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库马·森，1934年生于印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他在经济学领域对福利经济学中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库马·森的研究成果给他带来了享誉世界的荣誉，担任了国内外一系列学术职务。
库马·森的主要著作有：《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1970）、《论道德规范与经济学》（1987）、《贫穷与饥荒》（1981）、《商品与能力》（1985）、《性别与合作冲突》（1990）等。
阿马蒂亚·库马·森的外祖父、父亲都是大专院校的教师。他出生在印度一所由著名诗人泰戈尔筹建的大学校园里。后来他上学也是在校园里，毕业后当教师的工作也是在校园里。所以，森说，库马·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校园里渡过的。
库马·森在9岁的时候目睹了1943在发生在孟加拉的大饥荒。这次大饥荒使得200—400万人死于饥饿。这次经历导致了后来他对于饥荒、贫穷等问题的终生研究，并获得诺贝尔奖。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库马·森暂时离开三一学院回到了印度，于1956—1958年在新成立的（印度）吉达弗大学负责筹建经济学系并兼任经济系系主任、教授。由于库马·森当时仅23岁，并且仅有学士学位，所以这一任命引起了众多的抗议之声。在印度逗留期间，库马·森也继续做他的博士论文。他还将此论文提交给了三一学院用以参加一项申请奖学金的角逐。申请成功后，库马·森于1958—1963年用这笔资助选择了在三一学院学习哲学、伦理道德等。这段学习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反映在了他后来对于贫穷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上。在这期间，他还暂时离开三一学院，于1960—1961年兼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助教。在麻省理工学院逗留期间，库马·森结识了萨缪尔逊、莫迪利阿尼、索洛等人并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后，库马·森又于1961年夏季去了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学期的客座副教授。自美国返回英国2年后，库马·森决定离开三一学院，于1963—1971年任（印度）德里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这是他的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正教授职位。在这段时间里，他主攻社会选择理论，并于1964—1965年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68—1969年兼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71—1977年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1977—1980年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0—1987年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87—1998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98～2004年1月成为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既非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又非白人担任的院长；2004年1月起回到哈佛大学继续任教授。
库马·森的研究成果也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因此担任教职以外的职务就成了预料之中的事了。他于1980—1982年任发展研究会会长；1984年当选为经济计量学学会会长；1986—1989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会长；1988年起任皇家经济学学会名誉副会长；1989年任印度经济学协会会长；1989年起任国际经济学协会名誉会长；1994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此外，库马·森还（曾）是下列组织的成员：英国学院院士、三一学院荣誉院士、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伦敦经济学院荣誉院士、经济计量协会会员、美国哲学协会会员。1972年，他还曾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项目评估准则，这一准则成了许多国际组织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库马·森曾获得许多名誉学位，其中部分包括：1979年被（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被（印度）维斯瓦-白若迪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4年被（英国）巴斯大学授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87年被（法国）卡昂哔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被（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9年被（美国）乔治敦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被（印度）吉达弗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被雅典经济与工商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2年被（美国）新社会科学学院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加拿大）皇后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94年被（瑞士）苏黎世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被安特卫普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6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被基尔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4年获得剑桥大学颁发的亚当·斯密奖；1955年获得三一学院颁发的研究奖学金；1956年获得剑桥大学颁发的史蒂文森奖；1990年获得参议员乔瓦尼·阿涅利国际伦理道德奖；1993年获得由（美国）塔弗兹大学颁发的吉恩·迈耶全球公民奖；1997年获得爱丁堡奖；1998年获得诺贝尔奖。
由于出生在亚洲，库马·森对亚洲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森用他的诺贝尔奖金设立了两个基金会，主要用于帮助印度、孟加拉两国降低文盲率、解决缺医少药、性别歧视等问题。他曾频繁地穿梭于欧洲、美洲与亚洲之间。除了经常回到他的出生地印度以外，库马·森还到过中国。他曾于1999年10月到深圳出席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并作演讲。他还于2002年7月到北京出席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并作演讲。
库马·森的出生地在亚洲这一背景也使得他在亚洲成了引人瞩目的“明星”，他甚至被某些地方的人崇拜为神人。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体育场庆祝他的获奖。许多家长都给他们的新生儿起了与库马·森相同的名，即阿马蒂亚，以示对库马·森的崇拜。但库马·森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亚洲存在的问题，他曾批评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只注重发展经济而政治上独裁的做法。
阿马蒂亚·库马·森由于对福利经济学几个大问题，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0年出版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构成了库马·森的主要贡献之一，他的这一贡献解决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参阅阿罗篇）里所提出的问题。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主要思想是，如果说个人的选择是理性的，并且如果全社会每个人的选择偏好不是完全一样的化，那么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集体选择却不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要寻找出一个使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是不可能的，故名不可能定理。不可能定理就像是一个紧箍咒套在了福利经济学的头上，因为如果不可能定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也就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方案使全社会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库马·森认为一项决策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之上的。信息的改变也将会导致不同的决策。传统经济学在研究个人行为时依据的准则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人们根据能够带来的效用的相对大小而在两个方案，例如A与B之间，决定取舍。但效用在传统经济学里是一个序数的概念，即只有相对大小。我们可以说一个苹果给张三带来的效用大于一个梨给张三带来的效用，但却无法衡量究竟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梨各自能够给张三带来多少效用。森认为，信息的不完善导致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如果有更进一步完善的信息，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1970年发表的“论帕累托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能性”及1987年出版的《论道德规范与经济学》代表了库马·森的第二方面的贡献。他认为，帕累托最优在理论上似乎是说得通的，但这一最优准则丝毫没考虑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因此用帕累托最优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状况的准则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很富有，但多数人很贫穷，按照帕累托最优原则，这一状况也是属于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你无法通过重新分配财富使得穷人变富，而又不剥夺富人的任何财富。但显然这一贫富悬殊的帕累托最优状况是大部分人所不希望的，它更不是全社会总的福利最大化的一种状况。
上述研究显示库马·森已在考虑社会分配均等、贫富悬殊问题。1973年出版的《关于经济上的不平等》、1995年出版的《再论不平等性》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他关心的是如何度量一个社会的平等，如何度量贫富悬殊。他发现，以往的度量办法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度量者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使得对于社会平等、贫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带上了个人主观色彩。
此外，库马·森还对贫穷、性别歧视多有研究。正像在介绍森的主要经历及生平轶事时所说的，1943年发生在孟加拉的大饥荒给库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贫穷往往又伴随着性别歧视，主要是对女性的歧视。因此，库马·森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予以了额外的关注。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有：1981年出版的《贫穷与饥荒》、1985年出版的《商品与能力》、1990年出版的《性别与合作冲突》以及同年发表的《一亿多妇女消失了》一文。
发现问题之后的下一步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库马·森为此提出了消除性别歧视、普及初级教育、降低文盲率并进而提高人们的能力等办法。他在这个课题上对许多国家做了对比研究。通过搜集数据并加以研究，库马·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比印度低，但中国的初级教育普及率比印度高，因此中国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另外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比印度人长。库马·森认为，降低文盲率、提高平均寿命、提高国民的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标志，而经济指标（如GDP）的提高是增长的标志。从长远来说，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应主要看它的发展而不是看它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