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中国话剧史上一部杰出的作品。
曹禺写作《雷雨》时，不过是一个年青的大学生。经过他数载艰辛酝酿写成的这部剧作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命运，在那个万马齐喑扼杀人才的时代，是很难预料的。因此，当我们评论《雷雨》时，不能不提到巴金。是巴金首先发现了《雷雨》，是巴金首先发现了曹禺这位戏剧创作的天才，也是巴金把《雷雨》披露于世的。
巴金回顾他读到《雷雨》原稿时的情景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有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巴金：《蜕变·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正是在巴金的无私而热情的帮助下，《雷雨》终于1934年发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上。
《雷雨》发表后，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随着《雷雨》公开上演，它受到日益众多的观众的欢迎。在30年代的话剧舞台上，就观众对一部剧作的欢迎程度来说，还没有同《雷雨》相媲美的。茅盾最近说，“三十年代末《雷雨》在上海演出，震惊剧坛”。他还以“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诗句来赞美《雷雨》演出的成功。茅盾：《赠曹禺》并“作者附注”，197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由此可见当年观众欢迎《雷雨》的盛况了。
当时避居日本的郭沫若，看到这个剧本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之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就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相当地受到同时人的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沫若文集》第11卷，页113。这可以说是对《雷雨》的最早的重要评论之一。
郭沫若的这篇文字是同《雷雨》的首次演出相联系的。据杜宣同志回忆，首次把《雷雨》搬上舞台是在日本。当时，杜宣正在日本专攻戏剧。大约1935年初，有两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专家武田泰淳和竹内好，把《雷雨》的剧本推荐给杜宣。武田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他们并且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我们戏剧创作上的重大收获”。后来，杜宣等同志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4月在东京演出了《雷雨》。虽只演出三次，“但盛况是空前”的。这次演出把一些进步的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组织了起来，并成立了中华戏剧座谈会和后来的留日剧人协会。因为在此次演出中，日本警视厅要审查剧本，便由邢振铎翻译为日文。后经影山三郎的审定修饰，《雷雨》日译本在东京出版。其中收有左翼作家秋田雨雀的介绍文章，前面有郭沫若写的序言。这些，说明《雷雨》问世后，是得到了日本文艺界左翼作家的重视的。
自30年代而后，这个剧本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禁演，但是它却不胫而走，千百次在上演着，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不但受到城市观众的欢迎，而且受到农村观众的欢迎。这里有一条材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记录了抗日战争中边区“雪夜演《雷雨》，风雨看演出”的盛况。1941年春天，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排演《雷雨》，许多老乡坐在台下看彩排，一直熬到天亮不肯离去，第二天照样下地劳动。“有一次老乡要求看《雷雨》。开幕前，忽然飘飘落下鹅毛大雪，我们想改天再演，老乡不同意，坐在台下不走。……于是拉起大幕就演开了。雪越下越大，观众坐在雪地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台上演员虽然穿着单衣裳，看到老乡这样热爱戏剧的精神，感动得浑身像火烧似的，也忘记了寒冷。”他们没料想到老乡“对于演《雷雨》这样的大戏竟是如此热爱”，“说起来真是个奇迹”。贾克：《一支活跃在敌人后方的戏剧尖兵》，《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雷雨》在农民中演出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它是一部成功的剧作。
几十年来，文艺界对《雷雨》的成就是没有分歧的。但是，从《雷雨》受到群众欢迎这样一个实际出发，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的话剧运动还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发展阶段，当时话剧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还处于一个扎根于中国土壤的过程之中，那么《雷雨》为什么受到欢迎？它在中国的话剧创作中带来哪些新的东西，有着它自己的哪些独特的贡献呢？这倒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雷雨》的创作标志着曹禺是以一个具有自己创作个性的剧作家出现在剧坛上的，他写出了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并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话剧民族化群众化的初步的尝试。这些，不但成为《雷雨》受到群众欢迎的原因，而且以此确立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准备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雷雨》的成就和不足。
一雷雨式的热情和个性
曹禺是以一个具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剧作家出现在中国话剧史上的。
《雷雨》首先展示给我们的印象，曹禺是一个内心滚沸着巨大热情的作家。这种巨大热情的特色，不但决定着《雷雨》的创作风貌，而且使它产生一种格外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量。他曾说，他“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在创作中“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确实，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太黑暗了，“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焦灼着年青作家火热的心胸，按捺不住的愤懑不可遏止地迸涌而出。
曹禺是有着他鲜明的创作个性的。他曾描绘过他在孕育着《雷雨》时的热情沸涌的情景：与《雷雨》中人物和情节俱来的“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如果我们给予作家这种焦灼着的热情以概括，那便是雷雨般的个性和雷雨式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的个性，它烙印在《雷雨》的环境氛围、情节场面和人物性格之中。
某些古典戏剧的理论家，经常用戏剧诗人这个称号赠给那些优秀的剧作家。我们认为，曹禺从《雷雨》开始便显示了他戏剧诗人的特点，他把他的独特的诗意感受熔铸在他的剧作之中。
应当提出的是，曹禺他不但是一位具有自己的巨大热情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对现实生活作着执著探求的作家。他在捶胸顿足地拷问着现实，拷问着自己，寻求着对现实课题的哲学的回答。关于曹禺的热情的个性，可参看拙作《论〈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4、5期合刊。
只要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他总是对现实作着严肃的思索，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特有的哲学沉思。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艺术家他总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对生活、对人们，对特定的事实的主观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用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转引自《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页211。。曹禺在《雷雨》中充分展现了他自己的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的理解和感受，表现着他对现实生活的自己的哲学见解。
但是，也有些评论文章以为曹禺当时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是有着严重偏颇的。甚至曹禺自己也认为他写《雷雨》时，好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一个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并非不可能对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具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个宣布自己对现实生活好像没有确定见解的作家，反而写出了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作品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一个剧作家，当他面对着他作品中充满着矛盾冲突的戏剧世界时，不可能不流露出他对现实世界矛盾冲突的看法，表明他的矛盾观。他不是用哲学的语言，而是用着艺术形象的语言显示着他的哲学观点。在《雷雨》中，曹禺是有着他自己的哲学的。
他自己的哲学集中体现在他所谓“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之中。对曹禺的这种“憧憬”的深入分析，是我们打开作家创作个性秘密的前提，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着众说纷纭的评论和解释。
曹禺在《雷雨·序》中曾说：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
一些评论者根据这些言论，也根据剧情，便得出作者是有着宿命论的结论。的确，这些话是有着神秘色彩的。但是，我们应当寻根追底，其中所说的，与情绪俱来的对宇宙的憧憬到底包括着什么内容？难道真是那种“神鬼”的力量抑或命运的观念吗？不可否认，《雷雨》中有着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也受到易卜生戏剧的影响。问题的困难，还在于作者也曾经在解放初期承认他是有着宿命论的。他曾说：“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的毁灭。”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1期。这里，作家是触及他的某些思想弱点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停留在这些简单的结论上。我们应当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对作家的思想加以全面的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作家的思想感情的个性同他的创作的关系。
曹禺曾提醒细心的读者注意他在《雷雨·序》中的另一段话：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在这段话里比较清楚地揭示了曹禺对宇宙憧憬的真实内容：第一，作家明确表示《雷雨》并非要显示那些因果报应之类的唯心主义观念。第二，他着重强调指出，《雷雨》始终闪现的隐秘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这就告诉我们，作家不但看到了宇宙的斗争，而且看到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在这些语言中概括着他对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对这些斗争的残酷性的认识。第三，作家认为宇宙里斗争的背后是有主宰的，但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主宰着这一切，表现出他的困惑。不过，对于这个主宰，他没有诉诸上帝，也没有归因于命运，更没有说它是“自然的法则”。作家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感到没有能力给予概括。我们认为，作家对宇宙里斗争的看法其主导方面是唯物的，有着辩证的因素，表现了他对宇宙里斗争某些规律的探求。在接触到宇宙斗争的源泉的课题时，他虽未能追溯到底；但是却有着对支配宇宙里斗争的必然性的探求和窥视，也有着未能找到这个源泉的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带来他对宇宙里斗争的某种神秘感。所有这些，构成了曹禺自己的“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这就是曹禺自己的哲学。
正因为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具有唯物的辩证的因素，执著于对现实斗争中严肃课题的思索和探求，他比较深刻而真实地展开了生活中阶级对立的图景。在《雷雨》中，那些纠缠着血缘关系和亲子关系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里，许多地方都表现了紧张而激烈的阶级冲突。
以血缘纠葛而联结起来的周家和鲁家，构成了《雷雨》中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纠葛，它的戏剧冲突正是在这样错综交织的种种关系中组织起来的。几乎剧中每个人物都卷入血缘纠葛之中，但是透过这层血缘关系的纱帷，令人看到的是更真实更典型的阶级关系。周朴园明知鲁大海是自己的儿子，却不以亲子关系而放弃开除他的念头，硬是把鲁大海开除了。周朴园冷笑着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这说明周朴园是置阶级关系于骨肉情义之上的。尽管周萍不知道鲁大海是自己的胞弟，他为着维护父亲的尊严而打了鲁大海，兄弟冲突的背后依然是阶级的对立。鲁侍萍深深知道，周萍是不会认她作母亲的，“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在这里，作家十分令人信服地勾勒出阶级关系的清晰图画。亲子关系和血缘关系不仅没有掩盖阶级的对立，反而表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冲突。作家感到“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作家不能以科学的语言概括出来的东西，却以逼真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
在《雷雨》中，那些看来是在所谓命运观念导演下的人物的悲剧遭遇，许多地方都更真实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