来率领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首都群众000多人等候在机场。
群众队伍中打出醒目的横标：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热烈欢迎我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胜利归来”。
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徐徐降落在机场上。邓小平团长第一个走出飞机。
顿时，锣鼓喧天，人群兴高采烈，载歌载舞，挥动彩带与花束，欢迎代表团胜利归来。
此情此景，不禁使邓小平想到了“文革”中最艰难的岁月。那时，天安门广场挂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标，自己挨批斗、受凌辱，子女也受牵连。要不是老战友周恩来的暗中保护，何以有今天！
走下飞机，周恩来第一个走上前来，同邓小平亲切握手，祝贺中国代表团取得的伟大成果。
叶剑英伸出手来，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老战友们都伸出手来，同邓小平握手致意，大家兴高采烈。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一伙也伸出手来，与邓小平握手，他们的手冷若冰霜。
江青原本坚决反对邓小平当代表团团长的。“四人帮”来欢迎，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最有意思的，还是江青；她心里对邓小平恨之入骨，可还装得格外亲切。
“小平同志，你率团取得了伟大成果，我们在一块合影留念。”
江青显得热情起来。
“咔嚓”。摄影师照下了欢迎中国代表团胜利归来的机场合影。其中，江青站在邓小平左边，周恩来站在邓小平右边。
一边是死敌，一边是密友！这就是政治的真正含义。
邓小平在联合国讲坛，完整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周恩来心中暗喜，小平接班有望。
回国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作陪。
5月19日晚11点，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塞普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周恩来、邓小平作陪。
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的杜山，从1960年进中南海到1976年为止，一直在红墙内从事中央领导的政治摄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活动，都在他的手下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宾主落座，杜山举起相机，对准镜头准备拍片。
他突然怔住了。“错了，错了！位置坐错了！”
他心里发愣：以前周恩来总是坐在毛泽东的右侧，这是基本格局，是总理的位置，是中央二把手的象征。
可是今天周恩来坐在左侧，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旁边。而邓小平坐在毛泽东的右侧，总理原来坐的位置上。
“莫不是中央将有重大人事变动？”杜山根据多年拍摄新闻的经验，心中琢磨着。
是毛泽东有意安排邓小平接总理的班，还是周恩来故意弄错了呢？杜山不得而知，但他知道，今天座次的变化，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决非赶巧很快，外界知道周恩来身患重病，住院治疗，权力将由邓小平接替。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接总理的班做了安排。
然而，“四人帮”在抢班夺权！
1975年，四届人大前后，“四人帮”上窜下跳，企图搞垮邓小平，打掉毛泽东的原计划安排，让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但是，四届人大的结果以“四人帮”的阴谋夺权败下风告终，邓小平在国务院领导层居第一副总理位置，排在张春桥之前。
1975年夏秋，江青、张春桥借“反刘（少奇）、林（彪）有功”（毛泽东赞语），企图向邓小平发难。
1975年底、1976年初，“四人帮”在全国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毛远新极力诬陷，邓小平被“开除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命运多舛，走出了中南海。
但是，“四人帮”抢班夺权，也未成功！
自古英雄多磨难！
一年后，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肩负着十亿人民的重托，邓小平再次复出，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