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监察官代表唐文连将军（广东省总司令）奏请皇上，唐文连将军在之前的十月份被从南方召来指挥奉天的军队，他告发李鸿章拒绝送去专为这位唐将军在湖南征军购置的一万多支步枪，而是把那些枪存在天津的佩阳军械仓库。结果，满洲急需增强兵力的时候，山海关那整只旅都没有武器和军需，什么用场也派不上。这份奏折将会成为一个试验品：如果皇上处理这件事，很多类似的事情就会被提出来，全中国的辱骂将指向一个人——李鸿章。
李鸿章在1895年2月18日交出了佩阳军队皇家高级专员的印章，在19日把直隶总督的印章移交给了前云贵总督王文韶，他启程赶往北京时只带了十二个左右的人作为随从。那些到北京的觐见仪式比听上去要正式得多，每次号称至少要花掉李鸿章四五千英镑，而这一次据报道太后最宠爱的宦官收了李鸿章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在李鸿章启程之前，外界听说皇上对他抓捕那些阿瑟港沦陷时的叛逃将军的无能举动不再听取任何解释。另一道诏令被颁出，命令李鸿章在特定时间内抓捕那些将领，他们在籍贯省份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充公。
由海关专员穆尔黑德先生协助的总督张之洞在此间忙于彻底重组南洋水师，也就是五只大巡洋舰和六只炮艇组成的南方中队。仍在职的不称职军官都已被撤职，以国外体制培养出的军官代替他们进行指挥。预计这只中队到三月初就可以在与敌军中小试锋芒了。有一点很有趣，被李鸿章弄得退休的舰队司令却为海军经费捐出了一万两千英镑左右。这怎么会像是李鸿章手下人的作风？
在京城，李鸿章两次受到皇上在大议殿的接见。皇上称自己的意思是将延长战争或即刻求和的议题提交从一级到三级各省高官表决；为节省时间，各官员的奏折经电报发至北京。八位总督中的五位，十六位巡抚中的七位，二十一位财政大臣中的六位，以及二十位礼部判官中的三位，包括台湾和喀什噶利亚，被派至北京作为答复。
超过三分之二的奏折说如果日本只是想索取赔款，就主张议和，不论日本提出的数目有多大，但是如果敌军想侵占我领土，我们就宣战到底；因为皇上的特权不包括割让出自己祖先以鲜血为代价争得的土地。这是一个深植于中国人头脑中的观念，它比欧洲持有的观念更广泛地规定了你是否有做什么事的权利。中国人不好战，而且普遍愿意服从他们认为符合正义的东西。如果他们观念中非正义的事物被强加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等待时机摆脱掉它。
清政府派去了一两次代表团，却都无功而返，即便在美国通过其公使干涉的情况下也失败了了，在这之后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接受李鸿章总督作为特使来日。英国递交的国书被批准了，中国国书却未被批准，因为中国国书中显示日本而不是中国在求和。为了确保没有什么秘密的保留意见，总督将在马关被接待，他所有的国书将被检查，只有一切被证实符合要求，李鸿章才能获许进行和谈。
天皇对李鸿章来访东京都没有准备任何礼物，这在当时引起了诸多评论，也许也意味颇深。
人们说总督将出发延迟了几天，希望能尽力见到太后，却未能如愿。有一天他去宫中拜访，坐着宫中供不骑马的高官乘坐的一架小轿子，被带到太后寝宫，在那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结果还是没能见到他尊贵的女主子。正如一个中国人评论的，慈禧太后老奸巨猾，不喜欢搅和什么晦气事。
在北京期间，李鸿章拜访了所有的外国公使以及罗伯特·哈特爵士。慈禧太后这两位旧臣之间交流的内容想必很有趣。罗伯特·哈特爵士的日记一经公布，完整的记录可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的日记是他唯一幸存的私人物品，当几年前他的家宅被这位太后愤怒的军队捣毁时，他只带着一条活命逃了出来；在他致其雇主中国政府充满愤慨的一封信中，他感激英国公使给了他“一方屋檐”，以及“一日三餐”。
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并且被日本政府官方认可，接着中国的皇帝开始向各国王室和共和国总统发去一系列悲戚的求援，读起来就像一个被逼至绝境的女人失去理智的痛苦号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到了特定年龄的中国女性习惯于至少尽力成为持家的主体，表现出英国女人似乎在更年轻时才拿得出的劲头。
在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摄政太后慈安统治时期，中国政府没有犯过可怕的过失，而自从这个奢淫无度、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干掉慈安执掌政权以来，这些过失全犯下了，而近些年她的所有心思似乎都集中于榨取钱财，这些钱最终大都挥霍在满足她的荒诞想法上。
就这样，当恭亲王下令关闭已无用途的海军部时，所有的船只都消失了，在海军部的账册中有一百万英镑没有记入账，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大笔钱被挪出来供慈禧太后处置了。每一个去过颐和园的人必定会为其修缮的花哨俗气而诧异，与山丘对面被毁状况的旧园林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太后是如何被修缮工事的承包人哄骗了。
李鸿章奉命出发了。他将要进行的和谈必将使他的名字遭国人痛恨。有人认为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还有人将其描述为中国的政治家，李鸿章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追求享乐的人，这个身担无数职位的人，这个和蔼快活的主人，这个慈祥的祖父，如今跌至命运的低谷。几乎每个人都为他首次奏请退休时未获批准感到同情和遗憾，那时人们或许以为中国的荣光已经远离伟大的李总督。但是在中国和日本全权代表在3月24日的第三次会议之后，时来运转，李总督在离开会场回去的途中被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刺伤了。
总理大臣伊藤，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以及其他日本官员立刻亲自调查此事，日本天皇即刻用特制蒸汽船派去两名皇家总医师和一位去传达天皇和皇后慰问的副官。整个日本感到深深的悲哀，中日两国，事实上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希望李鸿章的伤口不致命。日本自愿批准在他疗养期间停火，天津的外国团体发来一封满载同情与关切的电报，收到了如下亲切的答复：——“感谢所有人善意的惦念。伤是痛的，子弹不能被安全地取出，然而我在稳定地好转而且能起身处理公务。我对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洞察世事的李鸿章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像以往一样做出了正确的事；他保持着相当的镇定，他绝没有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但他在世人眼中却成了英雄，而且他的身体恢复了。
至于和谈本身，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出李鸿章总督和总理大臣伊藤的性格，《华北公报》慷慨地允许我借用一段其中对两人之间一些谈话的记述，作者是当时一位中国人，他听到的句句属实。
总理大臣伊藤在第一场谈话中首先向总督的恢复道贺，后者礼貌地询问了日本全权大使之一，当时正苦于患“春”热病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健康状况，之后总理大臣伊藤提到他的父母都已经八十高龄仍旧精神矍铄。
李鸿章说马关因出优秀人才和丰美物产而享有盛名，但是日本总理大臣伊藤断言马关不足以与湖南和安徽（安徽是李鸿章老家）相媲美。李鸿章对此说到：“湖南与萨摩藩相似，那里的人民善习兵事。马关酷似安徽，但是这个比较站不住脚，我们远不及你们。”日本总理大臣伊藤礼貌地回答说，最近的失败错在中国而不是安徽。然后过了几分钟，他把李鸿章引至正题上。“停火，”他说，“到现在已经持续几天了，期限开始临近了。协约应尽早制定下来，而且为了不延误时间，我这里有一份对修订条款的备忘录。关于总秘书的两份备忘录，有一份非常详尽，这里还有一份改动协约主体部分的提议。鉴于中国如今所处困境，我起草了这份备忘录，其中尽量削减了我们最初的要求。但是削减也有限度，这是我无力克服的。当总秘书阅完这份文件，他会明白它只需要两种答复之一——行或不行。”
李：“这岂不是意味着不容许任何讨论？”总理大臣伊藤：“讨论无任何益处，这些条款不能删减。”李鸿章于是力劝说应当考虑中国的立场，总理大臣伊藤对此回答说如果总督坚持讨论，讨论必须依照原草案进行，因为已经删减的修改草案代表那些天的争论。李鸿章又说两亿的赔款太多，负担不起。
“我做出的删减不容再做更改，”总理大臣伊藤说。“你为什么不把贷款期限定为四十年而不是二十年呢？”
“日本会把钱借给我们吗？”总督说道。“这个我们管不了，”总理大臣答到；“你可以向外国人借这笔钱，你的信誉很好，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十倍，中国有四万万人民，你们的资源取之不尽，易于发展。当一个国家身处困境时，人民显示能力的时候就到了，你们可以发动民众开发资源。”
李鸿章还想减少赔款金额，结果仍旧一无所获，然后他反对收取利息。中国在先前的赔款中从未付过利息。最后总理大臣伊藤承诺，如果赔款在两年内付清，或者到第二年未付的部分已所剩无几，就不再收取利息。但是李鸿章想要无条件地取消利息。“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他说，“为什么要这样逼得我们无法承受呢？”
总理大臣伊藤：“‘无法承受’意味着拒绝接受吗？”李鸿章：“我真诚渴望重建和平，但是我无法答应我不可能同意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总理大臣伊藤还是很坚定，李鸿章转移到了割地事宜上。他认为要强迫中国放弃整个辽东半岛未免太残忍了。“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军队，”他说，“一度侵占了我们的城市，但他们从未索要过我们的一寸土地。”
总理大臣伊藤：“他们打着别的主意，而且他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在牛庄有一处海关，”李鸿章说，“你们却要把那个也拿走，还要我们付一大笔赔款。”
“我们不会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总理大臣伊藤说到。于是总督接着说他不能放弃台湾岛，两人又稍稍争论了一番，最终还是李鸿章说：“总结一下这三项条款：两亿两白银数额太巨，我必须请求进一步削减；我要求归还牛庄；台湾岛更是不可能割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