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是去年四月底边。那时候的心里的绞榨，曾在一封信里写过，读这篇东西的人，大约总知道得很清。当时的决心，“教书的地位，当然是丢掉，就是老婆儿子，也不能管，最后丢旧书，又最后也可以丢生命。”
那时候，朋友爱牟远在日本，芳坞想去南方，“若前后接得上，就赶往上海去喝它几天酒，什么它妈的，都破它一个坏，弄得好便好，不好也不要紧，九九八十一，总该把我自家的颜色来辨一辨清，做人不是做梦。”
这前后，同幽灵似的附在我的身边，深更夜半，上德胜门里北衙门桥上买几瓶啤酒来喝，喝干之后，再往什刹后海的南岸北岸，乱跑乱跳乱叫，或白天去天坛坐一天，将晚四五点钟，上馆子小喝，进戏院听到一两点钟，出来再喝再讲话再走到天明的是四川的陈逸生。
正在这时候，银弟取名柳卿，上捐在百顺胡同的长乐接客了。
我并不说她美，也不说她有什么可爱，总之前年初到北京的时候，穷极苦极，无聊无赖之际，善心的一位朋友——这朋友姓钱，当然也很可怜——想救我登岸，带我常去的，是西大森里，银弟在那里当“度嫁”的春浓处。
沧海曾经过来的，看这些东西，自然只觉得无聊，又加以当时袋里没有钱，身体萎萎缩缩，几个半红半黑的小窑子，她们不来睬我，我也犯不着睬她们，算什么一回事。去去就去去，揩揩油，坐坐，光着眼看看，也好。一个月不去，不去就不去，在家里坐着，烧烧烟卷，买一点白干喝喝，也好。
以这样的态度，上春浓处去了四五趟，中间来和我攀谈，我也和她随便说些不相干的废话，有时候或许抱一抱，捏一把的，是“度嫁”的银弟。
有一次，只那么一次，晚饭时多喝了几杯酒，在春浓处坐了半点钟，临走，大家——那一天去的有三四个人——都抢着用暴力和银弟亲了嘴，该轮到我的时候，我对她笑了笑，轻轻用江南话问她“好不好？”她只微笑着摇摇头。后来她送我们出房门，到廊下，偶尔经过了一间黑的空房，我踱进去，拉着她，又轻轻的问她前一句话，她很正式的把嘴举了起来，——只有这一点关系。
出京之后，上海和芳坞玩了两天，回家，打了小孩，和女人起了一点冲突，再出来，到北京，过了暑假，又教书。中间因为钱没有，处处受气，苦得了不得，谨慎守戒，一直到了凉秋的九月。
有一天晚上，很觉得难过，在长街上跑了一回，就上前门外微雪夜香斋去喝酒。一个人坐着，卓卓的喝，喝到午前一点多钟，才付钱出来。走下台阶，正想雇车，即零零零，东边来了一乘包车，坐着一个窑子。举起眼睛来看，觉得有点面熟，洋车接近一步，再看一眼，就想起了是银弟，心里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又过了几天，不晓得哪里的钱，皮包里满的很。有一天被朋友邀去吃晚饭，席上遇见了那位善心的钱君，他偶尔提起了银弟的改名柳卿上捐的话。那时候，心里很动，不过不晓为什么，那一天晚上终究没有去。
又过了几天，也在被邀的酒后。一个人踱出饭馆来，忽而想起了她。可是班子的名字，和她上捐的名字，全都忘了。想回来，雇车雇不成，上西车站去又喝了几杯酒，打了一个电话到春浓处一问，出来就跑上韩家潭蘼香馆去点名。
见了，捉住了她的手，就在见客的堂上问她，“你认识我么？”
她微笑着，用北京口音，半惊半疑的回答我：
“熟得很，可是名字忘了！”
那一天晚上很冷。上她房里火炉旁坐下，说到第三句话，她就想起了春浓处，想起了那晚上举起来的嘴突然的一扑，跳在我的怀里，两手捧了我的脸乱咬起来。
底下都是她说的话——她是苏州人，但操的北京话很好听，所以后来除睡的时候，两人用江南话外，平常我要她说京话。
“老钱近来怎么样了？前天素文上这儿来，说他好久没有去了。
你还记得素文么？春浓处的……一年多不见了吧？你怎么不早来找我？我今年四月就上捐了。先在长乐，开销大得很，前月底才换过来。你怎么知道的呀？是素文教你的吧？”说到这里，她娘进来了。她很自然的替我和她娘介绍，我觉得她的娘也不很讨人嫌。
“你这一年躲在什么地方？刚从上海来？骗！请你写一封信，可以么？”我就替她写信，是她的娘出名，寄给她的外祖父的。信的内容很简单：
“近来买卖不好，不能寄钱给你老人家。四月里，我包的那个人——名叫翠喜——逃了，没有方法，只好教你外孙女去上捐。等到明年正月，若买卖好一点起来，再寄钱给你。”
从靡香馆出来，回家走过西车站，看钟已经是午前二点。这时候天上的寒星，都好像是在摇动，北风吹上面来，也不觉得冷，因为替她写好信，银弟又烫了一壶酒给我。大街上走的人很少，只见了一点不大明亮的灯光，和几阵北风刮起来的灰土。
十四年五月十九武昌(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