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的选择，充分表现了他献身国防的远大志向和崇高理想。他先来到长沙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一年后又转入宣化炮兵指挥学院。刚入学时，他所在的班还有两名学员是和他同期入伍的老同志，都已是团职，而他还是个副营作训股长。甚至还有不少比他入伍晚的学员，都比他职务高。每当同学们问起他职务偏低的原因时，他只是淡淡地一笑说：“职务问题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认为工作应以贡献为尺度，不能在职务上争高低。”就这样，苏宁抛开一切杂念，开始了军校的学习生活。他多才多艺，会弹琴、唱歌、写诗，还爱好各种体育活动。而在军校的三年里，他几乎把一切娱乐活动都取消了，积累着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本领。凭着不懈的努力，在掌握了大量军事理论的基础上，他在校期间撰写了十余篇论文。毕业时，他的20多门专业科目考试取得了平均80分以上的成绩，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被破例当场评为优秀论文。
1991年4月21日，苏宁推开两位战友，抓起了那颗嗤嗤冒烟的手榴弹。一声巨响，英雄走完了短促而伟大的生命里程。苏宁这惊天动地的壮举，不是偶然的。凡遇到的生死关头他都是这样做的。
1978年，苏宁担任指挥连连长时遇到了一个惊险场面。入伍一年的战士戴厚平，实弹投掷时过分紧张，手榴弹没甩出去，落在脚下。手足无措之际，苏连长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起一脚把险弹踢出掩体之外，随后扑在小戴身上。“轰”的一声巨响过后，二人抖抖土块，从地上站了起来。被吓呆了的小戴愣了半天，“哇”地一声扑向了苏连长。
北方的冬季滴水成冰。1989年11月的一个晚上，阿城市巨源乡附近的一座涵洞桥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军用240东风牵引车突然一歪，瘫痪在桥上。战士们围上去一看，天哪，好险！汽车的左前轮和左后轮悬空，斜躺在桥沿。桥下，冷飕飕，黑乎乎，十米之下，是被雪覆盖的冰河。炮团实弹射击的考核的路上，缺乏冬季驾驶经验的司机小邹就这样捅了个“漏子。”小邹等人向地方车辆求援，人家一看这种险情，吐吐舌头谁也不敢帮忙。大家围着这个纹丝不动的庞然大物，不知如何下手。正在这时，苏宁参谋长和团长乘车急驶而来。察看了险情之后，决定采取三角同向牵引。谁把绳索接到车底呢！又是苏宁，司机小邹说啥也不让。苏宁说：“你在外面冻了半天了，还是我来。”说完，小心翼翼地爬进车底。风大路滑，假如车体稍一滑动，后果将不堪设想……10分钟，20分钟，25分钟，大家焦急地盯着车底，苏宁终于钻了出来。汽车牵引成功，干部战士们松了口气。这时已是深夜11点。惊魂稍定的战士们纷纷议论：“真是个了不起的首长！”
1990年5月20日下午，训练场上进行着新兵共同科目结业考试的最后一项——手榴弹实投。一枚枚手榴弹在目标区开了花，新战士们的自信心也随之大大增强。突然，有两枚手榴弹投出半天没有响声。大家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苏宁镇静地走出来说：“是两枚哑弹，我来把它引爆。”在场的军医和作训参谋都出来阻挡，要求自己前去。苏宁坚决地说：“别争了，我去。”他接近哑弹一看，原来是拉火环没有拉掉。他以熟练的动作套上拉火环，迅速撤至隐蔽处，“轰轰”两声巨响，哑弹排除了。大家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了苏宁参谋长。
如果一个人仅仅想到自己，那么他一生里，伤心的事情一定比快乐的事情来得多。
阎建章一心为公
冀中平原上的蠡县辛兴村，120名党员一致选举阎建章为村党支部书记。阎建章当选后，全村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
第二天，阎建章感慨万端地来到大队部。他问老会计：“村里还有多少钱？”老会计举出两只手指，说：“只有2分，实际上欠银行贷款是42万。”一切都不必再问了。阎建章心里明白，他带领大家要走的一条路是怎样艰难的一条路啊！在支委会上，在党员大会上，阎建章激动地说：“共产党是从穷人堆里发展起来的，但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带领群众富起来，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阎建章以十倍的辛苦工作着。除草灭荒、挖沟排水，他抢在前头。耕地、播种、田间管理，样样农活他都精心地安排。村头小河发了大水，他第一个去抢修。村子里打井，他在井口搭起窝棚，和大家一起吃住，一起下井。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是群众生活依然困难。阎建章思索着，全村6000多口人，在人均只有一亩多一点的土地上绣花，绣得再好也只能混个温饱。
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合成纤维厂买回了5公斤氯纶，用弹棉花的旧弦弹好，然后交给村里的几个纺线能手试纺。居然纺出了氯纶毛线。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阎建章更是指明了方向。他说：“改革开放是个大舞台，就看咱们能不能唱大戏。”他在村里开办了纺织厂。1988年又建立了大型毛线市场。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这个集市已成为全国中低档毛线的集散地，为辛兴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阎建章同几百家公司、企业、科研单位建立了联系，还东渡日本，学习经营管理，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如今的辛兴村，已建起57家工厂，人均收入2700元。他把一个封闭、落后的穷村庄，变成一个工商发达、惠及四方的“小城市”。
辛兴村富了，可阎建章仍然住着土改时分的土房。房间低矮昏暗，室内一铺炕，待客、吃饭都在炕上，家里摆的依然是老伴当年陪嫁的板柜和土改时分的方桌、条凳。辛兴村万元户已很平常，几十万元户也不稀罕。可阎建章每月工资仅有100元。村里男男女女不少人穿戴“新潮”服饰，但阎建章仍然是冀中农民传统打扮：一条白毛巾裹头，一身老式布衣裤。吃的仍然是老习惯：烩饼、疙瘩汤。群众都住上新式楼房了，劝老支书搬出那间土房，可被他坚决拒绝了。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华怡不求名利
华怡，中国船舶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八研究所的一名科技人员，为我国发展气垫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人生的旅途中只度过了43个春秋。然而，她像一颗晶莹的珍珠，闪烁着光华，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思念。
华怡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奉行一种行为准则。这就是：多多地奉献，拼命地奉献，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事业，献给同志，献给他人；而自己对于社会，则是少少地索取。这种准则刻印在她日常的一切行动中。
有人说，一张车票、一桶废油、一扇门窗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小事往往能反映人的思想品质。一次，华怡到北京出差，工作结束后结伴游览颐和园，一走下公共汽车，她就把车票撕掉，说：“免得和其他可以报销的车票混起来。”
在海上试验时，她看见有人随手把废机油倒在海滩上，觉得这样做既浪费又污染海面，她建议把废油收集起来，拉到收购站卖掉，把钱交给国家。
对华怡为祖国的气垫船事业做出的贡献，人们尊敬她，党和政府不断地表彰她，她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然而华怡对于表扬、先进，特别是登报，上电视，总是设法回避。
1984年6月，上海市妇联发信给华怡，要求说：“您是全市妇女队伍中的先进人物，希望结合您实际情况，回顾总结您的成长过程。”华怡回信却说：“自己没有什么成绩，所以我想还是谈谈我们室里的女同志为振兴中华所做的努力吧。”接着，她在信中一连介绍室里七位女同志的种种先进事迹，最后写到：“我室的女同志都很能干，也肯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值得我学习。”1985年“三八”节前夕，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到七○八所采访，请她谈谈自己，她回避；给她拍照，她躲开。记者只得跟踪到她的家里，横劝竖说，好容易才拍了几张照片。然而，记者走后，她竟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找到科长，盯着他打电话，关照报社“一定不要登我的照片”。为了宣传上海科技界妇女中的先进人物，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本来是对着她的，可是她坚决不肯露面。最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华怡勉强同意了，但她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同别的女同志拍在一起。同室的女同志被请来了，这才为电视观众留下了几秒钟的珍贵镜头。
生命的用途并不在长短而在我们怎样利用它。许多人活的日子并不多，却活了很长。
韩余娟舍身救人
1984年7月2日，共青团中央决定授予江苏省宿迁县塘湖乡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韩余娟以“舍己为人小英雄”称号。团中央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儿童向韩余娟学习，从小听党的话，做祖国的小主人。
12岁的韩余娟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热心照顾村里的一位五保老人。1983年8月，在一次塌房事件中，为保护这位老人的生命，她献出了年幼的生命。
韩余娟入学以后，积极参加“新风尚小红花”和向雷锋、张海迪学习活动。
1982年3月，她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班里的学雷锋小组。在她的房前，住着一位74岁的五保老人傅王氏。老人体弱多病，行动很不方便。韩余娟主动承担了照顾老人的任务，经常帮老人碾米、磨面、做饭。春天，她给老人晾晒被子；夏天，她提来温水为老人擦身；秋天，她帮老人把队里分的粮食和蔬菜背回家；冬天，她从自己家扒来火炭，给老人取暖。村上演电影，她经常搀扶老人去看，有时还扶着老人逛逛集市。
1983年3月，傅王氏不小心跌伤了腿，生活不能自理。韩余娟征得父母的同意，卷着铺盖，住到傅奶奶家。放学后，她推着平板车送老人到乡卫生院看病、打针。晚上，她给老人煎药、倒尿罐，还用热毛巾为老人敷腿。她看到老人吃不下饭，就用自己家里的鸡蛋烧好蛋汤，端到老人床前。一天，余娟走进傅奶奶屋闻到一股臭味，“怎么回事”？老人难为情地说：“攒不住，一裤子都是。”韩余娟听罢，忙找来破布，端来一盆清水，帮助老人把脏衣裤脱下来，然后一点一点给老人擦洗干净。村里人见了都说：“别看余娟人小，她像一团火，温暖着别人的心。”
1983年8月14日夜，由于连降暴雨，傅王氏住房的水泥桁条突然断裂。在整个房顶摇晃下塌的瞬间，韩余娟临危不惧，火速把躺在床上的老人拽起来，拼力把她推到安全地方。然而她自己却倒在血泊中……韩余娟牺牲后，乡亲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塘湖乡召开了隆重的表彰韩余娟大会，并将韩余娟生前所在的少先队命名为“韩余娟中队”。
上天赋予的生命，就是要为人类的繁荣、和平和幸福而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