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梅
一
十岁那年的某一天，我忽然不再愿意讲管山话，一个音也不愿发出来。就算在课堂默读或者做数学题用心算，我都坚决用广州话。回到家，我也跟老爸讲广州话。我老爸来广州十多年了，他的舌头还是绕不过他们管山地区的边界，就算基本的广州话都能听懂，但要叫他说几个广州字，他立刻就变成了一只笨茶壶，有嘴吐不出话来。所以，现在我跟我老爸讲话，真的像鸡跟鸭的对话。尽管老爸要求过我好几次，跟他讲管山话，我死活都不愿意。我一不愿意，就会发脾气，我一发脾气，我老爸就会像一根我最爱吃的麦当劳薯条一样，慢慢软了下来。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老爸再也不敢把我抱到他大腿上，更不敢再用吐着浓臭烟味的嘴巴使劲地亲我的脸了。他对隔壁的管山老乡说：“来运鳖啊，我女儿长大了，变成广州人啦！”
那个来运鳖嘿嘿嘿地冷笑几声说，开成鳖，说几句广州话就是广州人啦？你真是抽神经啦！给户口本我望望？哼，我还真没见过住在出租屋里的广州人！
嘻嘻，来运鳖，我女儿两岁就跟我来广州，吃广州的味精比吃管山的米还多，幼儿园小学都在广州念，以后还要在广州念高中念大学，你说，她不是广州人是什么人？
开成鳖，你难道没见过广州人？广州人长得比我们管山人差十万八千里啦，你看看物业那个会计李晴晴……
话还没讲完，我老爸就爆发出了一串笑。我老爸只要一笑得激烈，就能听到喉管里藏着的痰在蠢蠢欲动。那个来运鳖也跟着笑了。好像他们同时看到了乐运小区里那个难看的李晴晴。
这两个人，各叼着根烟站在楼梯过道上，用管山话大声地“鳖”来“鳖”去，在我听来，真的是很丢脸。
我老爸说过，在管山人的嘴巴里，“鳖”是一种珍贵的东西。如果在一个人的名字后边加上个“鳖”字，就好比在水煮鱼头里加上一把辣椒，在芹菜炒香干里割进几片烟熏肉，顿时就有滋味，亲起来了。也就是说，“鳖”像一个秤砣砣，加在交情这杆秤上，分量就重了许多。唉，他们根本不知道，“鳖”在广州话里，就是指“水鱼”。广州人只要称某个人是“水鱼”，某个人一定就是个很好骗很好蒙的蠢货，是个被人揩了油还不察觉的笨蛋！难为我老爸他们还把“鳖”当作一种昵称。
我反感地在心里嘲笑着这两条大“水鱼”。
可是，事情往往令人讨厌，我越是反感这些操着管山话“鳖”来“鳖”去的大“水鱼”，我生活的周围就越多这样的大“水鱼”。我们住在石牌村的出租屋，一走出门口，旁边修单车卖小五金零件的是一个“鳖”，对面那个挑着水果长年跑来跑去的“走鬼”又是一个“鳖”，巷口那家我最喜欢光顾的卖十元三本过期港台娱乐周刊的书摊上又有一个“鳖”……只要我老爸一走进石牌村这条窄窄的小巷，就可以跟人“鳖”来“鳖”去，所以，他可喜欢这条城中村了，他说，这是广州唯一让他待得舒服的地方。
其实，这些“鳖”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我老爸当保安的那个乐运小区。
在我进学校读书之前，我老爸每天上班就把我像放羊一样放到乐运小区。乐运小区离石牌村很近，但是却有着跟石牌村截然不同的面貌。小区一共有八栋高楼，每栋都有二十八层。我就在这八栋高楼之间荡秋千——跟着进进出出的大人们坐电梯。从一栋一楼坐到二十八楼再坐到一楼，接着又从二栋一楼坐到二十八楼再坐到一楼，一直坐遍了八栋。电梯没什么好玩的，可是电梯里总能遇到住在这里的人，这些人一进到窄窄的电梯，就会比在大街上显得亲近，闲得没事也会逗我说说话，问这问那的。幸运的时候，还会遇到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子，他们会听父母的话，将手上的零食大方地分我一点。
当然，更多的时间里我会在小区的花园玩。花园也没什么好玩的。不过，有些晒太阳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每天都有数不完的时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一直陪着我在花园里玩，直到他们到点回家，一个个消失在“砰砰”关上的电子铁门前。
除此之外，就是跟小区里的“鳖”们在一起。乐运小区的物业主管就是老爸他们管山人，很自然的，十个保安里就有六个是管山人，顺带着，一些保洁工人、水电工人甚至是蹲在小区门口时刻等着上门收买报纸废品的，也都分布着不少管山人。这些扎堆在一起的“鳖”们，分散在乐运小区的每个角落，门口的岗亭、车库底下、水电房里、垃圾房、花坛边……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碰见他们。他们也没什么好玩的。他们喜欢相互开玩笑，喜欢装作要跟对方打架的样子，在不弄疼人的程度下，动手动脚，拳来腿去，打打闹闹，无聊透顶了。小区里的“鳖”们都知道，开成鳖的宝贝女儿，年纪小小，却古怪得很，轻易不跟他们搭话，一副骄傲又讨嫌的样子。他们对我老爸说，你看看你这个女儿，怎么养都养不熟，要是一直放在老家养，肯定不会这种样子，管山人的后代，总是要吃够管山的米才能养熟啊。放到广州来养，孤孤的，都养歪怪了。
这种说法让我无比讨厌。相比起回管山爷爷奶奶家，我更愿意被放在乐运小区，一千、一万个愿意。管山的村子里有什么啊？有爷爷和奶奶，有牛和牛粪，有猪和猪臊，有穿得破破烂烂从没见过城市的小孩子……在我看来，管山就像一只瘪瘪的破塑料袋。而乐运小区却像一个装满了漂亮礼物的大礼包。尽管在乐运小区，大部分时间我孤单得像草坪上的小狗。那些从家里跑出来的小孩，压根都不爱跟我玩，因为我是那个看东门的保安的女儿，因为我没有掌上游戏机，也没有可相互交换的漫画书，更加没有漂亮的巧克力，而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通往小区孩子们友谊大门的门卡和通行证。我没有。我兜里只有老爸头天晚上帮我嗑好的一包五香瓜子肉（在小区里是不让我嗑瓜子的）以及那只我喜欢了很长时间的老爸在地摊上买的“小熊维尼”（后来，我上英语课了，懂得音标，才知道，它并不是动画片里那只真“小熊维尼”，它只能叫做“小熊文尼”，因为在它胸口上绣着的名字，跟真维尼熊相差了一个字母）。即便是这样，我也宁可待在这里，忍受着那些“鳖”们，忍受他们时不时跑过来掐我的脸，或者用手架住我的脖子将我抬离地面。
当然，除了偶尔几次过年之外，我老爸是不会把我送回管山养的。他早就把我的孤都归根为命，是一种被算死了的事实。
在我老爸床头的一只小柜里，放着一只蓝色的铁盒子。盒子里装着老爸所有重要的证件，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等，跟这些重要证件锁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红纸片。展开这张纸片，我就能看到，关于孤这个事实的认证——纸片上孤零零地写着一个“孤”字。我老爸将这张红纸片跟我的出生证夹在一起，仿佛“孤”是我的一个妹妹。
这张红纸片没什么特别的，它只不过是一张过年时用来包红包的那种纸，而上面写的那个“孤”字，更没有什么特别的，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写出比这更好的字了。可我老爸硬是将这张红纸片当成宝贝，他说，那是狐仙开出的药方，弄掉了，命就会犯太岁。至于犯了太岁，命会怎么样？我老爸含含糊糊，只是说，小孩子，只要听大人话，管那么多命的事情做什么？
开这张药方的狐仙，我见过。其实，狐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狐仙抱过我，还给我买过一元一包的脆脆面吃。现在，我还能指出来，她曾经住在石牌村那家桂林米粉店楼上，三楼楼梯口转右边的第一个房间，现在住着一个卖北方水饺的老头。
那段时间，找狐仙算命的人，能从三楼楼梯口排到一楼米粉店。由于人太多了，排队时还引起过纠纷和混乱，差点因为打架引来公安。所以，那女人聪明地做了些号牌，就像中药铺里的医生叫号看病一样，她给人叫号算命。
我老爸是带着我一起去算命的。我觉得我老爸的好奇和紧张其实跟我一样多。他一坐到那个女人面前，就把靠在他脚边的我紧紧地夹在了两条大腿中间。他一度还将手伸出来，摆到跟前的桌子上，做出等待号脉的姿势。那女人看着我老爸这个样子，就笑了出来。女人一笑，就不像狐仙了，像一个好看的阿姨。这个好看的阿姨脸比一般人都白，眼睛细细，嘴巴小小。让我看得目不转睛的，是她那两根眉毛。那两根眉毛不是长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那上边连一根毛都找不到，就像用蜡笔画出来的两根线。这两根线忽上忽下，忽靠近忽分离，主宰了我对整个算命过程的记忆。当然，除了这两根线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强占了我的记忆。
狐仙拿着一张白纸，一支笔，一边问我老爸一些问题，一边在纸上画来画去。之后，她从身后拿出一只大大的红箱子，矮下身来，递到我跟前，让我把手从箱口伸进去，抓出一个小布袋来。
我被吓住了。当时我才六岁，面对一个陌生人递过来的东西，本来就不知所措，要将手伸到一个看不到里边的箱子里，无疑等于一个人被关在黑乎乎的房间里，或者说像每次回管山时，火车必然要在某个地方，钻进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这是我在那个年龄最为恐惧的事情。
与其说我从那只箱子里许许多多布袋中独抓到了装着那张红纸片的布袋，不如说是狐仙最具影响力的一番话，使我老爸死死认定了这就是狐仙开的药方，而不是我选中的命运。
狐仙打开这张红纸片，看了看那上边写着的“孤”字，就用细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老爸，严重地说出了一个事实——这孩子天生就是个孤命，很小的时候就跟娘分开了，应该是她两三岁的事吧……
我能感觉到老爸的两条大腿，像被谁猛地敲了一棍子，重重地抖了一下，又好像是在午睡的时候，梦到自己掉到山谷里了，两脚同时踏空，迅速地抽搐了一下。
接下来，狐仙又喃喃地跟我老爸说了一些话。狐仙说着说着，老爸偶尔做出回答的声音开始抖了。狐仙又说了一阵，老爸开始用袖角揩眼泪了。狐仙把我老爸都说哭了，但是她好像还没有停止的意思，继续又说了一阵，我老爸就连眼泪也顾不上揩了，丝毫不控制地哭出了声音来，仿佛眼前这个狐仙阿姨，就是他失散多年后重逢的一个老朋友、老乡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老爸哭。据管山的爷爷奶奶说，其实在我两岁之前，在那个死女人跟煤老板跑到山西之后，我老爸动不动就爱揩眼泪，直到把我带到广州，打上工，赚上钱，才好了起来。那个死女人，就是我至今没落下记忆的老娘。
其实，这张药方上的“孤”，既是命数，也是解药。狐仙对我老爸说，你发现没？这张纸上写的，要顺着看呢，就是一个孤单的“孤”字，要逆着看呢，就是“瓜子”两个字。一个字能变两个字，这就是解孤命的药方。你说啊，一个人能变成两个人，这命还能是个孤命吗？我老爸眼睛盯着纸上的那个“孤”字，听得半懂半不懂，却仍然在用力点头。后来我听说，这次算命，老爸心甘情愿地花掉了整整八十大元，只拿回了这张红色纸片。不管是否值当，无论懂还是不懂，经过这次算命，拜托那位狐仙阿姨，我得以长年累月地嗑瓜子。她叮嘱我老爸说，没事就多嗑瓜子吧，去去孤命。
嗑瓜子就能去孤命？只要有点文化的人，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傻瓜事，偏偏我老爸就是这样一个没文化的人，而最关键还在于，他一直对那个不知为何能说中他伤心事，惹得他号啕大哭的狐仙阿姨到死都深信无疑。
我也相信。因为嗑瓜子成了我童年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嗑着瓜子，我会觉得不那么无聊，加上我嗑瓜子的技术相当娴熟，速度也惊人，一嗑上，嗒嗒嗒嗒，嗒嗒嗒嗒，脆脆响响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有一排排小朋友从我嘴巴里一路小跑出来。碰上出租屋经常停电的夜里，电视看不上，我和老爸两个人，坐在屋子里，就着黑，嗑瓜子，听到从我们嘴巴里发出此起彼伏的声音，就像一屋子都坐满了聊天的人，热闹得要命。
二
这么久以来，我们几乎都忘记了嗑瓜子是狐仙阿姨开给我和老爸的药方，而是我和老爸生活中难以戒掉的一种“瘾”。在我老爸的裤兜里，随时都能摸出一大把瓜子。上班的时候，我老爸严格遵守保安纪律，决不吸一根烟，不嗑一粒瓜子。不过，他却有一个毛病，没事喜欢把手伸进裤袋里，一擞一擞地抖动那些瓜子，发出沙沙的声音，而且，抖得相当有节奏，抖出来的声音，真有几分像一首曲子的节奏。小区里那个退休的孤寡老人麦教授，每次进出东门，看到我老爸站在岗亭门口，无意识地将手放在裤兜里擞瓜子，总是要停下来，笑话我老爸一番——想女人啦？裤兜里是不是睡了个女人？
经过麦教授这么一说，小区里的那些“鳖”们都觉得特别形象，闲得无聊就会拿这些话出来笑我老爸，不仅笑，有几个跟老爸玩得最好的“鳖”们还会伸手去掏他的裤兜，掏裤兜是假，转过手掏老爸的裤裆却是真的。老爸也不介意，随他们玩，有的时候还跟他们扭打在一起，你掏我，我掏你的。我老爸说，嘿嘿，这些卵鳖，玩自己的还不够，还要玩别人的，玩嘛玩嘛，反正闲着也没事。
我老爸曾经被一些中年女业主投诉过，她们说老爸玩裤兜这个动作不文明，有损小区的风貌。有两次，我老爸还因此被保安队队长孟鳖找去谈话。谈话后，我老爸确实刻意地提醒自己，强制性地减少了擞瓜子的次数，可没几天，老毛病又犯了。孟鳖也拿他没办法，在保安纪律条例上并没写明不准擞瓜子，再说，我老爸是在裤兜里玩自己的东西，既不妨碍他人，也不损害公共设施，奈我老爸何？
不过，擞瓜子这个习惯，也成了孟鳖教训我老爸的一个习惯性理由。
我从识字开始就知道，这个孟鳖名字叫孟毛，也是老爸他们管山人，比我老爸年轻些。得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小区岗亭的墙上，贴着他神气十足的照片，照片下边写着他的简历、手机号码等等。我听老爸说，刚开始，大家叫他“毛鳖”，他不愿意，后来人们就改口叫他“孟鳖”，他还是不高兴，再后来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用普通话叫他“孟头”，他一听，只笑得有牙没眼。“孟鳖”改“孟头”，懂得管山话的发音，你就知道这个改变，简直比让麦当劳的汉堡包增高半寸还难——管山话里根本没有“头”这个发音，他们把“头”一律念成“豆”。念不来，所以，管山的人还是只好叫他“孟鳖”。
孟鳖来广州不如我老爸时间长，不过，由于物业主管是他的表哥，他得以坐滑滑梯，一溜到位。尽管我老爸认得的“鳖”比他认得的多，但是那些“鳖”用我老爸的话来说，都是些跟他一样的“没意义鳖”。我老爸在乐运小区当门卫，守的不是正门，而是东边那个不走车光通人的小侧门。这个侧门由于离菜市场比较近，一般进出的都是些住户，外来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个门，所以，这个门在他们的保安事业当中，属于一个没前途的门，而我老爸也早就被认定是一个没前途的门卫。我老爸已经四十二岁了，身材既不高大，相貌也不威猛。孟鳖不时恐吓我老爸，如果他守门出点错的话，要再降，就只能降到地底车库里守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