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党和毛泽东在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也进发了惊天地、泣鬼神、不怕死、不怕邪、不怕鬼的精神力量，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精神财富。例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红军长征精神；在延安形成的延安精神；解放战争中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吃苦在前、无私奉献的精神。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精神的力量，重视爱国主义的传统，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把它作为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品格。毛泽东在解放前夕，就要求人们作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借用老子的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告别“一穷二白”的面貌，他提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又告诫全党和各族人民：“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保持过去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6．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和为贵”，儒家这句名言所体现的精神，一直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毛泽东说：“我们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共处的国家，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历史证明，中国各族人民爱好和平，主张世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对外重视睦邻友好，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还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等。今天谁也不能否认，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杰出代表。
四、邓小平民族精神及爱国主义的表现和特点
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史上，与毛泽东相比较，邓小平也当属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始终心系祖国，牢记各族人民。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一种全新的高级形态的爱国主义。1981年，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充满感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曾对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讲过：我从青年时代就有这样的理想，一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二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这就是邓小平民族精神的写照！毛泽东邓小平是20世纪的历史巨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光荣，他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表现主要有：
第一，立志报国，为共产主义奋斗，为民族解放与独立而战。
邓小平早年参加革命，立志报国，成为职业革命家。1919年秋邓小平（原名邓希贤）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年仅16岁的小平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远离故土，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实现理想之路。他认为，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状况，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侮的富强国家。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参加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从此，他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1926年初，邓小平又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受到了苏联革命氛围的熏陶与感染，决心改变中国的面貌。1927年春，他受党的派遣回国。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武装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川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在江西苏区，他与毛泽东同志一样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经受了“一起一落”，但他不怕挫折，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
邓小平从领导百色起义、龙川起义到指挥威震中外的淮海战役，从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从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中共中央晋冀豫中央局书记，从抗日劲旅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到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的政治委员，邓小平率先垂范，把青春年华、毕生心血全部献给了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邓小平一直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大战略区负责人和野战军领导人。就他所领导的战略区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全局，相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既然我党的主要任务是用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压在各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邓小平在指挥革命战争，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他也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相当重视的，阐明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这也是邓小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二，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
一是重视抗日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光荣的民族解放而战。（1）利用一切可能，教育民众认识民族危机，动员民众积极参加和支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邓小平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境况，提出了坚持毛泽东的持久抗战方针，一方面要从军事上研究战略战术；另一方面必须在政治上尽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来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2）他努力把民众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1938年1月12日，邓小平当时作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邓小平从本质上认定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能够参军、参战，用血肉来换取民族解放的，但他也正视了当时实际存在的困难，指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邓小平说：“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动员新兵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服；其次，是由于过去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这一重大的工作，依然表现着异常的不够；第三，是由于我们今天征调壮丁的方式，还不无强迫的错误……最后，也由于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没有切实实行政府所颁布的优待办法……正因为有了上述的缺点和错误，致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其结果，不仅使民众不能充分了解和支持政府积蓄与扩大国防力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之重要，反而造成部分民众对政府、对军队的不满，而且日寇、汉奸、托派之辈会利用这些缺点和错误来破坏抗日后方。因此，他指出：“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励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
二是针对敌人的奴化政策展开思想战，提高民族气节和民族意识，树立抗战必胜信念。邓小平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推行的奴化政策，对我们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危害很大，从多方面腐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因此，揭露敌人的奴化政策，教育民众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激发他们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战的热情，使他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就是当时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此，邓小平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务，就是通过民族精神的教育，提高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教育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1年5月，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进一步讲到了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具体内容。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诼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因此，邓小平当时就提出：“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为了展开这个思想战，邓小平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他在解释这种文化的含义时，引用了洛甫这样一段话：“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实践证明，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对我们党开展的抗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