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只脚迈进姑妈家的门槛，屋内没人，四只脚的木凳环抱着四只脚的木桌，点心盒被扣紧，瓜子糖果和外表被糖衣包裹的豆型饼干躺在里面，透过淡红色的盒盖一一能够辨认，一两只白色搪瓷茶碗叠起，温茶的小壶和点心盒靠得很近。漆成红色的雕花案台立在后墙，它有一种喜庆的红，结合雕花中祥和的图案，像新婚的嫁娘，铺陈着盖头，神秘，端庄，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印度香在堂前萦绕。墙壁上贴有已故的伟人图像和近代更替的领导人画像，这些人我都认识，通常也只能有这样的途径才得以认识他们，他们的笑容挂在那里很多年了，再看，微笑渐渐地快要隐入斑驳的旧墙之中了。西厢的房门敞开，电视机里有篮球坠框的声音，皮革沙发在一米之外遥遥相对，沙发里有缓慢舒展的皮纹和纠结的裂痕，有个年轻人刚刚离开。我背对着田野，春天在广袤的田野中蠢蠢欲动。我只能将那一只脚收回来，初七，拜年已经像一场隆重的大戏开始收场。我唤了声姑妈。房子内有轻微的回声以及灰尘的抖动。犬声从不远的屋群中飘荡出来。
这是一座殷实人家的房子。曾经，群屋贫瘠诗意被稀薄的炊烟氤氲的年月，白墙黑瓦，逼视田园，村落宁静得像襁褓中睡熟的孩子。因为姑父是国家正式教师，姑妈又勤俭持家，很快便从幽深的群屋中间搬出来。烟火池塘边有一块荒废的耕地，事实上那口小池塘也是荒废的，群屋按照古罗盘的指向，开轩朝南，大门口绿树成荫，孩童在阴凉处嬉戏笑闹，他们会随意地往门前的池塘中扔石头，哦，门前还有一口真实而开阔的池塘，鸭鹅在水面扑腾欢跃。姑妈的房子就建在那块荒地上，生机勃勃的菜园将群屋和她家的房子分割开来。宽厚的黄色瓦楞，屋前红砖砌顶，水泥稻场，无一不是致富的标榜。姑妈在水泥稻场中央摆宴席，贺乔迁。那场庆典我来参加过的，我坐在父亲的旧永久牌自行车上哐啷而至。那时候我异常荣耀，作为最先富裕起来那户人家的亲戚，看上座，被人敬酒。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在那口荒废的池塘中差点将自己的胃给吐出来。一大群孩子陪着我，滚铁环，在群屋的天井里砸纸牌，有两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硬是拉着我的手去她们家吃红薯糖。父亲推着摇晃的自行车，我跟在车毂轮后面回家，酒精的味道一路飘散，他突然停下来跟我说，你要好好读书，鲤鱼才能跳龙门，姑父家的房子排场吧？我还沉浸在刚刚过去的游戏中，我快乐的图腾无异于被父亲斩首，我不敢对着那个四肢发达但是佝偻着脊梁的男人嬉皮笑脸。我知道父亲在那时是清醒的。他的清醒是为了喝酒，他的喝酒同样是为了清醒。
我在稻场上又喊了两声姑妈。我甚至想到喊姑妈的名字。太久没有这样喊一个长辈了，声调低沉，早春的空气中依旧充满着冻结的因子，我的声音没办法穿透散布开去。姑妈隐在群屋的某处，漂亮的楼房如同从腐败的草堆中冒出来的竹笋，清新，耀眼，给人很有营养的感觉。我希望我的目光可以像风儿一样，在那些竹笋之间穿梭流淌。其实姑妈并不容易被找到，节前忙碌节后轻闲，她陷在群屋的深处，搓麻将，唠嗑家常。姑妈家的房子早已退出了与潮流的争斗，卧睡，如酣梦的乞丐一般。我搜寻的目的性已经淡化了，搜寻是一种怀旧的姿态。
我怎么能用描述的方式把自己安顿在那样一个时光断层之间呢？
我是来拜年的。屋内摆放的那些物什无疑也表明姑妈的家做好随时迎接来客的准备，我只是想每年一次地看望一下他们，捧着自己尚未沧桑的脸，让年迈的他们在亲情的领地里开掘一些温暖。社会是年轻人引导的竞赛，姑妈的子女已经参与其中。
我坐在院子低矮的石梁上小歇。姑父姑妈很远就认出我来，一路微笑着把我迎进屋内。
厨房开始升起炊烟，肉食的香味绕梁，飘散，然后坠落至我的鼻息之间。姑父忙着为我斟茶，那叠在一起的搪瓷茶碗不是让我饮用的，小壶内少量的茶水已经凉却。姑妈在厨房里嚷嚷：把愿伢泡一杯。她的嗓音依旧洪亮，我的乳名穿过几十年的光景，被她唤醒，同时有一种碎裂感。我推谢着说不用，大碗茶好喝。姑父已经在案台下木柜里倒腾起来，药用山楂丸的不锈钢茶杯，新拆包装的铁观音，然后拾捣一些冰糖到里面，开水冲泡。我有些手足无措，在如此隆重的礼遇面前显得口舌笨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姑父性子温缓，边忙乎边搭话：要得要得，你是国家干部……我作为服务行业，事业单位的一名普通职工的身价，被姑父的一番拔高之后轰然倒地。我只能却之不恭。当他安静地坐到我的面前，我的目光一番不自在地搜寻之后落在姑父的脸上，还有他的鼻尖——鼻尖微醺，早间饮酒的痕迹清晰可见，脸上浮泛着浅浅的笑容，持久，滋滋的甜，如同酿酒坊飘散出来的甘甜的味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对他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也同样好奇。三十多年社会关系的磨砺，我早已储备了一些打开他们关于历史话题（或者阀门）的技巧，老人都是内心孤独的，他们需要有合适的对象倾诉，我的技巧在于我总能成功的扮演那个他们认为恰当的倾听对象（角色）。我说，姑父，退休之后你是不是经常回味一路走来的辛酸、坎坷和幸福？我对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然后当了几十年教师的经历很感兴趣，但是我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全然不知。姑父笑得更踏实，然后皱纹在眼角鼻梁堆积得更加明显，那是一种沉浸其中的，开始往回走的表情，我也微笑着接应他，事实上我的微笑严重阻碍他的思绪降落在几十年前的浮尘上，我的面容充满着提前获得预期成果的喜悦，甚至是放肆的，他不再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盘旋着落在他手中的搪瓷碗里：黄土般的往事将那只碗盛满。
姑父贫农出生，家徒四壁，完全符合入伍参军的家庭背景条件，十七岁走进军营，诚实可靠，吃苦耐劳，对首长无限忠诚等诸多特点让他十九岁光荣入党，党员的荣光一直保持到他军旅生涯的第三年，那是退伍的年限，然而他近乎无瑕的政治记录，帮助他顺利通过保送工农兵大学的审核。他在回忆时我仿佛看见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随时有可能凝视毛主席铜像和语录，做好敬礼的准备，这样的表现无疑让他毫无悬念地成为政治的宠儿。我有些插科打诨似的问他，“文革”动乱没影响到你在部队的政治立场吗？他说大概是幸运吧，我们连队指导员正好是事后胜利方的忠实拥戴者，于是我顺利地走进江南制造学院读书，成为推荐上大学时代的幸运儿。他回忆得乱糟糟的，有点像当时的时局，我最大的悬疑不在他随后跟我提到的专业和相对风光的大学生活，而是他最终为什么是一名教师，而且是小学教师。好几次我想打断他的回忆，他说别着急。我知道我越是不想听的过程越是他最难忘记的青春岁月，他的眼中有一段往事是最结实最色彩斑斓的，多年党龄的学生是最有资格在校园内扮演精彩角色的：丰富的共产党理论，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路线，高谈阔论的实践者，舞台对于他是宽广的，舞台下面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的目光是灼热的……此时姑父原本开始暗淡的眼神中充满烟花般的绚烂。是的，谁能避开最旺盛的青春期去回忆沉重的一生呢。
中国近代史中粗略记载了一段饱含下放知青咸涩汗水的史料。姑父的人生转折也源于这段独特的社会运动。事实上知青下放也包括很多层面：常见的是知识青年下乡锻炼，将知识融入农锄，苦役，纯化思想；另一种情况是少见的（或者是我的孤陋寡闻），集体对口支援农村。这里，不是我，而是姑父在设置悬疑，听他的叙述时，我冷不丁也觉得心脏开始下沉。如果时间在那时是一个着眼点的话，一个年轻人，我未来的姑父将在那一点上开始命运触底。一边是知识难以逾越的政治高涛，另一边正期待获得命运的篡改。实际上当政治浪潮席卷的时候，姑父还只是一个以多年党龄为资本被“开光镀身”的金牌大学生的名义，等待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选择。他被学院高层意向分配到江南的一所机械学校任教师。所有的安排表面看似已成定数：在江南仍在江南，在城市仍在城市，龙门一跃远离故乡，荣贵自然不在话下。殊未知暗流汹涌，个人算计终被时局玩笑似的打碎。之前，安庆三中集体支援太湖山区教育，在一个叫寺前的小地方筹建起了另一个新的农村中学，教师完全来自安庆三中，后来那些教师纷纷回城，一摊子教育眼看着要停摆下来，临时行政决定，所有太湖即将毕业的学生将回归故地……看着姑父回忆的脸，之前的脸上停留着活泛的青春，之后像拧干的毛巾，水分逃逸了，被唤醒的年轻的脸如今留下的只有青春抑郁，他开始频频用叹息填充回忆的间隙，正如璀璨的星星转眼成为陨石，穿越大气层，坠落在冰凉的荒山上。垦荒者的坚韧与平和只有大山知道，年轻的激情随山风冷却、流失，然后将仅有的骨骼磨砺成石头一般芬芳的品质。姑父又回到了凡间。
凡间是什么？稀薄的炊烟，农耕，生息，繁衍。土地和墒情是姑父父辈的生活面貌和生存依据，当他再一次贴近它们时，复制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长相平庸，性格内敛，固执，低调，军旅和大学生活不过是华贵一点的外衣，他舍弃不了农田和耕作，简单而繁重的农村生产有时会让他流汗，当那件外衣脱去，他所有适合劳动的肌肉与技能便一一展现出来，从此失去信心转身，去信仰远方和城市。姑妈高小辍学，在村庄上是一个叫得响的年轻姑娘：端庄，结实，能言善辩，嗓门高，很快成为村里的会计。这是后来父辈说给我耳朵的，我的青春建立在她们青春流失的基础上，我没办法用自己的青春审美去衡量姑妈的青春，但是当姑父，一个被整合教育资源流放的年轻人，在田地边缘的小学里听闻姑妈的名声时，沉默地许下终身。正是如此的平铺直叙和稳重依从两种性格，构成了大面积的爱情。
姑父，他的叙述就像宁静村庄上新旧不一的房子，在他的嘴里进进出出。然而村庄已走远，那里的烟火依旧会延续，这寂静的一切，被我复制，复制时，连同我的姑父姑妈，陡然老在我的笔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