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整天在石牌村村口摊开象棋邀请人下并且邀请人下注的老秦，因为长得又黄又瘦，他们叫他“板鸭”。他仗着自己走南闯北，经的事多，没棋下的时候，喜欢跟人高谈阔论。他跟一堆人讨论起这十万块的时候，满脸鄙夷，他说，这孟毛根本就是个法盲！这一刀下去，没破内脏没伤功能，没掉骨头没掉肉的，哪里就能赔到十万块？做他的美梦吧！“板鸭”还举了他一个亲弟弟的例子。他弟弟在温州做锯木工的时候，不小心把大拇指给锯断了，最后还只是赔了一万三千。“板鸭”说，掉一只大拇指才一万三呀，还是有钱的老板赔的哩！
“板鸭”说这些的时候，来运鳖一直就站在“板鸭”身边。平时，他是最不愿意在“板鸭”身边停留的，因为他爱下象棋，忍不住总要摸出二十块拍下去跟“板鸭”赌，又逢赌必输。所以，身上有几个闲钱，来运鳖就要绕道走，离开“板鸭”远远的。这一天晚上，他就一直站在“板鸭”身边，一边听，一边理直气壮地支持着“板鸭”，并且少有地对“板鸭”滔滔不绝的分析表现出了信服。“依我看，别说十万块，恐怕一万块那鸟人也难得到！”来运鳖义愤填膺地对众人说。
要是开成鳖拔根卵毛出来吹口气就能变出一万块，那白送他十根也没问题！来运鳖这么一说，顿时引起了众人大笑。
有人接过来运鳖的话说——真送十根卵毛给那鸟人，怕也会收下来，那鸟人专揩老乡油水的！
是的呗，看他整天在人面前抖叽抖叽的样子，就是个没良心的货色！
说着说着，“板鸭”索性就不下象棋了，跟围在一起的那些人打赌起来，他们赌我老爸究竟要赔多少给那个鸟人。
开成鳖激动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二十元，拍到地上那只空的棋盘上，说，我赌——赔一根卵毛！
哈哈哈哈……
据说，就连那个红姑，有一天吃饭后坐到门口来，参与别人议论这十万块的时候，都觉得那两个人下手太重了。红姑当时很肯定地说，一定是他老婆的主意，她认识的孟毛，不至于那么无情无义！
受了伤的孟鳖出院以后，除了他那个物业的表哥来慰问过之外，没有一个人走进到他的宿舍里。这个已经被“鳖”们一致“开除”出管山籍老乡的人，在疗养期间，坐在小区的花园里晒太阳，朝他昔日管理的保安们干笑，却没有人前来跟他多说几句话。
孟鳖的表哥找到孟鳖说，十万块，亏你想得出来，你想得出来，也要王开成赔得出来才有用啊！
孟鳖很不服气地说，要是那把刀，偏个两厘米，我还能坐在这里？早就死翘翘了，十万块，便宜他了，哼！
表哥用眼睛斜斜地瞅着孟鳖，说，你不是还活生生在这里吗？意思一下就行了，你这样闹下去，以后这里的保安都不服你管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拾包袱回管山吧！
孟鳖一听这话，气焰顿时消了不少。他不服气地问表哥，难道我白白被捅啦？
表哥看他那副死样子，伸出一个巴掌，刮了一下他的脑袋，叹一口气，说，唉，这个小区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是你欺负别人在先，难道别人被你白白欺负啦？
孟鳖便没声了，他的脑袋顺着表哥那巴掌的力量，伏了下去。
由于我老爸是自首，减轻了罪行，判了八年。在审判的时候，法庭定下我老爸必须赔偿一万七千元给孟鳖。
听到这样的结果，孟鳖和孟鳖老婆当场就蔫掉了。十万跟一万七，中间相差的，是一个保安几乎整整五年不吃不喝的储蓄生涯！
不知为什么，孟鳖最后竟然提出放弃这一万七千元。他竟然说，都是老乡，算了，赚谁的钱也不能赚老乡的钱，只要自己还能在小区好好工作，那些事，就当放个臭屁放掉算了！然而，当孟鳖重新回到乐运小区工作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被人当一只臭屁对待的，不是我老爸，也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不管是那里的保安，物业部的领导，还是小区的业主，都不拿正眼看他一眼。没过多久，他的表哥也保他不住了，他被业主委员会联名撤职，并且被迫退出了乐运小区的保安工作。
七
跟我老爸分别一样令我感到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在十三岁的夏天，被迫结束了我在广州的生活。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再过两个月，我就可以回到石牌村，升上中学，可以不必每天穿过那条该死的隧道，可以跟石牌村里的女孩子们一起，成群结队地上学放学了。我的痛苦就像四年级的时候在胳膊上种痘一样——一针打下去，又痛又肿，热辣辣的，等到疼痛全都消失之后，那颗痘就永远地凸起在胳膊上，永远无法消除。
我跟随着专门来接我回管山的大伯，在广州火车站上了车。因为不是春运，也不是什么假期，火车站并没有平时那么拥挤。我除了背上背着一个大包之外，其余的东西都由我大伯拿着。
害怕火车站治安不好，我在手里，紧紧地捏着我老爸留给我的那只旧手机。我老爸在拘留所，穿着一件黄黄的背心出来见我和大伯的时候，除了叮嘱我回管山要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之外，还叮嘱我，他那只手机不久前才充值一百元，让我记得用完，用完了，这个号码才会自动停机。看上去，我老爸身上穿的那件黄背心，还不如他平常在家里穿的那件西门子T恤好看。其实，在我记忆中，老爸穿得最好看的，还是乐运小区那套深蓝色的保安制服。离开看守所和登上火车离开广州一样，我拼命地掉眼泪。
我是在泪眼中找到了那两个硬座号码。
3车厢23和24号。那里已经坐了四个人，剩出两个空位置是我和我大伯的。那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看上去是一起的。
火车一开动，那几个人就忙着从自己的行李里取出大袋小袋的零食出来吃。他们的零食几乎都占满了眼前那张小桌子。我看了一眼，除了花生、饼干、泡椒鸡爪之外，就是好几包不同牌子的瓜子。
在他们嗒嗒嗒嗒都嗑起瓜子的时候，我旁边的大伯，似乎也受到了感染，他问我，要不要买包瓜子嗑嗑？
我使劲地甩了甩头。
饮料呢？
我还是甩头。
在我大伯看来，眼前这个小女孩因为跟老爸分别，难过得什么都不想要。于是，这个仅仅跟我见过几次面的大伯，将两手交叉夹到胳肢窝底下，闭上眼睛，打起瞌睡来。
火车窗外，那些迎面而过的山、树、电线杆之类的，像是被前边的一个看不到的什么人用力地狠狠地丢开，丢得那么的毫不犹豫，毫不留情。
我无聊地开始玩起我老爸的手机。这只手机，既没有照相功能，也没有随机游戏，我只好用它来发短信。我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发短信，当他们搞清楚我是在回管山的火车上给他们发短信的时候，都纷纷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要回乡下啊？”“你不回来读中学啦？”……我一读完这些话，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在发短信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叫梁子建的男同学，一路上坚持跟我交流一个叫《暗影狂奔》的游戏。这只游戏我玩得不多，他大概目前正玩得狂热，所以到处找人研究攻略。
火车一点一点地离开了广州，不知道是进入了哪个地方。我想，那肯定是一个跟管山一样破的地方，因为，这里信号忽然变得很差很差，以至于我和梁子建的短信久久都不能抵达对方。一条短信发出去，起码半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回复，有的甚至就发丢了。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来往，使我在等待里越来越感到难过。梁子建的短信，拉长了我对被火车狠狠抛在后边的广州的留恋，也拉长了我对前方即将到来的那个破烂管山的憎恨。
最后一条短信，我发出去快有四十分钟了，都还没收到梁子建的回复。而那只手机的信号格始终弱得要断气。
我完全失去了耐心，厌烦地看了看车厢里那些人。我那困倦的大伯已经张着嘴巴睡着了。其余的两个女人也头挨着头睡了。剩下一男一女，依旧在嗑瓜子嗑个不停。那个女的，才嗑完手上那一捧，又伸手到一个袋子里捞出一把，边捞边对那个男的说：“嗑瓜子虽然可以打发时间，但是也很容易上瘾，一嗑就停不下来的。”
我顺着女人摸瓜子的手看去，看到那是一包洽洽小而香瓜子。百无聊赖，我盯着那只精致的瓜子袋看，读到那上边有几行字：
有这么一群女子，
她们细致体贴温柔，
她们都喜欢静静地待在那里，
用纤细的手指夹食，
洽洽小片西瓜子，
小小的香香的。
一读完，我的鸡皮疙瘩就起了一片。我靠，这么老土！我差点笑出了声。我又想，要是那个曾经跟我一起玩过游戏的孟小军在，一定会狂笑不已，笑得额头上那缕“非主流”长发全都垮塌到鼻梁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火车忽然开始减速，并且慢慢地在一个中途车站停了下来。火车一停下来，奇迹一般的，我手机上的信号格就像加了油似的满了起来。我似乎也被加了油，又似乎是接收到了老天发给我的某个信号。尾随着一些下车的旅客一起，我偷偷地下了车。我的脚一站到地面上，就再也不想回到火车上。我头也不回，一直朝火车的尾巴走去。我一直走。最后火车自顾自地跑动起来，瞬间抛弃了我。
打死我都不想回管山！在那些纵横交错的轨道中，我试图辨认出一条通往广州的路线。我确信，只要沿着那列通往管山的火车的反方向走，就一定能回到广州。
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心里很整齐地冒出了两句话——笑，众人赔笑；泪，独自垂泪！这句话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求生之路》里那个女巫经常念的一句话。每当那个穿着黑裙子、瘦瘦的女巫成功地干掉一些人，转身离开的时候，必然就会念起这句话来。我一直搞不懂这话的意思，只觉得她一边念一边转身决然离开的样子，很酷！
现在，在我转身离开那列火车的时候，我也在反复地念着这句话：“笑，众人赔笑；泪，独自垂泪！”
我觉得自己酷毙了！
原载《钟山》2010年第4期
点评
这是一个有关成长叙事的文本。有关“我”童年往事的叙述，超越了此前此类叙述的范畴与规约，而表现出更为新颖的视角和内容。它通过对一个女孩子童年、少年成长历程的描写，对在大城市里打工者的子女的生活现状、接受教育的情况及心理状态给予全面的关照。父亲对我的叮嘱（“多嗑瓜子，去去孤命”），穿越隧道的恐惧，和孟小军一起所做的恶作剧，在网吧里玩游戏，等等，成了“我”我记忆最深刻的成长记忆。“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熟悉并依恋上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并不被这个城市及城市里的人所完全接纳。“我”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我”却讨厌那些以“××鳖”相称的管山人，甚至有时候对父亲也颇有微词。“我”宁可孤独地在乐运小区里生活，也不愿回到管山的村子里。“我”既不能和那些城市里的孩子平等交往，自卑感始终挥之不去，也不愿回到乡下去，归属感更无从谈起。“我”的成长经历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这也是一个有关底层叙事的文本。描写进城打工者真实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一直就是新世纪以来小说表现的重要内容。对于开成来说，妻子弃他而去，工作不稳定且收入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广州城里生存，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的工作就是在小区里看大门，时常受到保安队长的欺凌和侮辱，尊严和地位根本无从谈起。因为“我”和孟小军的纠葛，爱女如命的父亲刺伤了保安队长孟毛，获刑八年。开成在大城市里的务工经历及不幸遭遇不但代表了当下城市底层务工者的生存状态，也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公民教育的不平等性、城市务工者及底层民众生存生活的艰难性。这些问题不仅是当下时代的民生问题，也是需要尽快解决的政治问题。
（张元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