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话可说后记一
朱维坚
作品集就要出版了，我坐在电脑前，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是啊，此时此刻，我该说什么呢？读者们在看了我的作品之后，还想在后记中读到些什么呢？我有些茫然。
当然，此时此刻，充塞于我心房的首先是感激之情，作为一个基层警察、一个引起读者注意只不过两三年的业余作者，居然有一百几十万字的作品集要出版了，这是多少作家梦寐以求的呀？或许，我是我国基层警察出版作品集的第一人吧。为此，我真诚地感谢群众出版社和啄木鸟杂志社的领导和同志们，是他们首先发现了我，扶植了我，让广大读者认识了我，由此，才有我的一部部作品的出版。而且，在作家出书难、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断然为我这个基层警察推出作品集，不能不使我充满感激之情。我觉得，这里除了体现出决策领导的胆识之外，也表现出他们对我这个基层警察的格外关心和重视，让我感到一种别样的温暖。当然，我也要感谢广大读者，因为，是你们在读我的作品，购买我的小说，否则，也不会有这部作品集的面世。
文如其人，读者在读了作品之后，自然会对作家的人品、才华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作家似乎没有必要自我表白。这也是我坐到电脑前感到茫然的原因，所以，只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无话可说
首先我要告诉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我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警察，一个普通人。我在写作时，从不刻意去追求什么，我只是听从心灵的召唤，把我的欢乐和愤怒，把我的思考和追求，把我的欢乐和泪水渗透到我的作品中，渗透到我的人物中。由于几十年来一直深植于基层，所以，我敢说，我真正知道我的警察弟兄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也知道广大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向往和追求，我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也是为他们而写作的。所以，我相信广大读者在作品中会听到自己的心声，也许，这就是我的作品较受欢迎的原因吧。有读者给我来信恳求我千万不要改变风格，就这样写下去，那好，我就一如既往地写下去吧，在不变中求变，在变中保持不变，变的是题材和内容，不变的是心灵和思考。请读者们相信，这部作品集中的四部长篇，绝不会是我最后的作品，也不会是我最好的作品，只要我还在生活之中，只要我的大脑还在运转，只要我的激情还在，我肓定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写下去。
但是，我接着要告诉读者的是，从现在开始，我却不敢保证像前三年那样，每年最少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了，这可能会使一些读者失望。
这不是写作速度的问题，也不是缺乏素材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个强大的磁场在诱惑我，使我难以自拔。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这个磁场就是电视剧。
应该说，和电视剧发生关系，还是同小说有关。四部长篇儿乎全被拍摄商买断。目前，正在应邀为某电视台写一部20集的本子，此外，还口头答应了两家制片人，答应给他们各写一部电视剧。尽管只是口头答应，可我是个重承诺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能保证再写小说。
我曾经发过誓，永不浮躁，要永远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用心灵去写作。而今，我还能做到吗？
电视剧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一方面是利的诱惑。在经济收人上，小说和电视剧是无法相比的。我不隐瞒自己的感受，尽管我不是很看重钱财的人，也是一个比较沉得住气的人，可面对这种情况，也不能不有些心浮气躁；另一方面是名的诱惑。作家以作品立言，对社会发挥作用，但也不能否认有扬名传世的愿望。可是，有哪个作家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一定会世代流传呢？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主要还应该在当代，而对作家而言，多数人还是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被人认识，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就是所说的扬名。而就这一点来说，小说和电视剧是无法相比的。我最畅销的《黑白道》，正版加盗版，也不过几十万上百万，可一部电视剧呢？如果在中央台播出，收视的观众何止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上亿。
看来，必须调整思路，写电视剧吧。
可是，且慢。
电视剧是快餐文化。对一个作家来说，它的内在价值是远不能和小说相比的。小说可以写心灵，感受，思考，可以更深刻更大胆地表现生活。和电视剧比起来，小说创作的空间要大得多。同时，小说中还可以有意境的营造、语言的韵味等文学性因素，有很多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东西，这一点，电视剧就无法相比了。何况，电视剧创作还要听从导演、制片人、审批单位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要求，而这些要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多数都是必须满足的。有时，还要一遍遍地改来改去，让你的创作乐趣完全消失，人成了写稿子的机器，这还叫什么文学创作。
要不，还是老老实实写小说吧。
可是，也有问题，写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我痛心。
一方面，是盗版侵权问题。你不能不服那些盗版贩子，他们实在太厉害了。我的四部长篇部部有盗版，最近出版的《绝境》，我还没看到样书，盗版已经在街上卖了。其他三本盗版更为严重，特别是《黑白道》，一个卖书的小贩对我说，他一个人就卖了二三百本，那么，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小贩子？一共该有多少本盗版书？我的损失有多大？有人说，不能计较这些，这是给我扬名，也就算了。可另外一种情况就不能容忍了。不久前，我发现一本叫《黑影》的长篇小说，出版单位是云南出版社，作者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作家。可打开一看，除了书中的人物名字不一样，其他的和《黑白道》一字不差。这也罢了，我没时间理睬它，可北京电视台找上我了，原来，有读拿着两本书找到他们，问电视台，到底我和那位作者谁抄袭谁，北京电视台为此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我顿时感到人格受到极大侮辱。我朱维坚的作品如何不敢说，可我一向是看重人格的，难道我是个抄袭别人作品的窃贼吗？当时，我简直无言以对，好在电视台又采访了作家出版社，他们为我正了名，也基本搞清，那部书无论是出版社、作家姓名和作品内容，都是盗用的。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一些所谓作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齿冷。我的四部书都是公安题材，由于我忙于工作和写作，加之近年来好电视剧少，也就看得不多。想不到，我的作品成了别人剽窃的对象。我还没发现，已经有很多朋友和读者（他们中有很多是影视界的人）给我打电话来，说某某电视台上演的某部电视剧像我的某部作品，某部电视剧中的某个情节是从我的某部小说上来的……仅举一例，在多年前，我写出一部电视剧本，交给了具有相当权威的某电视剧制作单位，该单位不止一人在看作品的过程中就给我打电话叫好，其中一个在公安电视剧创作上的腕级人物，还问我跟哪家电视台签约没有，并再三嘱咐不要和别人签约，由他们拍摄，可后来就没动静了，我再打电话问他，态度就变得非常冷淡，最后告诉我不能拍了。可过了不久，这个腕儿自己的一部电视剧出来了，也是表现基层警察生活的，因为我没看到该剧，对内容不敢多说，可有人告诉我，最起码，这部电视剧的风格和那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与我那部作品完全相同，其话外音所用的语言甚至都一字不差。这能是偶然的吗？这也叫作家？还什么腕儿呢，真令人不齿。对了，还有的拍摄单位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自己拍了一部电视剧，也命了名，可硬在片名上边把我的一部畅销小说的名字覆盖上了，弄得很多人以为是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我却在家中有苦无处说。其实也不是无处说，只是我没有时间跟他们扯，现在我忙于创作，没时间理睬这些事，等我稍微闲下来时，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事，没准儿要跟他们理论理论。
就上述问题，影视界的朋友们告诉我，主要责任在我自己：因为你出了书，所以他们才剽窃你。言外之意是，如果你不出书，直接写电视剧，他们就无法剽窃了，确实很有道理。这，也是我目前去意彷徨的原因。
迷茫中，有朋友给我指出了明路：今后，你就两栖作战，先写出电视剧本，然后再把剧本改成小说，待电视剧上演后，同时推出小说，这样，既保证了权利不受侵犯，又能名利双收。这个意见确实很好，可是，我能做到吗？小说和影视剧在创作上虽然有相同之处，可是，更多的是不同，构思小说和构思电视剧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根据电视剧本改成的小说，还能是小说吗？还能从中读出那种含而不露、让人思考品味的意韵吗？我本来就比较粗糙的文笔在写惯了电视剧之后，还能回头再写小说吗？再说了，创作享受的是最初的那种冲动和探索的乐趣，本来已经写完的作品，热情已经耗尽，再由自己硬着头皮把它改成另外一种东西，那还叫创作吗？
由此，我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尽管我陷人迷茫彷徨之中，面临着抉择，但是，请读者放心，这是暂时的。我已经五十岁，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无论有什么样的改变，我都永远会深植于生活之中，保持自己的良知和一颗思考的大脑，去努力探索，前行，写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厚爱我的读者朋友们的作品。
这就算是后记吧。
根植于人民之中后记二
我一向觉得，作家是靠作品说话，读者是通过作品了解作者的，因此，尽管连续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却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后记之类的文章。如今，群众出版社推出了我的作品集，我觉得应该对那些关注我的读者说点儿什么了。
一、我是一个籥通的基层警察不止一个读者在来信和电话中问我：你就是一个县里的警察吗？问这话的还有一些较有名气的影视制片单位以及有一定名气的制片人，其中一个人就反复问我到底真的是不是一个基层警察，当核实之后还很感慨地说了句不可思议，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有朋友好心地告诉我，以后对外联系最好不要再提自己是一个县级公安局的普通瞥察，那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削弱自己的影响力。我也觉得这意见很有道理，可做起来却别别扭扭的。就像我平常做人作文似的，不会或者不善于说假话，所以现在我还得直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层警察。
而且，我感到自豪，因为我不像一些作家去体验生活，我就在生活之中，这大概也是我能写出较受读者欢迎的公安题材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一些读者曾问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安民警，何以写出有如此深度的作品，我的回答是：学习和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尽管我生活工作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北方县城，可是这不影响我学习和思考，无论工作如何忙，我也总是抽时间看书学习，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知识，包括当代最新的思想成果，而这种学习又促进了思考，这种思考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再加上有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写出比较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也就是自然的了。其实，我觉得，比我有才华的作家很多，但是，长期扎根生活在基层的并不多，而我是这些不多的人中的一个。相反，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作家虽然相对较多，但是，他们往往缺乏基层生活的亲身体验，思想感情也远离了普通人民群众，再加上思想浮躁，急功近利，受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所以，也难以写出好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大概，这也是当前文学创作萧条的原因之一吧。
二、《黑白道》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说起来，《黑白道》应该是我的成名作，也可能是我的几部作品中目前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据个人掌握，作品出版后，长时间在汉网图书销售排行榜上位居三甲，曾连续多周排在首位。全国近二十家报纸转载，两家电台进行了小说连播，影视版权还在连载时即被制片公司买断；不知是哪位仁兄，也没告诉本人一声，还在互联网上搞了连载。盗版书更是遍地，有位本地街头书贩得意地告诉我：你都不知道自己的书多受欢迎，我一个人就卖了盗版《黑白道》几百本。
其实，读者能看到《黑白道》，首先应该感谢啄木鸟杂志社，感谢易孟林社长和当时任编辑室副主任的张西（现任副主编）同志。要是没有他们二人，真不知道这部书会是什么结局。稿子寄到编辑部后，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枪毙。正是易孟林社长和张西同志力排众议，说服了反对者，并进行了精心的编辑修改，使《黑白道》得以在《啄木鸟》上连载。
《黑白道》的成功给了我自信，也奠定了我在读者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推出使我认识到，一个作者、一部作品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出版单位、结识一个什么样的编辑是何等重要。也许，没有《啄木鸟》及易盂林社长和张西，就没有《黑白道》。同样，没有群众出版社和社长吴晓鸣，我的《绝境》也不会这么顺利地推出。我将永远感激他们。
三、我更看重《使命》
《黑白道》成功后，我完全可以按既定的路子走下去，我也相信自己在写侦破小说上的才能。有读者来信称我为侦破小说大家。我也觉得，接着写几部惊险曲折、可读性强的侦破小说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我紧接着写出的却是一部另一种风格的《使命》。因为，我必须写那些来自生活、拨动我心弦的东西。多年的基层公安生活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触，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的困境使我心潮难平，特别是近年来打黑除恶斗争的艰巨性更使我感触很深。就像《使命》开篇那段告白中写的那样：队伍不纯的困扰、工作经费的匮乏、执法环境的恶劣、腐败分子的高压、刑事犯罪的升级、黑恶势力的挑战……这一切，使身处维护社会治安第一线的基层公安机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却往往得不到正确理解。我在切身的工作生活中体验到，我们基层公安机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正为此，我冷却了再写一部侦破小说的冲动，转而写出了《使命》，寄给了《啄木鸟》。
我要再次感谢易社长和张西，因为，《使命》在《啄木鸟》杂志社再次引发了争论，有的人认为作品文学性不强，还有的提出，要把它改成一部单纯的公安机关与黑社会斗争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易社长和张西又站出来坚持了自己的主张。易社长后来对我说：他们没有真正认识作品的意义，如果按他们的意图改就不是这部作品了。作品可以改，但一定要保持原来的创作意图。后来，《使命》终于以它本来的面目问世了，当然，盗版作品也再次大量涌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