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传染的疾病至少有30种，包括斑疹伤寒、阿米巴痢疾、鼠咬热、流行性出血热、致命的鼠疫。据资料，由于20世纪90年代鼠害回升，引起鼠传疾病流行。近年来，通过鼠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危险性疾病，已在一些地区明显回升。1994年湖南华容县有4000多人染上钩端螺旋体病，不少农民染病后无法从事正常生产，田地撂荒，粮食歉收。
鼠传染病中最可怕的是鼠疫。关于鼠疫的恐怖景象，清代作家师道南的《鼠死行》有令人震惊的描写：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坼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
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鼠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又名黑死病或核子瘟。由寄生于鼠或其他啮齿动物体内之病菌传染而来，分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三种。鼠疫的死亡率高达60%乃至90%，属于恶性传染病。据资料，仅14世纪一次流行性鼠疫，就使欧洲死亡2500万人，亚洲达4000万人。有材料表明，有史以来死于鼠传染病的人数，竟大大超过直接死于战争人数的总和。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的鼠疫患者还有5960名。19世纪末，鼠疫袭击香港，十多万人闻风逃遁，未及躲避的数千人，死于非命。次年鼠疫波及台湾，美丽的岛屿平地垒起无数坟墓。《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记载了自1887-1928年在新疆、台湾、台北、南京和奉天通辽一带所发生的鼠灾和鼠疫。
笔者在写作这本以鼠为内容的小书时，读到《南方日报》记者刘迪从日本发的一条消息：《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108人状告日本政府――民间赴日大索赔》，十分震惊。1997年8月11日，总共108名来自浙江和湖南的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入禀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赔偿10亿8000万日元（相当于939万美元）。这是细菌战的受害者首次集体提出诉讼。日军在这两省发动细菌战的主要手段是鼠疫战。现把报道中有关日军利用鼠疫病菌杀人的罪行记述于下，作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并对死于鼠疫的同胞表示哀悼之情。
其一，今年63岁的湖南常德何英珍，7岁那年，她的胞弟、伯父、叔父、姐夫、嫂嫂和侄女6人18天内全部被日军散布的鼠疫菌夺去生命。
其二，今年66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1940年10月27日那天，日军的飞机飞临宁波市开明街上空，从天空撒下小麦和感染鼠疫的跳蚤。此后，他父亲经营的元泰酒店的18名员工中，有14人感染鼠疫陆续死亡，其中包括他的叔父。为了防止鼠疫继续蔓延，何的父亲只得把酒店烧掉。
其三，现任浙江宁波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是细菌学专家。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调查日军细菌战的情况，曾出版《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一书。人们都知道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搞活体解剖实验，却很少知道这里是为细菌战做准备的兵工厂。现已查明，731部队与南京1644部队1940年对湖南常德进行了散布鼠疫菌的细菌战。1942年，日军为了摧毁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场，在浙赣铁路沿线散布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等。其方法有：将混入细菌的食物分发给居民，或投入水井，将细菌放入大米，释放注射了细菌的老鼠等。
其四，1942年秋，日军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进行细菌战和活体解剖实验。据回忆，当时日军投放的鼠疫病菌传至该村，许多村民感染鼠疫后头疼、高烧、口渴、腋下及腿根淋巴结肿大，直到口吐白沫死亡。日军为了毁灭证据，最后竟在崇山村放火。死于日军投放的鼠疫病菌及被日军活体解剖的村民近400人。
鼠疫可怕可恨，而利用鼠疫杀人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比鼠疫更可怕更可恨。我国古代典籍中对鼠疫也有过不少记载。研究者指出，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鼠疫就不下50余处。在一次向西北边境抵御匈奴的远征途中，鼠带来的传染病，使年轻的士兵全身发黑，凸着睁大的双眼死去。古籍中有“？”字，《中文大辞典》把“？疫”解释为“即鼠疫也”。《山海经？中山经》记载了治疗此病的药：“脱扈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叶而赤华，荚实，实如棕荚，名曰植楮，可以已？，食之不眯。”郭璞云：“？，病也。”袁珂案：郭引《淮南子？说山篇》文，“巳？”今作“愈鼠”。指的是名叫植楮的这种草可以治鼠疫。我国古代把鼠疫称为瘟疫、大头瘟，现今闽粤一带称作核子瘟，云南俗称痒子病。据介绍，晋武帝时有人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鼠给人造成的这种“千家万户尸露骨”的瘟疫：“头似臼，爪似钩，拖着尾巴跑宇宙。蹿屋顶，钻地沟，掏穿墙壁倒塌楼。早食苗，夏食黍，晚冬破仓吃稻谷。破箱柜，衣褴缕，美装佳服难遮体。传疾病，瘟疫苦，千家万户尸露骨。”鼠疫之恐怖实在到了令人闻之色变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