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选集，通读了50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发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50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代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
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
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
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50年前，当时的大作家周立波先生就用来批过这篇小说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味，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
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侧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儿，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言片字，像点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
因为编辑发现作品，推出作家，是他们的天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凡出于敬业之心的编辑，无不要一期一期地编发稿件，那是责无旁贷的事，印刷厂是订好合同的，不能随意拖延。逼得他必须及时对作品做出判断，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为关键；而无任何契约关系的评论家，评多与评少，评好与评坏，评谁不评谁，想评不想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评论家对作家的亲疏、近远、好恶、生熟程度，是决定他评论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为20个戈贝克写一篇吹捧文章，别、车、杜也许不干，但不一定会被今人视作楷模。
所以，新时期文学能有20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真识货者，编辑也！我不知道30年代的作家，是怎样崭露头角的？而从50年代丁玲还十分当红时，对叶圣陶先生特别恭谨的态度看，很大程度由于她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发现她的编辑，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缘故。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像别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还不曾见过，但愿我只是孤陋寡闻。
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编辑把作者推到文坛上来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炮而红，洛阳纸贵，一奖成名，衣锦荣归，让我这个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点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艳羡不已。于是，我对李敬泽感叹系之：“这篇《改选》，倒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与初当编辑者的崔道怡一段缘分的开始。要是当年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他，把《改选》往字纸篓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也许从此与文学无缘。”他说。
但我说，无缘是可能的，却未必能不当“右派”。
或许这是题外的话了，照着那时候提倡的阶级路线，进城执政的农村干部，和他们所提拔信赖的基本上文化极低的工农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我族类的排斥心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自身无法于短时期之内知识化起来，就更增强一种敌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恐怕我甩不掉“右派”这顶桂冠。
即使我申请做狗，也不行。因为一条有文化的狗，对无文化的人，也会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你写了小说，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说，他不会写小说，即使写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觉认为应该比你强。可文化、知识这些东西，硬碰硬，纵有革命资本，也帮不了忙，于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压倒你。
我想起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的故事，此人“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有一天，他跑去对齐武帝说：“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如此，为儿昏得苟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皇帝已经为他儿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儿，他还嫌不过瘾，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齐武帝说：“此由江斅，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他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归，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纪僧真怎么出这口恶气，史无记载，但这股憎恶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名毒火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后，疯狂灭绝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恶行，得以猖獗的由来。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许多精美雕刻的脑袋统统干掉？为什么“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也如出一辙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萨的头部不可？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打砸抢”的“砸”，就因为那雕像上一双双凝固着历史文化积淀的眼睛，使他们那空虚干瘪的灵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动手去敲去砸，还要踏上一脚的。
如果谁有兴致趁着当事人尚未死绝的情况下，将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运动双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识面、智商值，做一个调查的话，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在一个陷入无理性状态的社会中，必然是无能的人，胜过有能的人；无知的人，压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驾驭智商高的人；学问不大的人，领导学问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队伍中间，那些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就要把写得出东西，尤其写得出好东西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种知识分子受制于非知识阶层的权杖，惟有俯首听命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二十五史》和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的不正常时期。莎士比亚先生在他十四行诗里哀叹过的境遇，仅仅是发生在15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时期吗？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选去，文革十年，无可选，前17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锤，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荡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那时我27岁，写出被误以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写出“恶毒”，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22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谢谢啦！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
80年代，一家杂志约我写过《我与编辑》这样的专栏，第一篇我就写了道怡君，因为他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接下来，还打算写其他做过我责编和并未编过我稿子的几位我从心里感佩的编辑，谁知写道怡的《之一》刊发以后，杂志不再来催，也就没再接续下来。
我记得，当我提笔写《之一》时，是从那推拭不开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摆渡的情景写起。那时，我还未使用电脑，否则我就把原文调过来了。南方地区的冬天，飘洒着那种无声的冷雨，我站在河边，招呼对岸的船家载我过去。打成右派以后，我就被发配到工地劳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所有的苦头，有些中国人，别看他文化低，在折腾无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现得有心计，而且歹毒。譬如，准许我回家探亲，却不可以在家过年，于是，大年夜，山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赶路，因为规定必须在大年初一前归队销假。
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一个外出的人犯，拼命赶回监狱，不敢有误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细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泪下。横竖谁也不会注意我，便任着那泪水流下来，连衣领都湿了。
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选》带来的吗？其实未必，许多没写恶毒小说的人，不也一劫不复了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也不能唤醒那些整人狂们半点忏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经故去了，文坛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说，讲死人的坏话，已无必要，更不道德。但他发明的“娘打儿子”的谬论，流毒甚广，实在是误人不浅的。因为他的论点，实际上给那些手上沾着右派血泪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恶行的鼓励和肯定。而这谬误的论点，在讨好中所宣扬的“臣罪当诛兮”的哲学，所倡导的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标榜的以夹紧尾巴为荣的狗态，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为非作恶，来挫折知识分子了。所以“娘打儿子”谬论不随他死而死，一遇机会，这些整人者仍会振振有辞地，理直气壮地举着棍棒，扑将过来，因为你说了，我是娘！
一个人被打了，还高喊打得好，打得应该，打得我好高兴，好快活，那么此人不是神经病，也是白痴。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甘心做他的奴隶，也许无可指责，但做了奴隶，还宣扬奴隶哲学，还动员别人也俯首贴耳地当奴隶，那就十分地可恶了。
李清泉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过《改选》的事，“刚刚处女作问世，该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于死地了。他是二十才过头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吗？能支撑得住吗”？因此，他说：“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道怡君在去年《时代文学》发表的关于我的长文里，也有这样的表示。其实，不必如此记挂在怀的，不是发表了我的《改选》，使我倒霉，而是我们自身的软弱，不敢抗争，才助长或纵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为地糟蹋知识分子整体，我不过没有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这班高唱“娘打儿子”者助纣为虐式的示范，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过来的板子，还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诚悦服、惬意舒服。于是，我要渡过这条夜雨濛濛的河，我要在零点以前到达工地。
叫了好一会儿，那位在屋里围着炭盆，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饭的摆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着马灯走出门来。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这人烟稀绝的山区里，还有谁会不在家团圆？
我挥舞着手电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来了，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条渡船，解开缆绳，顺着铁索，扳动搅棍，慢慢地过到河这边来。
那条雨中的船影，渐渐靠近，搅棍的轧轧声，愈来愈响，高兴的心情自是不必说的了。过了河，再走上个把小时，山脚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见了这位摆渡人，不由得格外亲切。
“麻烦你啦！”我一个劲地抱歉，为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现在回忆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头，那样缺乏钙质，也真是汗颜呀！说实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误了归队日期，或者，爽性在家过了年再回工地，会杀头吗？而在那些年里，整人者对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脱一群法西斯，蹂躏挫折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甚至有“吾与汝偕亡”的杀人之心，不也由于顾惜妻子儿女，宁可得过且过地苟活着，而强咽下这口气吗？不敢哪，真是一点点也不敢，而且，这个念头还未形成，立刻就觉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么法子，知识分子灵魂中的对于强权软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伤啊！我读过一篇谈论外国作家自杀的文章，反过来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惭愧之极，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谁不曾磕头如捣蒜地低头认过罪呢！所以，我对时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们从来是不畏强项的人中豪杰，说心里话，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达彼岸，我向这位摆渡人致谢的同时，绝非讨好地打听他的名字，希望记住这位于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时，我几乎没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对着我。他不了解我的嘤鸣之心，只当做普通渡客那样，说了一句话：“告诉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证你就忘了。”
想起这段摆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在中国文坛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也许并不宽，但要到达彼岸，却必须依赖文学编辑。但过了河以后，很快忘掉摆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记住这位驾船渡我过河的第一位艄公，因为是他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由于他没有将来稿扔进字纸篓，使我得到了22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这个太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上岸后走多远，也不会忘记道怡的。近半个世纪来，颠沛流离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的一纸发黄变脆的短札，就是证明。
现在已经记不起1957年那个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宾胡同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细节了。崔道怡很高的个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绝不像如今这样明显。看来，划船摆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儿，40多年来，他这个艄公当得够辛苦的。他这职业使他读过的稿件字数，当以亿来计了，经他手发出的作品篇数，当以万来计了，矢志不移，为他人做嫁衣，这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知道，他年轻时与许多老作家打过交道，等他不再年轻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轻的作家推出来，这其中，有许多足以吓人一跳的名字。
这些名字，我可以写出一串，但考虑到有的认这个账，有的并不认这个账，干脆就免了。但他对认账者，谦谨诚挚，热烈平和；对不认账者，平和热烈，诚挚谦谨，可以说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从他脸上，到他心里，看不出什么两样。哦！他当这个艄公，可以说进入化境。我很宾服他，因为我修养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编，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当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哪位明公编写的，都没有记叙文学编辑业绩史实的章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认为，道怡君对于当代小说的贡献甚大，他的赏鉴、品识、辨别、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阳老师的一个惹了大祸的术语，也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间，这些他所熟悉的审美领域里，与他同辈编辑相较，绝对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当代文学史里设立编辑一章，崔道怡对于小说艺术的成长进展，所起到的作用，似应有专门写他的一节。这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动员他自己来写，哪怕是一部文坛掌故也好，老崔总报之以嘿嘿，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阅人多焉，夫复何言的意思。
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22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22×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我当然不会“感谢”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阳两位老师，其实我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时代里，无知对于知识的憎恨，愚昧对于文明的幽闭，而施加之于知识分子的人身和精神上的磨难，成为潮流与时尚。到了“文革”期间，其甚者，与希特勒的反犹，与中世纪对异教徒的迫害，也相差无几，又有几个不倒霉的呢？
那时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为荣者，以外行恬然自居者，以阶级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龙附凤而沾得革命荣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践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天赋神权者，以根正苗红而神气活现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经凌驾在知识分子头上，作威作福过的。历史之无情，就在于很快地将沐猴而冠的“冠”变成尿壶，那些当年整人整得起劲者，如今忽然都咸与维新起来，题词作画，咏诗唱曲，无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风雅，作风流才子状了。什么“娘打儿子”？笑话，就这股污秽浊流里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什么东西！
等到再次见到崔道怡，那已是80年代初在京西宾馆，短篇小说《月食》获奖时的事了。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来往。他还是那样谦逊，还是那样坚持他的文学品味：虽然，他有些赞成的小说，我并不喜欢，有些叫好的作品，我也摇过头的；虽然，他对我写的东西，有认可的，也有不那么认可的，这其中，有我同意他说的，也有我不那么苟同他看法的。但我和他，老实说，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看来，都基本属于过气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应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拨了。不那么新潮，也不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装新潮，因此，在我们认同的艺术观点上，还是谈得来的时候较多。
但我从他身上，作为一名编辑，作为一名文学园地的耕耘者，无论是风雨如晦，还是晴空万里的日子里，一心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从那种力求无愧于职责的虔诚，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经营，埋头奋斗的牺牲，我看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尽管这半个世纪，对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静的，甚至该平静的时候，也难免风波，可他一谈正题，一涉及刊物、稿件什么的，立刻正襟危坐，言归正传。
1999年7月，正好是《改选》的40年祭，他说，你不再在《人民文学》上写一篇？于是，就有了《缘分》那一篇应景之作。后来，《小说选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与道怡的合影，还写了几句话：“站在我身边穿着大红毛衣，头发乌黑的崔道怡，显得很青春的样子，其实，他也并不年轻了。”“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缘分；像他这样一位文学摆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学写作者送到文学的彼岸，我凑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缘分；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以后，他还在编刊物，我还在写小说，还能有这样的默契和共识，能说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缘分吗？”
这本是写道怡的一篇文字，由于说到了这段缘分，就不能不提到处女作《改选》，那篇“恶毒”的致我死命的小说，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的崔道怡，也就无法回避1957年的那“右派”一劫。拿毛主席诗序中说过的话，来形容此时此地的我的心绪，真是“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抚今追昔，就不免东拉西扯，道出许多离题的话，请道怡原谅，也请读者原谅，要是你也试一试22年炼狱之劫的话。
不过，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可文学，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谁也扼杀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