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一开始上学就是班里的尖子，上到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想让他跳级。当时我的一篇小说正遭到大规模的批判，舆论汹汹，社会上谣言纷传。老子挨批，儿子跳级，使我颇感得意。觉得儿子为自己争了气，虚荣心促使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同意儿子跳级。当时的小学还是五年制，他再跳一年，实际只上了四年。到了重点中学，他的基础知识就显得差了，由尖子生降为中等生，自尊心受到打击，功课时好时坏。但愿我在儿子身上不要再犯第二次错误！应该说我对儿子的管教是相当严厉的，甚至可以说是粗暴和武断的。一旦发起脾气来，越说声音越高，火气越大，越打越不解气，一动手就收不住，自已火上浇油，打了第一次就想打第二次，打了一下还想打第二下。事后冷静下来，自已也觉得太过分了，埋怨自己脾气太坏，于事无补。当然也不是全无结果，偶尔一门功课考试不及格，狠打一顿就可以拿个八九十分。不知是体罚真起作用，还是碰巧了。这是以前的事情，以后我觉察到了自己的坏脾气，一旦发作就不可收拾，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用理智控制住，不让坏脾气爆发。那时女儿还小，家里没有灭火器。
尽管如此，儿子的老师还是婉转地对我提出了批评。
语文课讲了《反对自由主义》，老师留出二十分钟给学生们出一道作文题：《反对……》。我的儿子不假思索，一挥而就。题目是：《反对父亲的祖暴管教方法》，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规定我必须六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睡觉，我要晚起五分钟，他就要批评我一刻钟。他浪费的时间三倍于我自己耽误的时间。我只要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子跟前，不论我千什么、想什么，他都很高兴，不再管我，放心地去干他自己的事。作为作家，父亲也许是聪明的，作为父亲，他可真够笨的！”老师说：“就作文本身而论，文字通顺，真情实感，学生讨厌打小报告，我可不想在家长面前告自己学生的状。你的孩没有错，你的管教方法确实有问题……”看来我得多给孩子一些自主权，增加一点家庭里的民主空气。
去年年底，我写了一篇反映女武生生活的小说，题目定为《以男人形象闻名于世的女人》。儿子看后居然敢给我提意见了：“这个题目不好。”他说得那么肯定，我问：“为什么？”“现在都写什么女人呀，男人呀，靠这个来吸引人，你怎么也学这一套？你不是说写作要新鲜，不走别人的路吗？”真是一针见血，我立刻接受，把题目改成《长发男儿》。还是有个“男”字，想了半天去不掉，只好先凑合着交了卷儿。
我和妻子要一块外出，临行前女儿在饭桌上甩闲腔：“你们光顾自己出去美吧！”她那张十分讨人喜爱的小脸儿绷得紧紧的，连眼睛也不抬起来，语调更是不酸不凉。妻子心里不安。使我想起去年，我们两人去云南，钻大山、看边界，在保山宾馆的时候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儿子―像个男人，声音镇定，话语不多，轮到女儿说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一股亲女的感情热流，隔着几千公里通过声音送到我们心里。我把话筒交给妻子，女儿那张小嘴倒有说不完的话，什么安全啦，身体啦，吃呀，住呀，说着说着娘俩呜呜地哭起来了！女儿举着话筒在天津哭，妻子拿着话筒在保山哭，把宾馆服务员都闹蒙了。真是最亲不过娘闺女，最近不过闺女娘……我对女儿说：“你妈妈上班干革命，下班做家务，出去散散心难道不应该？”女儿还是不抬眼皮，“去吧，谁不让你们去了？反正你们一走我就倒霉了。”“你倒的什么霉呢？”她认真地叹了口气，“唉，不说了。我要是说了，等你们一走更得把我打熟了！”儿子一声不吭，闷头吃自己的饭。
我瞪着他，感到恼怒，心里也掠过一阵寒战。儿子莫非学到了我的坏脾气，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他妹妹粗暴无礼？1我和妻子从外边回来以后就向请来看家的姥姥打听两个孩子的情况，儿子没有打过他妹妹，大概也是因为找不到理由。平时像刺儿头一样的女儿，我们一走就对她哥哥绝对服从，他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他支使她干什么，她就老老实实地去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儿子能担负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令我感到欣慰。
有位朋友用玩笑的语气为我们家排了一下座次，女儿第一，儿子排在第四。
从外表看似乎是这样的，女儿在家里比较受宠。节假日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儿女们可以看电视，我坐正面的沙发，女儿则坐在我的腿上，自称我的大腿和胸怀是她的“软席包厢”，顽皮劲儿上来，还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去。
去年她因体育课的成绩没有达到八十分，班里评上“三好”又被学校拉了下来。回到家就让我做她的体育教员，摁着她的膝盖做仰卧起坐，我给数数，保护她做前滚翻、弯腰、抬腿等等。每逢我被女儿支使得团团转的时候，妻子就在旁边幸灾乐祸地说：“这回可有治你的啦，你的脾气呢？”从心里对儿女不能一视同仁，甚至有意歧视自己某个孩子的父母，我想是没有的，要父母绝对一碗水端平也是不可能的，碗太平孩子就吃不到嘴里去，要想吃得省劲就要把碗端得斜一点。每个儿女的情况都不一样，在小事上有点偏向是正常的。
儿子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在车间里上三班，在家里的时间很多，大部分家务活由我来干。如果赶上“停产闹革命”，我就可以一连几天在家里哄儿子。他出生的那天晚上就具有一种喜剧气氛。妻子怀孕期间，热心的邻里老太太，时间充裕的工厂女同事，为她算日子，看手相，测妊娠反应，都断定她会生个女儿。而我对她们的测算结果嗤之以鼻，坚信自己会得个儿子。我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一种感应，或者叫一种希望。10月30日的晚上，南开医院的产房接收了十二个孕妇，前十个生的都是女孩，我已经失望了，偏偏从我妻子开始，最后两胎全是男孩。妻子奶水充足，儿子吃得白胖喜人，长到五岁时，馋虫上来还要扎到母亲怀里咬住奶头嘬半天。尽管我的工资很低，仍然在工厂附近专门雇请一个老太太照看他。接他送他也常常是我的事情，路上要穿过一个坑坑洼洼的胡同，放在竹子推车里怕把儿子的脑袋颠傻，索性将他放在我的肩膀上，两条小腿夹住我的脖子，高人一头，招摇过市，优哉游哉女儿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她选了个最不吉祥的时刻来到我的家。
1976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断高涨，这篇小说被上了七条纲；“四上桃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等。5月9日，北京来人，带着当时文化部长于会泳的信找到天津市当时的文教书记王曼恬，责令我公开做检查，否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就在这时候女儿来到人间，好像是为我壮胆来的。我的妻子正希望再来个女儿，当我在产房外得到天遂人愿的消息后，就急急忙忙奔回家去为劳苦功高的妻子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灌进暖水瓶，将儿子锁在屋里，急急忙忙再返回医院。一个朋友正在医院门口等我，向我这个喜气洋洋的父亲通报了坏消息，市里派来的汽车就停在路边，要我马上去市委，王曼恬亲自跟我谈话。
我表示不能坐这个车去，除非公安局派警车来，让警察向我出示逮捕证，我才能丢下妻子儿女不管，任由你们发落。更可怕的是另有一女同志到产房里去做我妻子的“思想工作”，真是赶尽杀绝！那女同志是好意，想安抚我妻子，但这消息本身就足使她精神上过度紧张，奶水顿失，点滴皆无。女儿没有吃上一口娘奶，乃我之过！两个多月以后发生大地震，我每天早上从黄河道跑到西站，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抢购上一斤牛奶，再兑些稀粥，以维持女儿的生命。尽管如此，在给她过百天的时候，朋友们还是建议为她取名“一巍”。我已经狼狈至此，仍然自吹《机电局长的一天》岿然不动，多亏鲁迅先生创造了“阿0精神”。
女儿到了说话的年龄，吐字不清，经检查是“腭裂”。天哪，真是祸不单行。
她五岁半的时候住进了口腔医院。此病不算小，手术更复杂，难度很高。由于手术的部位在嗓子眼儿，医生需有极大的细心和耐性。
病房里，病人家属们成天议论纷纷。某人的孩子也患此病，通过后门找到大关系，重托了手术医生。医生感到责任重大，精神紧张，负担过沉，手术时间拉长，唯恐出差错反倒出了大差错，当天夜里病孩儿因伤口破裂，出血过多而亡。走后门把孩子送给了无常，真是写小说的材料。还有一些病孩儿，虽然手术本身没有出危险，但效果不理想，恢复一年半载之后还要做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手术，重吃二遭苦，再受三茬罪！我女儿的命运会怎样呢？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她是大命的。她诞生在大转折的一九七六年，她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来投奔我，给我的命运带来转机。她自己也一定会否极泰来。
可是，当女儿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妻子首先呜咽起来。许多亲戚都来了，妻子一哭使女眷们眼角都挂着泪珠。我感到不妙，用不近人情的口吻把她们都赶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守候在手术室外面。
三个半小时以后女儿才被推了出来，我那个漂亮的活蹦乱跳的女儿已不复存在，脸色煞白，双眼紧闭，下半个脸缠着绷带，只露着鼻孔和一张小嘴，我心里一阵绞痛，几乎放纵了做父亲的感情抱女痛哭。掌刀的主任医生王永秀告诉我手术进展顺利，他自我感觉不错，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我心里稍安，等待那最危险时刻的到来。
夜半，女儿身上的麻药已失去效力，她苏醒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疼痛，就是想冲着父母大哭大闹。五岁半，又懂事又不懂事。即便是个大人，处于这种状态，靠讲道理能止住难熬的疼痛吗？妻子咬住手绢，双手抓住女儿的右手，把脸埋下去，只见肩膀抽动。她的意志已经垮了，能否帮助女儿闯过这最危险的前三天，就看我有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了。我扶着女儿正在输液的左臂，不管大道理止痛不止痛，现在只有求助于讲道理，不管女儿听得懂听不懂，只能当她听得懂来对待一“好巍巍，千万不能哭，嗓子眼不能使劲。王大夫告诉爸爸你的手术做得非常好，很快就能出院，出院后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可以唱歌，可以朗诵，现在要是一哭，嗓子一用劲药线就会崩开，刀口裂开，造成大出血，你的手术就白做了。还得推回手术室，再打麻药，做更危险的手术！王大夫和护士阿姨都在值班室守着哪。”女儿眼泪哗晔，不能说话只是轻轻摇头，眼睛里露出乞求的神色。我懂她的意思，一边替她擦泪，一边决断地说：“巍巍是爸爸的好闺女，我的巍巍不哭，决不再做第二次手术，我看谁敢再把我巍巍推进手术室！叫妈妈去告诉王大夫，就说巍巍最听话，不哭不闹，叫他放心地回家去睡觉吧。”妻子忍不住要哭出声，我借故把她支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