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功载德或颂扬政绩的碑通称功德碑。
功德碑的特点是内容具有典型性，形式具有个案性。对于碑主来说，是褒奖和颂扬，对于当时和后人则是楷模和榜样。由于这种碑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勒石镌刻功德无量，因而历代官民无不高度重视，统治阶级更是乐此不疲。在古碑家族中一直繁衍不息，数量庞大。
功德碑涉及的人物形象丰满，令人钦敬；涉及的事件具体、翔实、感人至深。这就使碑文有很强的可读性，很高的人文价值，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
现存的功德碑，最早出现于东汉（25—220年），例如《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官名）、韩敕（姓名）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碑文赞颂鲁相韩敕豁免了孔子的母亲颜氏和孔子的妻子亓官（复姓）氏家族后人的差役，制造孔庙祭祀用的礼器和修饰孔庙的功绩。当然，后世看重《礼器碑》不是由于颂扬了韩敕这个人的事迹，而是该碑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主要的评价有：
简质雄劲，锋铦神浑，苍古溢润，无美不备。（牛运震《金石图》）
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非神助，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郭宗昌《金石史》）
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王澎）
汉碑第一。（清·翁方纲）
又如《孔宙碑》，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孔宙是汉末至曹魏时期著名的大文人孔融的父亲，生卒年是公元103—163年，《孔宙碑》刻立于164年。碑文极颂孔宙的德行业绩。说孔宙曾举孝廉，能“尊贤养老”，以忠恕待人，在世风凋敝时，他能努力振兴，在困难的情况下建功立业，地方兵荒马乱，他到任后能修武兴文，很短的时间，就使不法分子改邪归正回到乡下务农，经商旅游者也平安无事，一切恢复正常了。“都尉”在汉代的地方上是主管军事和治安的武官，孔宙的德行业绩基本没超出职权范围，因此为他树碑的人只是他的“门生”“故吏”（老部下）。
古人对碑文书法的评价是：文字较诸碑特巨，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横溢，有《卒史》（指《乙瑛碑》——引者）之雄健，而去其板重化；《韩敕》（指《礼器碑》——引者）之方幅，而有其清真。实超前绝后第一手也。
所谓文字比其他碑都大，是指碑额篆书字径8.5厘米，碑阳隶书字径6厘米，碑阴字径约8厘米。为其他汉碑所未见。
再如《史晨碑》，又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庙碑》，刻立于169年，碑文记述史晨上书尚书请示“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祀”以及请示获准后祭庙盛况及修治有关孔子遗迹的功绩。
碑文书法端正，结体曼妙，运笔含蓄蕴藉，健劲遒逸，结构上下左右顾盼，启承疏密均匀，提捺得法，风韵自然。是汉代碑刻的代表作，所谓“庙堂正品，八分正宗”。
由此可见，功德碑的碑主官职有大有小，史实有重大事件，也有例行公事，下面介绍的《曹娥碑》碑主曹娥竟是一位民间小姑娘，所谓“曹娥”并非姓名，而是姓曹的小姑娘，由于事迹感人，官方为她建庙树碑。
《曹娥碑》在浙江上虞市区西南孝女庙村的曹娥庙内。
曹娥是东汉著名孝女，《后汉书》有传。
曹娥的父亲曹盱是位巫师，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五月初五，在一次祭祀活动中逆江而上迎神，不幸淹死，没有找到遗体。十四岁的女儿曹娥沿江哭号，昼夜不绝，十七天后，也投江而死。又过五天，抱着父亲的遗体浮出水面。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县令度尚将曹娥改葬在江南岸路旁，立碑建庙。度尚先请魏郎撰写碑文，还未写出，度尚宴请魏郎，并请弟子邯郸淳作陪。席间，魏说自己不才，碑文至今未写成，请邯郸淳来写最好。于是，邯郸淳一挥而就，文不加点。魏自愧弗如，把自己的未完稿撕毁。后来，大书法家蔡邕听说此事，专程来看碑文，晚上看不见字，以手抚摸，读完全文后蔡邕题了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一段时间成为字谜，无人能解。
曹娥的父亲淹死的江原名舜江，岸边有舜帝庙、舜桥、舜井等古迹。后因曹娥的事迹改为曹娥江，岸边的镇叫曹娥镇。曹娥庙也由原先的小祠堂改建成大庙，现在占地七千多平方米，除曹娥墓外还有若干建筑。庙内有碑廊。保存了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蔡卞依据汉碑重书的《曹娥碑》。
现行碑帖中，由晋人王羲之所书的《曹娥碑》和明代董其昌所写的《曹娥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两通碑文的文字略有出入，基本内容都是叙述曹娥的事迹。
王羲之于晋升平二年（358年）所书《曹娥碑》共27行，438字，小楷。清康熙皇帝的评语是：“清圆秀劲，众美兼备，古来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
董其昌的字也好，用笔沉稳而舒展，结体平正，字势优雅，点画入规中矩，修短合度。通篇疏密适当，布局匀称。给人以清爽悦目之感。
曹娥孝行的意义，碑文中写道：
光于后土，显照天人，生贱死贵，义之利门。
我国历代孝子孝女孝妇史不绝书，论名气之大，声望之高，恐怕还没人超过曹娥。这是因为蔡邕那八个字的评价恰如其分。在人们还未猜出的时候，不知所云，也就不以为然。一旦猜出，恍然大悟，原来这八个字评语谜底竟是：
绝妙好辞
“黄绢”是有“色”之丝，“绝”也，“幼妇”乃“少”“女”，“妙”也；“外孙”者为“女”所生之“子”，“好”也；“齑臼”是“受辛也”，繁体字“辞”。
关于碑阴的八字谜语，《世说新语·捷悟篇》载：曹操和杨修路过《曹娥碑》下，曹问杨“解否？”杨答“解。”曹说：“你先不要讲，待我想想。”又走了三十里路，曹把答案写出，并令杨也写出，交换后，果然都是“绝妙好辞”。曹惭愧地说：“我才不及你，跟你相差整整三十里啊！”后人提出两个质疑：一是碑谜并非出自书家、学者蔡邕之手。史载：董卓被诛后，蔡邕为王允所捕，公元192年死于狱中，而《曹娥碑》上的谜语题写于195年。一定另有一个人也叫蔡邕。果然，经考证，东汉末年确有两个蔡邕，一为陈留人，“终仕不能隐”的书家、学者蔡邕；一为上虞人“终隐不仕”的乡野儒生。据说后者本人就是一位“以孝行闻”的大孝子，曹娥的同乡，碑阴谜语显系此人所为。另一个质疑是曹操从未渡江到上虞。《世说新语》所载不合史实。然而《三国演义》却把此事交代得无懈可击。作者在第七十一回写道：曹和杨是在潼关附近蓝田的蔡邕故居中，看到《曹娥碑》的“碑文图轴”，而不是在江南的上虞看到的《曹娥碑》的原碑。并且连聪明过人，文才出众的蔡邕之女蔡文姬都不解八字谜语之意，曹操这才转而问杨修。罗贯中既保留了这样一个重要情节，又弥补了《世说新语》的漏洞，一箭双雕，这就是作家的智慧。
诔辞中对曹娥先作形象的描述：“晔晔其姿，偏其反而，令色孔仪，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阳，待礼未施。”写到投江救父亲时，辞曰：“无父孰怙，述神告哀，赴江永号，视死如归。是以眇然轻绝，投入泥沙；翩翩孝女，乍沉乍浮。或泊洲屿，或在中流；或趋湍濑，或还波涛。千夫共声悼痛，万余观者填道，云集路衢，流泪掩涕，惊动国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情状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可谓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邯郸淳的撰文确有文采固然重要，书丹者的功力更不容忽视。《曹娥碑》到底是谁书写的，一向有三种说法：一是王羲之；二是晋代无名氏；三是南朝后期人所书，人们倾向于王书，《曹娥碑》自然身价倍增。后来的书写者，北宋的蔡卞也好，明代的董其昌也好，都是著名书法家，在书界的影响可想而知。
如今曹娥庙内供奉的曹娥已完全被神化了。凤冠而霞帔，俨然皇后模样；年龄也绝非十四，至少是少妇。作为民女的曹娥死而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刻立于公元185年的《曹全碑》也是一通功德碑，不过似乎应当加上引号，曹全这个人《后汉书》无传，从碑文得知出身于敦煌的名门望族，公元169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都司马”，以戎马军功显迹于河西一带，后曾因“党锢之祸”入狱，潜隐含冤七年，公元183年复举孝廉，第二年黄巾起义，朝廷无奈大赦党人，曹全才得以“除郎中，拜酒泉（在今甘肃）禄福长。”又赶上陕西合阳县民郭家等响应黄巾军也造起反来，“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里不安，三郡告急，”皇帝询问大臣谁能镇压造反？大家一致推荐曹全，于是转拜合阳令，上任之后立即开始“收拾余烬，芟夷残迹，绝其根本”，实施残酷的武装镇压，在合阳令的职位上又有廉政爱民的崇高威望，死后当地57名郡县官吏在县令属官的号召下，感恩戴德，同心合力地在合阳故城（今合阳城东20公里伏六乡和阳村）为曹全刻立了这通功德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纪功碑》。《曹全碑》刻立后什么时候湮没，不清楚。发现的时间是明代万历初年（1573年后），地点是合阳故城莘里村，系村民挖土时偶然发现的。出土后立即引起金石界的高度重视。明代陕西周至的举人赵崡（1564—1634年）等率先得到这一号称“汉石至宝”的初拓本，万历年间（1573—1619年）《曹全碑》也由莘里村移至合阳县城文庙保存，不幸的是迁移时不慎下角碰损；明朝末年一场大风，折断的树木又把碑压断。这样就产生了两种拓本，即“未断本”和断后本，都是难得的珍品。1918年，一张拓片需“付钱八百文”，1920年需现大洋200元；1935年的收购价达百元以上。
关于《曹全碑》的保护一直受到重视。1939年任陕西省教育厅督学的刘安国回忆道：“《曹全碑》明末移入县城内文庙后，一直竖立在大殿前东南侧，露立风雨之中，憾无遮拦。曾嘱该县县长全力维护，明知无济于事，尽心而已。”
抗战期间，陕西合阳县屡遭日机轰炸，一次竟有六架敌机轮番轰炸，死伤民众多达57人。这时，陕西省政府和有关单位曾严令合阳县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曹全碑》等文物的安全。合阳县政府受命后，责成本县北护难村一位叫行知省（1902—1976年）的拓工，带领众人在文庙内就地用土坯筑窑，封护《曹全碑》，自筹资金雇工保护。为保守秘密，严防汉奸破坏，行知省与同仁放出风声，说《曹全碑》已奉调入省，转移到西安。从1939年到1945年，在长达5年时间内，行知省等人始终守护着《曹全碑》，土窑栅栏门上悬着大锁，严禁外人进入，他本人更是日夜监护。
解放战争期间，当地曾有四位村民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为营救这四位村民，行知省拿出《曹全碑》的拓片，作为斡旋的礼物赠送给权贵要人，四个人果然被放回来，平安无恙，一时传为美谈。
1956年，合阳县政府将碑移交给西安碑林。
那么《曹全碑》的碑文书法究竟好在哪里？
清代孙承泽说：“字迹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庚子消夏纪》）
清代金石家万经在《分隶偶存》中写道：“书法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用笔其止锋芒，纤毫毕露，虚心谛视，渐溃久之。一切痴肥方板之病，自可尽去。”
清人杨守敬在《平碑纪》中引用别人的话说“分书之有《曹全碑》，犹真、行有赵（孟）、董（其昌），可谓知音”。
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更充分肯定，他说：“此碑波磔不异《乙瑛》，而沉酣跌宕直合《韩敕》。正文与阴刻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阳询）、褚（遂良）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法一大关键。不解篆籀者，不能学此书；不善真草者，亦不能学此书也。”
西晋留下一通为皇帝重视教育而歌功颂德的《辟雍碑》，现存河南省偃师县西南东大郊村。“辟雍”是什么意思呢？
西周时期（公元前1027—771年）为天子所设置的大学叫辟雍。《礼记·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具体解释为：“辟，明也；雍，和也。君则尊明雍和。于此学中习道艺，使天下之人，皆明达谐和也。”西周制度，大学中有“五院”或曰“五学”，即中为辟雍，南为成均，北曰上庠，东曰东序，西曰瞽宗。“五学”之中，以辟雍为尊，是天子举行祭祀仪式和承师问道的地方。
《辟雍碑》在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刻立。是现存晋碑中的代表作。全称《大晋隆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大晋隆兴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三临辟雍”就是多次光临辟雍视察或祭祀；“皇太子”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子司马衷，9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又再莅”指除陪同皇帝视察辟雍之外也曾亲自来过，“盛德隆熙”是歌颂赞扬之辞。碑额字径8厘米。碑额题23字，为字数最多之冠。
《晋书》关于晋武帝视察辟雍的记载只有一次，即泰始六年（270年），这一年晋惠帝司马衷12岁。《晋书·武帝纪》云“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
在辟雍树碑的时候，晋惠帝20岁。碑文记叙的就是晋武帝及太子司马衷视察太学的事迹。皇帝重视教育，是一件值得颂扬的事情，树碑铭文正在情理之中。因而，碑的质量、款式也十分考究。碑首和碑身全用整石凿成，而不是通常的组合式；碑首的左右两侧各有蟠龙伏绕。
碑文的书体后人称“晋隶”，这是为了区别于此前的汉隶和后来的所谓“唐隶”。从字的结体趋向方正来看，书家认为与传统隶书已经拉开了距离，是接近楷书的表现，也是隶楷过渡时期的一个典型。近人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认为此碑“字画挺劲朴茂，有《上尊号奏》、《受禅表》遗意。唐人分体即以此为出。”撰文和书丹者已不可考。
此碑涉及西晋的两位皇帝。
《晋书》对晋武帝的评价是“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又说他厉行节约，清心寡欲；皇帝乘坐的车子，缰绳用“青丝”制成，“矧断”以后，下诏用麻绳代替。“临朝宽裕，法度有恒。”有个名叫许奇的人，其父被文帝（晋武帝之父）所杀，有人建议不能让许奇接近武帝，应派到外地任职，武帝还是量才任用，委以要职。然而，同是这位晋武帝，灭掉东吴以后，以为天下太平，“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晋武帝曾问大臣，他像汉朝哪位皇帝。大臣说像汉桓帝、汉灵帝。晋武帝不服，说自己灭掉吴国统一天下，比桓、灵二帝强得多。一位大臣说：桓、灵卖官，钱入国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比桓、灵还不如。灭吴后，将吴宫女五千人纳入后宫。此前曾选中级以上官吏家处女数百入宫，紧接着又选下级官吏处女五千人入宫，合计宫女在万人以上。朝廷用人，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而是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求官的人看有利可图则上任，无利可图就不干。明知太子是白痴，却把希望寄托在聪明伶俐的皇孙身上，不想废掉太子。
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时32岁。由于昏庸无能，不学无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即贿赂成风，公开买官卖官。这位晋惠帝还有两件令后世齿冷的小事：
晋惠帝在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在皇家园林听见蛤蟆叫，就问左右侍从：“那鸣叫的蛤蟆，是为官而叫呢？还是为私而叫？”左右只好回答说：“在官地叫就是为官而叫，在私地叫就是为私而叫。”
惠帝继位后，天下闹饥荒，百姓饿死很多。他听说百姓因为没有粮食吃而饿死，就对大臣说：“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糜？”
惠帝48岁时（公元306年）因吃面饼中毒而死，据说是与他争权的司马越下毒致死。
《辟雍碑》原是给皇帝涂脂抹粉的功德碑，刻立不久就被推倒埋在地下了。直到一千六百多年后的1931年，才从东大郊村村北面晋太学遗址被一位黄姓村民在挖墓圹时发掘出来。由于不知道为何碑，又埋于地下。当时区长李之斌听说此事，命人将碑挖出。方知为稀世珍宝。有人欲砸碑卖字，被李区长劝阻，并运回村中妥善保护起来。当时曾有拓片20张在北京等地学者中传开。为防不测和人为损伤，又埋于土中。解放后才掘出，碑座于1974年出土。1987年拟建亭保护，并已拨款，可是未能建成。直到14年后的2001年，才由村民中的25人集资建成碑亭。最近几年，上面曾来人，要把《辟雍碑》运到省城博物馆，村民得知群起而反对，并以老百姓特有的方式制止了。如今，碑亭在两家村民高高的院墙夹持之中，大门紧锁，庭院深深，可谓万无一失了，碑座出土于1974年，跟此前挖出的碑身可谓珠联璧合。1973年曾在日本展出拓片，在“书道”界引起轰动。由于刻立之后不久即埋于土中，千百年来免于风雨剥蚀，重见天日后，完整无损，字迹清晰，被视为晋碑之冠。对了解我国的教育制度有参考价值。
《辟雍碑》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好太王碑》在吉林省集安市区东北5公里，距好太王陵东200米处。刻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又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好太王碑》是由一块天然的基本呈方柱形角砾凝灰岩（火山石）稍加修琢而成的。其造型有如一根巨大的阳物，表现了高句丽生殖崇拜的原始观念。无碑额；其基础是一不规则的五边形花岗岩板，再下面是双重花岗岩石板夹沙砾构成抗震基础。
所谓“好太王”，即墓主人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名安，又作“谈德”，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即位，时年18岁，在位共22年，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去世。在位期间，高句丽“国富民殷，五谷丰熟”，“威武震披四海，”曾先后征服了百济、扶余，并多次击败倭寇。一生共攻取64城，一千四百多个村庄。可谓文治武功，勋绩卓著。他的儿子长寿王继位后，即第二十代高句丽王为纪念其父开疆拓土的功绩，谥其父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于高句丽长寿二年（414年）勒石竖碑。13年后的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碑文中还记叙了高句丽建国神话，称“出自北扶余”的第一代国王邹牟王（《魏书》称为朱蒙）是“太阳的儿子，他的母亲系河伯之女，因被日光追逐而怀孕。生下一卵，大如五升。扶余王先后将卵喂狗、喂猪，猪狗不吃，丢弃在路上，牛马躲避。唯独禽鸟，纷纷用羽毛包裹起来。扶余王切不开，砸不破，只好还给河伯女。河伯女便孵出一个男孩。长大后善骑射，扶余王的大臣要杀死他，河伯听说告知女儿，儿子逃出。”遇河无桥，追兵赶来，邹牟大呼自己是太阳的儿子，河伯的外孙。于是，鱼鳖浮出水面搭成桥梁；追兵上桥，鱼鳖尽散。路上，邹牟遇到三个仙人，他们一起来到纥升骨城，仙人扶佐他称王，“号高句丽”。
邹牟的妻子在他出逃前已生一子，后来听说邹牟称王，便赶来团聚，邹牟死后，儿子闾达继位，即第二代高句丽国主，碑文又记好太王征高丽、伐百济、救新罗、败倭寇、战东扶余等武功；最后刻记330户“国烟”和“看烟”即守墓奴的摊派情况。
吉林省集安市一带，战国时期属于燕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在此设高句丽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丽始祖朱蒙从扶余来到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定都在今辽宁桓仁县五女山城（前文的“纥升骨城”），于公元3年，迁都今集安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宰相盖苏文去世，国中内乱，唐朝派大将军李率军东征，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攻陷国都平壤，国王高藏被俘，立国705年的高句丽王国灭亡。《好太王碑》从某些方面填补了高句丽从建国到好太王统治时期450年的空白。成为研究高句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只是刻立之后1400年间偏居辽吉东隅，置身于被人遗忘的角落。清军入关后，长白山一带和鸭绿江流域曾长期封禁，《好太王碑》刚好在封禁区内，丛林茂密，蒿遮藤绕，苔藓封蚀，更无人问津。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一位名叫关月山的县衙小吏，偶然在荒烟蔓草中发现《好太王碑》，此人嗜好金石，平日最喜访古寻碑，发现后欣喜若狂，立马亲拓数字分赠亲友。消息传开，访碑椎拓的人越来越多。拓本也很快传入京师，爱好者争相求购、鉴赏和收藏。
光绪十年（1884年），当地县官为使拓本更清晰，下令让一位农民把马粪涂在碑版上面，待晾干后用火焚烧，苔藓杂草倒是烧干净了，可是古碑却被烧裂；这位农民为了便于椎拓，竟异想天开地用白石灰把有沟有洼的地方抹平，严重损坏了碑文书法的真迹，造成拓本严重失真。愚昧无知使古碑备受摧残。也就在这一年，日本陆军曾派参谋本部的间谍来到当地，带回日本一套双钩加墨本碑文；此后又陆续有日本学者前来考察并著书立说。
1905年，有个叫百鸟库集的日本人建议把《好太王碑》运到日本。
1907年，日军第五十七联队长小泽德平又提出用军舰把《好太王碑》运到日本。结果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阴谋没有得逞。当年，法国人沙畹来到集安，进行了拍照，测量，并购买拓本，把古碑介绍到西方。
1927年，当地各界有识之士为防止日本侵略者把古碑盗运出境，发动民众集资修建碑亭，把《好太王碑》遮蔽起来。
1949年以后，文物部门对《好太王碑》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把填补在裂缝处和缺损部分的白灰除掉，对于被火烧后残缺的部分进行了转接。
1979年9月，“文革”刚刚结束，上级文物部门决定拆除旧碑亭，拟建新碑亭。
1982年11月，新碑亭竣工，为四角攒尖，琉璃宝顶，四条垂脊饰以怪兽，十二根浅豆绿色水刷石方柱，瓦当为仿高句丽莲花纹，古朴美观。
《好太王碑》的碑文为汉字隶书，在书法界一向被看重和备受推崇。
仔细分析，《好太王碑》的碑文隶中有楷，似楷实隶。看上去平平淡淡，古拙质朴，提按变化不大，也不作装饰夸张，字正体方，填满字格，方头方脑，笨手笨脚，可是却给人以饱满浑厚，端庄谨严，内敛厚重，张力十足之感，康有为评价是“其高美”“冠古今”。清人荣喜在《高句丽和乐太王墓碑谰言》中称其“篆隶相羼，兼多省文，古朴可喜，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恂足珍矣。”
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猛龙碑》虽然不知道撰文者姓名，书丹者为何人，在书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赞美之词代不乏文。可是，张猛龙其人却名不见经传，官至太守，而史书无名。可见名人未必有名碑，而名碑也未必以人传世。
《张猛龙碑》是一通功德碑，这类碑的形制有一套公式，行文有套路，类似八股文，先介绍墓主的名讳、籍贯和家世，再述逝者的德行、功绩和勋业，无非炫耀身世，颂扬功德，传播美名，旌表盛誉。其后也有写卒年和葬地者。接下来是如诗似赋的韵文，四、五、七言不等。这叫赞辞。在碑阴（有的连同两侧）刻写集资建墓立碑的门人、弟子、亲朋好友的姓名、官职以及捐款金额等。
《张猛龙碑》也是这样。虽然《魏书》无传，碑文倒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亚于“列传”的资料。只是该碑刻立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埋没于地下，直到明朝初年才出土，近代以来碑版已多处残泐，碑文中时有脱落漫漶的字、词、句，无法一一解读，大致内容如下：
“君讳猛龙，字神明，南阳白水人也。”接着叙述世系，从周宣王到战国时的晋，以下是八世祖、七世祖、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罗列出来，紧接着对墓主的形象气质作了一番描述，说他身体禀赋着河川的精灵，神采像山岳一样秀拔；有丹桂一样资质，兰花样的仪表；像正当新春的香草，如刚刚出水的芙蓉。接下来笔锋一转由外向内，叙写逝者的品德情操，说他孝敬长辈，友爱兄弟，在乡里有很高的名望。虽然天赐黄金未拿到，跟大孝子郭巨相比绝不羞惭。27岁遭父丧，孝顺父亲超过常礼，以致去世后泪尽血出，极度悲痛；既然失去父亲，只有以母亲为依赖，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早晚侍候，虽家贫也不让老母亲受委屈。三十多岁，老母去世，七天时间，连一勺水都咽不下，仍然尽心竭力操办后事，经历了生死之境。即使面对最讲孝道的孔夫子也毫无愧色。以下写为官以后的功绩、勋业，入仕的时间是北魏宣武帝时期（500—515年），出入于文部省，朋友们仰慕他的风雅高尚，朝廷由于他的先人荫庇和个人名望，在北魏孝明帝（516—518年）时，任命他为鲁郡太守。在任期间，以礼治民，以乐易俗，把百姓的痛苦当作最大的痛苦，工作兢兢业业，朝夕不敢懈怠，爱民如子，心目中怀着关爱的感情。兴办教育、修缮校舍，家家户户安居乐业；鼓励农民从事农桑，耕织全部获得丰收。进入他的辖区拜望，人人守礼谦让，无形中受到感化，连草木泉石都受到恩泽，飞鸟游鱼都自由安详。遏制作恶，立马奏效；兴办公益，不超过一个月。于是重视文化教育的风气再兴于孔子故里；在困苦中的鲁郡百姓，为得到生息而载歌载舞，历任太守没人超过他。河套以南地区从来未有今天的安康。他本人不追求富贵，慷慨而有节操；不与民争利，为官一向清廉。正如《诗经》所云：和善平易的君子，真正是民之父母。
最后是“辞曰”，都是四字一句，文采斐然，琅琅上口，摘引几句，共同赏析：
积石千寻，长松万仞。轩冕周、汉，冠盖魏、晋。河灵岳秀，月起影飞。穷神开照，式诞英徽。高山仰止，从善如归。唯德是蹈，唯仁是依。栖迟下庭，素心若雪。鹤响难留，清音遐发。……云褰天净，千里开朗。学建礼修，风教反正。……何以勿剪，恩深在民。何以凫嬉，风化移新。饮河止满，度海迷津……
这显然是碑文内容的总结和归纳。
结尾是造“颂”官员姓名、官职，历时四年，“正光三年正月廿三日讫”。
那么，《张猛龙碑》从书学的角度看究竟好在哪里？
《金石史》作者郭宗昌评价此碑时说：“其书律以晋法，虽少蕴藉，而结体错综之妙，使以剂唐，足脱一代方整之累；欧、颜诸公，便可入山阴（指王羲之——引者）之室矣。”
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此碑“书法潇洒古雅，齐正相生，六代（即六朝——引者）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所谓“齐正相生”，就是李世民在评论王羲之书法时所说的“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的高度概括。
明代的金石家赵崡在《石墨镌华》中指出，此碑“书法虬健，已开欧（阳询）虞（世南）之门户；碑首正书十二字尤险劲，又兰台（欧阳通，欧阳询之子）之所出也。”
康有为对此碑更是赞不绝口，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反复讲：《张猛龙碑》“为正体变态之宗”，“以其为隶、楷之极则，”“结体精绝，变化无端”，“如周公制礼，事事皆完美”。又说“笔气雄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平方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功夫，斯为第一。”同时指出《张猛龙碑》额“字皆二寸，最为丰整有势可学者也。”碑额正书大字为“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十二字。称赞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
从现存拓本看，《张猛龙碑》以方笔为主，兼用圆笔，字取纵势，中宫收束，天骨开张，结构欹侧险劲，风格清峻刚健，逸态多姿，的确反映出魏碑的阳刚之气。
这其实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北朝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思想文化在碰撞中有交融，在融合中有发展；文化秩序在激荡中有解构，在破立中有整合。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更没有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呈现出一种自由发挥和率性创新的态势。这才是北朝（386—581年）近两个世纪中，各类艺术取得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唐代留下的功德碑数量较大，这里介绍两通，可分别代表几种不同类型：一是官员，《田畹德政碑》；二是平民，《贞义女碑铭并序》。
《唐·田畹德政碑》刻立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原在河北易县城内，清乾隆时移置保定，运送途中不慎落地，断为数块，先存放保定府学，1932年移至莲花池畔，并建亭保护。
田畹又名田仁畹，字正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任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在任期间德行政绩卓著，州人安居乐业。四年后又调任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吐鲁番县西）。此碑系田畹离任时当地官民为他刻立的功德碑。
田畹是易州最高的军政长官，由于关心百姓疾苦而深得民心，移居外地的人纷纷回迁。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发现懒惰和不务正业的人，严厉批评教育，对勤劳务农的人则褒奖鼓励。他以宽厚仁慈恩泽百姓，家家衣食无忧，鼓励经商贸易，更使易州成为都会。社会诸多不良风气，慑于田畹的威严而大大收敛，蛮横的人文明了，粗俗的人懂礼仪了。从郡邑到乡村，由于人们合理的要求得到满足，纷纷弃恶向善，好勇斗狠的人也讲谦让，打架斗殴者也讲仁慈，凶猛的人变得温和，懦弱的人也刚强起来。凡事关民生，他都亲自去办。使怜贫济困和尊老爱幼形成风气。一年下来，几乎没有天灾人祸；三年下来，“易水变其风寒，燕谷增其暖气”。由此，刑罚已被闲置，打官司告状也几乎不见了。田畹文武双全，既能安边，又能惠民，真正做到了“穷物之理，尽人之性”。因此，官民对他的调离如丧考妣，只能“刻石颂之，令问不忘”。
碑文撰写者是徐安贞，新旧《唐书》均有传。开元年间曾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唐玄宗每属文作手诏，多命徐安贞视草。足见其文笔十分了得。《田畹德政碑》确是好文章。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这从写作的心理学分析，撰文刻石和诉诸纸笔，由于载体不同，预期不同，功用不同和投入不同，肯定有轻重之别，厚薄之分。试想，纸上的文字，在付梓和结集时可以修改，而勒石铭碑则一字不能变更，这种一次性，也就是终极性写作，又将传之不朽（纸可烂，石不可烂），岂能掉以轻心，率性而为？这就是碑文的质量普遍好于纸质文本的原因。
最后，关于功德碑的真实性问题该怎样看？
如果碑文实事求是，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官则为好官，是民则是好人。
功德碑原本就是隐恶扬善的碑，如果“隐”“扬”的离谱，多为虚夸粉饰之词，那我们看到的虽然不是真实的碑主其人，至少也是一个撰文者心目中的好官形象，好人形象，也算树立了一个好官好人的榜样。都有借鉴的意义。
因此，尽信碑则不如无碑，不信碑则空留遗憾。
刻立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年）的《贞义女碑》，全称《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此碑原立于江苏省溧阳市大溪乡上吴村史氏宗祠内，后来一度下落不明，直到1974年，在宜兴县芳庄乡渡口村附近的大路上发现，当时已架作路石。于是迁至县文化馆保存起来。
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由于楚平王昏庸无道，听信谗言，杀死了忠良之臣伍员（字子胥）的父亲（时任太子太傅）伍奢和兄长伍尚。伍子胥被迫逃亡吴国。逃亡的途中有两件事流传下来，一是在吴楚交界的昭关张贴着伍子胥的画像和通缉令，伍子胥出不了关。有位隐士东皋公答应帮忙，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几天过去，东皋公再见伍子胥时，发现他须发全白，模样大变，东皋公灵机一动有了办法，请来相貌与伍子胥相像的朋友皇甫讷，扮成伍子胥企图出关，被守城士兵捉拿，伍子胥则趁机出关。审问皇甫讷时，东皋公赶到，连称皇甫讷并非伍子胥，经再三证实，果然抓错了人，只好放了。京剧《文昭关》演的就是这个故事。另一件事就是关于贞义女的。
伍子胥在逃往吴国路经溧阳濑江时，已经七天未吃东西，恰好在江边遇到正在浣纱的女子史氏，伍子胥便请她给一点东西吃，史氏很慷慨地答应了。伍子胥在饱餐一顿之后临走时，担心自己的行踪被楚国追兵得知，再三嘱咐史氏保守秘密，史氏也保证不对任何人说。可是伍子胥仍不放心，于是史氏抱起石头毅然自沉濑江。后人敬重史氏的贞节侠义，在江边建祠祭祀。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诗人李白来溧阳游览，溧阳县令就请他为史氏撰写碑文，又请李白的族叔李阳冰书丹，李阳冰是著名书法家，当时是当涂县令。碑就立在伍子胥为报答史氏而投金于江的地方，这时的伍子胥已经功成名就，报仇雪恨了。
碑文写道：史氏女已经30岁还没嫁人，清白纯洁，对老母亲非常孝顺，为了救伍子胥救到底，毅然舍下老母，投江而死，从此灭口，确保伍子胥的安全。声誉感动天下，侠义的行为堪称壮士。由于史氏女的义举，才使伍子胥后来率吴军灭掉楚国，把楚平王掘坟碎尸，终于报了仇；凯旋之日，又在濑江投金报恩，正是以德报德，堪称美事，望着史氏女当年投江的地方，徘徊悲痛而不忍离去。每当长风刮过吴国的天空，月光照在楚地的江水，史氏的形象就仿佛仍在眼前，即使海枯石烂，贞义女的英灵也将永存。
诗人李白平生留下的碑文只有5篇，《贞义女碑》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贞义女死后1280年，由一位伟大的诗人撰写碑文，也算是无上光荣了。至于贞义女史氏的壮烈行为，应当如何评价，今天仍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一次战役的胜利树碑记功，辽金时代还有《大金得胜陀颂碑》。
东北地区传世名碑极少，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两通碑刻都在吉林省，除前文提到的《好太王碑》之外，就是这一通。
《大金得胜陀颂碑》在吉林省扶余县誓碑崴子屯，屯东1.5公里的山冈上有一块椭圆形台地，东西宽170米，南北长570米。北靠松花江，东临拉林河，隆起的冈阜四周地势开阔平坦。《金史·地理志》说：“会宁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皑葛蛮’（意即得到胜利的地方）太祖武元皇帝誓师之地也。”辽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阿骨打召集各路精兵两千五百余人，在此誓师伐辽。约定“若大事克成，复会于此，当酹而名之。”
辽金之间，金长期处于弱势，远的不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天庆二年（1112年），曾召集千里之内的酋长给他朝贺。当时，他正在混同江钓鱼。金主阿骨打也前往朝贺。天祚帝设“头鱼宴”款待朝贺者，酒半酣，天祚帝命各路酋长分别起来跳舞，唯独阿骨打不跳，天祚帝再命令他跳，终于不从。天祚帝十分不满，私下对亲信大臣说：“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可是这位大臣却说阿骨打是粗人，不懂礼仪，“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归顺之意）。假有异志，又何能为？”
阿骨打归来后发觉天祚帝对他有怀疑，后来多次召见，均称病不去。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起兵，以要求辽方引渡叛将阿疏为由，辽方不放。于是誓师讨伐。历数辽的罪状，并申告天地：“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肖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阿骨打对将士说：“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力”。“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金史·太祖本纪》）
开战之前，先督促士卒填平壕沟后与辽军遭遇。辽军反攻很猛。阿骨打部将企图硬拼，被制止。他说：“作战不可轻敌。”于是后撤，辽军尾随追击。可是，辽军主将耶律谢十不慎坠马，辽兵立刻救助。阿骨打趁机反击，用箭射死了救助耶律谢十的辽兵，并且射中了耶律谢十。辽军骑兵冲过来，又被射穿胸部。耶律谢十拔掉射在身上的箭逃走。阿骨打追上去射中他的后背，箭杆的二分之一射进耶律谢十的身体，耶律谢十僵卧在地，死了。
混战之中，阿骨打一部将和部分军士陷于辽军阵中。阿骨打前去解围。这时辽军有人朝他放箭，差一点射中他的脖颈。阿骨打发现了那个朝他射箭的人，一箭射去，把那个辽军射死了。他大喊：“不消灭敌人决不停止战斗！”个个奋力冲杀，勇气倍增。辽军溃败，互相践踏而死者十分之七八。
这是一次十分惨烈而且险胜的战役。战事结束之后，人人劝他称帝。阿骨打却说：“打一个胜仗就称皇帝，让人看着也太浅薄轻佻了。”
话虽这么说，第二年他还是称帝了，并改国号为大金，年号为收国，他就是金太祖。
71年之后，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金世宗到长春州春猎，亲临当年太祖誓师伐辽的故地，十分感慨地说：“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指将来死去——引者）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在酒席宴上又说：“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歌词大意是：帝业艰难，继承不易，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相对欷欷。临行之际，对大臣说：“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贪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金史·世宗本纪》）
于是，诏令在涞流河畔的得胜陀上树碑。“刻碑建庙以彰圣德”。七月二十八日刻立。碑文为赵可所撰。赵可系进士出身，官至翰林院直学士，博学高才，卓荦不羁。有诗歌乐府传世。题额者是党怀英，系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待制。《金史》本传说他“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
书丹者是县令孙侯（？）。这个名字最早见于著录《大金得胜陀颂碑》的《吉林外记》（1823年），可是，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指出，由于碑已经断成三截，书丹者姓名正在断处，是“孙侯”还是“郝俣”难以断定。关于后者，《金史》有传，“大金”碑刻立时为“翰林修撰”，系“从六品”的官衔。可是，碑上却是“儒林郎咸平府清安县令”这样“从七品下”的头衔，按理不应舍大求小，因此，不可能是郝俣。另外，他正在山西做官，与“咸平清安县”（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相距遥远，不可能由他来书丹，而孙俣则不然，金世宗东巡时路过咸平，作为下属的“清安县令”趋前迎送，受命秉笔书丹，是很自然的事。还有，“孙俣”在《金史》和《高丽史》确有其人，他还曾于承安三年（1198年）奉命出使过高丽，《高丽史》记载颇详，从最早的拓片看，“孙”字的“子”旁下和“系”字的二分之一，均可辨认，绝不是“郝”字无疑，所以，书丹者是孙俣，而不是孙侯，更不是郝俣。
碑阴的女真文是最早见于碑刻的女真文。女真族原无文字，阿骨打建立大金以后诏令创立自己的文字，命完颜希尹来完成。完颜希尹便根据汉字和契丹字，结合女真人的口语，创立了女真文。这位完颜希尹后来成为将军，曾统率大军两次伐宋，第二次伐宋打进北宋京师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并把他们押回金国。
《大金得胜陀颂碑》碑阳的文字就是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后来又有人创立的女真字称为女真小字。两种女真文曾长期同时使用。
由于此碑立在北国人烟稀少、荒寒偏远之地，长期湮没于乱石蔓草之中，鲜为人知。直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才由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的萨英额发现此碑，并将碑文“抄录入记”，即《吉林外记》一书。从此引起中外史学界的重视。各类论著已达五十余种。足见此碑历史文物价值之高，影响之大。
自古以来，就有人热衷于树碑立传，让功名传之不朽。也有重史书而轻碑刻的，如隋文帝，他的儿子死了，大臣请示为其立碑，隋文帝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即使刻石立碑）徒为后人做镇石耳。”（《唐语林》卷八）
宋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的态度较为客观，他说：“古人有大勋德，勒铭钟鼎，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命文士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降及南朝，复有铭志，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贤耶，则名闻昭显，众所称赞，岂待碑志始为人知？若其不贤也，虽已巧言丽辞，强加采饰，徒取讥笑，其谁肯信？”（《梁溪漫志》卷六）
不过，也有人认死理，非要依靠功德碑永垂不朽。东汉有个叫杜预的人，活着的时候就为自己刻两通功德碑，但不是立在风水宝地，而是一通沉进潭底，一通投入河中。他说百年之后，山岭必成为深潭河谷，而河床潭底必将隆起为山陵，那时，我的碑就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遗憾的是千年过去，他的功德碑至今没人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