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作为议和大臣在日本期间，李鸿章也写下了多篇日记。他甚至躺在病床上口述议和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让他的随行人员记录下来。从李鸿章日记中我们发现，他带病议和，坚持躺在病榻上与日方人员就和平条约展开谈判。在回国后的数周里，李鸿章却没有怎么动笔。虽然他在世界上被赞誉为最精明、最成功的外交家，但他在回国后得到的却是皇帝冷冰冰的接待。尽管他使得清朝在日本人面前免于颜面尽失，回国后李鸿章却发现自己遭到了成百上千万愚昧同胞的憎恨和鄙视，他们痛斥李鸿章是“卖国贼”，说他是在为国家的完全分裂开辟道路。于是，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回想往事时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人到老年被烦恼和卑劣的流言围攻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空气中充满的谎言和不满能像祭祀草纸一样拢成一堆，烧成灰烬，我就完全不必担心自己身体上的病痛了。尽管如此，我对自己此次议和中所做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的满意，在内心我感觉自己从未像现在一样，有权利为自己对朝廷的贡献而骄傲。”
“昨天，从京城回来之后，我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太后在接见我的时候，处处都在表达她的个人喜好，这没有什么问题。但看到了合约条款后，面前的人都表现出很受委屈的样子。既然这样，朝廷是想派我去干什么？一个已经被打倒在地的人，即使是他的肩膀再宽再壮，他也无法命令对手，要达成什么样的条款他才愿意站起来。”
“当一个人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才是他就合约条款和对手大胆讨价还价的时候。为什么圣明的太后和皇上，以及这个聪明的民族不知道？不知道多等一会儿，等他在大声呼号谈判之前，深深的吸一口气。”
“如果说几句话，做几个手势就能战胜全副武装的敌人，那么朝廷和总理衙门也就不需要士兵和战舰把守了。也许我不该对太后和监察官们太过苛求，因为在马关谈判中确实是依靠我的能言善辩，才为朝廷挽回了一点颜面。但当安维峻这个吵吵闹闹的无赖官员，向朝廷上书弹劾我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愤怒。这个人对太后来说毫无用处，他既不会带兵打仗，也不能当议和大臣，这辈子都是在靠收受贿赂过活。如果我能年轻几岁，身体再好一点，我会严厉斥责他。安维峻这个狗腿子！”
“我认为，太后的内心深处是很清楚的，她完全能够理解我在对日谈判事务中所处的不利位置，她会在自己心里把我放在历史的合适位置上。有些人不在乎后代子孙如何看待评价他们，但我这些年孜孜不倦的努力，既是为了国家富强，也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好名声，我可不能忍受后世子孙的责难，我只希望他们把我当作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安康而不懈努力的忠臣。”
“我从天津的英国朋友那里得知，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因中日之间的战争而责怪我。我对这些洋人口中所说的他们的想法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迟早洋人在整个亚洲的影响会变得极其广泛深入，以至于伦敦和纽约的思想最终会被人们接受，并认为那就是香港、东京和北京的真实情况。近十年里，在朝廷和欧洲之间的来往消息传递得太多了。记者们写的东西大部分都严重偏离事实，而遥远彼岸的编辑和报社除了相信这些瞎编乱造的消息外，他们没有别的消息来源。因为他们自己的公使馆不会发稿给他们，于是全世界都对大清国留下了错误的印象。”
“有人说我应该承担大部分的罪责，因为是我极力主张发展陆军和海军，才使得国家卷入了战争之中。这真是可恶、讨厌、一无是处的胡说！”
“我在北京的政敌，从国外的敌人那里听说了一些小道消息，就宣称说是我力劝朝廷备战，才激起了那些洋人，特别是日本人的敌意。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如果给钱庄装上铁门，给当铺窗户装上栏杆，我们就能说他们是在邀请小偷强盗们进去抢劫吗？如果一个家里满是宝贵玉器、瓷器的人在窗户上装上坚固的栏杆，以便晚上能安然入睡，那我们能不能责备他呢？如果当一个车队经过稻田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拿着棍棒，站在稻田旁，那我们能断言说，这个人的姿态是在邀请这些人进稻田破坏稻子吗？或者我们会称赞这个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稻子不受损坏，而随时准备奋起反抗呢？”
“事实上，我在全国各地都说过，也对伊藤侯爵、庆亲王，甚至是对慈禧太后和朝廷都已经明确表示过，说二十二年来我一直都反对我们与邻居岛国交战。更不必说对那个卑鄙无耻、贪赃枉法的安维峻本人了，我再也不会和这个轻率毛躁的监察官白费口舌了，以免弄脏我的嘴。去年的二月初三、初七和初九，我都极力劝阻朝廷，切勿与日本仓促开战。最后一次劝说中，太后勃然大怒，她质问我说，在外交关系方面，我是不是把自己权利想得比皇上的权利还大了。”
“我当然没有这样想，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在那种心境下提出的问题，或是做出的声明也大都是没有意义的。再说，我从军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下达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听谁指挥呢？”
“在江苏时，我在曾国藩大人手下任职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表扬我。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擅长领兵打仗的曾大人夸奖我，说我非常机灵，不仅知道服从命令，还知道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按收到的命令立即执行。”
“光荣伟大的曾国藩大人啊！”“今天我的头疼得很厉害。我写得太多了，我为自己这个老人担心得太多了。那个可恶的监察官安维峻说我是个’老笨蛋‘，我希望列祖列宗不要放过这个坏蛋。我必须吃点东西，睡一会儿休息休息了。”
“我觉得这最后一杯茶可能不好。管家坚持说这是府上最好的雨前茶了。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还是喝小种红茶吧。”
“一个美国人带着福斯特先生的一封信来到了府上。”
“申时（下午3点）。--我以为这个美国人拿着的是一封介绍信，他来这里是想采访我。我确信他是一位记者，但他来这里的目的让我十分开心，因为他带来的书信出自福斯特先生（前美国国务卿，在马关谈判中协助过李鸿章）之手。他在信上说到，从那些（日本和美国的）有识之士那里搜集到的意见表明，条约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比预想的好得多。”福斯特国务卿的这封信经过了仔细的印刷，很可能在李鸿章挑选之后进行了发表。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李鸿章回忆录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说，这也算不得什么机密文件，更不会是官方文件。但我认为，在这里介绍一下这封信还是有必要的。
我亲爱的朋友和总督先生：您给我的来信大概从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跟着我走，直到这个周一晚上我才收到。我当时正等待来自华盛顿的邮件，以及相关事宜的进一步指示。
很高兴听说头疼不再像以前那样困扰您，我真诚地希望，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您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您应该还记得，您对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既然日本疯子的子弹没能把您怎么样，那这所有的烦恼也不能将您打倒。但我担心您并没有按您所说的做，如果您只是安心待在家里养病，让大自然和医生们照顾您，那到现在，您的身体就应该已经痊愈了。
我亲爱的总督，您任凭京城的敌人用他们的言论和愤怒烦扰您，这实在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如果您成功兼并了日本，他们肯定只会说您别有用心。
您一定要记住，毫无疑问，您也肯定明白，就我所知，在世界历史中，还从未签订过一份让双方都满意的和平条约，甚至是仅有一方完全满意的都没有。一方或者另一方（更多时候是双方）都肯定说是对方在谈判中得胜了。全权议和代表的任务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活，特别是当你代表的是战败国的时候，更别说代表弱国了。
我公开出面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可能显得考虑不周，但我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您，除了您自己国家之外的全世界，包括日本，都认为您在这次谈判过程中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我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电报，有些是官方的，但大部分都是个人的，所有电报都指出说由于您的卓越智慧，日本天皇遭到了批判，因为日方在这次谈判中损失的比他的军队获得的要多。而且在我们之间，我们双方都知道您并没有期望回国的时候，’嘴里还留着一颗牙，头上还有一根头发‘，是的，您曾十分幽默地这样说过。
为此，就让这所有恼人、愚蠢的批评过去吧。这根本伤害不到您，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听说您已经或者将要失去一些奖章和名誉。但这些都会回来的，您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不论这些荣誉能否失而复得，您要永远相信自己，您已经为您的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了。
请相信我，我是阁下的朋友和祝愿者。
约翰·W·福斯特美国公使馆，东京1895年6月7日“六月初四（阳历6月30日）。我看见也听见有很多对我在马关和平会谈时的讲话和立场的谣传，今天，我要把所有导致最终达成并签署协议的正反两方面理由都写下来。我将会把这个声明作为补充报告，递交给朝廷。并要求将其写入史册之中，我相信这个要求肯定会被朝廷批准。我还会转寄同样的一份声明给伊藤伯爵，请求这位高尚的君子阅读，如果有错误的话还请他帮我指出来。”
“在这里我先说明，我是怀着为太后和人民竭力服务的诚挚渴望，才冒险去和日本谈判的。我从未踏上过他国的国土，我一直希望自己生在中国，也死在中国，不要遭受踏上异国土地的责备。”
“同时，我反对之前派出的议和代表。我开始极力反对派出德璀琳先生，后来又反对派出张荫桓前去，因为我很难想象日本政府，或是其他任何重要机构，会就如此重大的事情与他们这个级别和资格的人谈判。”
“当总理衙门通知我说，朝廷已经决定了派张荫桓去和谈，我当时立即反对，因为我相信由他带领着代表团去完成这个任务只能是失败。接着，他们不友好地冷冰冰地问我，我是不是准备好了随时接受这个任务。”
“为什么应该是我？一直以来，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是反战的。现在，如果我表现得非常急切地想要结束战争，那人们肯定会指责我，说我这完全是出于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而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其实我只是想让日本军队停止进攻。现在，在这里我还要说这样一句：在大清帝国还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这次战争中的个人损失或花费能与我相提并论。我的管家已经清算了好几个星期了，到现在还没算完。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我在这次战争中的投入有多大。但在军需品和日用补给方面就花费了我白银二百六十五万两，而我实际投入现银的具体数目现在还不能确定，约二百三十万两。不管是北京还是天津，中部还是南方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冲上前去，极力毛遂自荐的话，那马上就会有人窃窃私语，接着他们会大声谈论，最后会像狮子一样大声咆哮，说我李鸿章为了挽救自己的个人财富，情愿牺牲民族的荣誉和皇室的脸面。”
“是的，我和所有大清子民一样，想要和平，甚至是更期待和平。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比帝国内的任何官员失去的都要多。但我还没有焦急到为此玷污自己的名声，使自己遗臭万年。”
“我曾经与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进行过交涉。我从潜伏在日本的人员那里得知，日方想就任何与暂时停战或永久和平相关的事情与我进行商谈。这件事情在广州、香港和北京都传开了。军机处知道了，总理衙门也知道了。但我还是没有焦虑，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动出面去寻求和平。我只会在别人请求我，并最后得到朝廷的绝对任命后才会去。”
“我对自己去日本并不感到难过，但一想到只能派我去，我就感到十分痛心。”
“是皇太后自己亲自下令，命我前去和谈。这是与圣明的太后熟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有理由为她心生怜悯。我一直是十分敬畏地，或者，至少是愉快忠诚地听从于她。但现在，我这个年迈的中堂大人似乎成了她唯一的希望。我离开国土出发去日本时，耳边还环绕着这句残忍的话语：’是你引起了战争，现在就看你能不能让这场战争停止，而不使你的祖国在这些日本狗腿子面前丢脸。‘”
“一路上这句话都在我的耳边萦绕。当我见到日本天皇使节时，这句话又大声在我耳边响起。这些字句比行刺者的卑劣子弹还要厉害，他们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想知道，如果我死在了日本，死在了为国效力的途中，我的那些敌人是会发笑，还是责备，还是会流出眼泪呢？”
“我到达日本的时候，受到了往常一样的礼仪接待。伊藤伯爵亲自到我的临时住所拜见，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而不像是两个想吸光对方血液的邻国和谈大使。毫无疑问的是，大清京城和两湖地区的人民，以及日本的所有民众，他们都极度狂热，希望战争继续。有时候这些老百姓会把自己变成可怜的傻子，特别是当他们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依旧一无所知。”
“伊藤最先对我说的话里面有一句是：’你为什么要把高升号派去朝鲜？‘’我？‘我问道。’我可不是清政府。‘”
“于是，这就成了和谈的特别开端。实际上，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我就被迫面对我应该对战争负责的说法，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清政府可能永远不会进行挑衅行动。”
“我这样回应了日本天皇的全权和谈大臣：’伊藤伯爵，你我两人曾就这个朝鲜问题交涉过，我们都能够完全理解彼此，因为我们当时是坦诚相见。我希望我们也都能抱着同样的态度进行现在的和谈。因此，在最开始，让我告诉你真正可以归咎到我身上的事情是什么。我确实建议朝廷向朝鲜派兵，而且，实话告诉你，派出去的军队很多都是我的辖军。但我得到了朝廷的十足保证，说远在派出任何军队之前，就会派出一位信使前往东京，让天皇政府完全了解清政府的意图。但就在这件事情上，我被骗了，我的军队也被骗了，导致现在两国不得不面对这场决裂。”
“我相信中堂大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伊藤说道。“毫无疑问，中堂大人说的是实话，都是实话，‘福斯特先生说到。
伊藤拜访我的时候他正好在场。”
“在这位美国外交官的这一番话之后，大家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福斯特和日本大使互相友好会意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