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1975）曾说，十八世纪的圈地运动使得一批农民无家可归，绝望中的他们被迫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批产业工人阶级。圈地对人类群体和自然生态系统来说是一大悲剧。如今英格兰的森林面积和野生生物数量在欧洲所有地区中是最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圈地有关。在欧洲平原上，对公用地的接管大概也始于五百年前，但欧洲仍有三分之一的用地未被私有化。瑞典仍保留公用地运作模式的法律，允许公民进入私人农场采摘草莓或蘑菇，允许人们步行穿过私人领地，允许他们在农场主视线以外的地方野营露宿。然而，以前的大部分公用地如今都在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掌控之下。
在日本，公用地模式仍留存可见。有些农村由于地处狭长河谷地带，稻谷就种植在谷底的稻田里，而菜地和园艺场则开垦于稍高的地段。河谷上方草木丛生的山丘就是公用地，日语叫作iriai，含“共同进入”之意。邻村之间通常以山脊线为界。在位于京都辖区内的比睿山的斜坡上，在横川偏远的天台宗禅修寺庙之北，我碰巧遇到了大原村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捆着一堆细条树枝准备用来当柴火。这些人只①埃平森林（EppingForest）：英格兰东南原皇家狩猎区，位于伦敦东北，现为一公园。——译者注生活在自己村庄的土地上，而日本山林的最深处是任何村庄都无法利用的地方。在早期封建社会里，这些森林仍被存余的狩猎民族所占领，他们或许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的一些混血幸存者。后来，一部分荒地收归政府所有，冠以“帝国森林”之名。到十三世纪，英格兰境内的熊早已绝种，但在日本偏远的山林里，甚至偶尔在京都的北部，仍可发现熊的踪迹。
在中国，主要由村委会管理山地，中央政府只负责收税。税收以实物形式收取，土特产尤被珍视。受金钱的驱使，他们不仅收取稻米、原木和蚕丝，而且收购翠鸟羽毛、麝香鹿腺、犀牛皮和其他一些来自山林溪流地区的奇珍异宝。村委会可能也曾制止过度开采当地资源，但是一旦滥伐森林触及他们的地盘时（十四世纪似乎是中国中心地带森林的转折点），村土地管理机构就土崩瓦解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来自中心经济地区的企业家，他们对公用地的掠夺导致了荒野和耕地的退化。有时，冠冕堂皇的理由的确能够杀掉下蛋的金鹅，因为投资商可以把迅速赚来的钱再投资到其他地方，以此获得更高的回报。
在美国，就在欧裔入侵者强力驱赶土著居民离开其传统公用地时，土地大门也随之为殖民者打开。然而，在干旱荒芜的西部，大片的土地从来就是荒无人烟，更谈不上土地专有权了。曾经熟知并挚爱白色沙漠和青色山岭的土著居民如今要么被遣散，要么被限制住在保留地，而初来乍到的居民（矿工和一些牧场工人）对这些土地既没有管理意识也没有管理知识。事实上，大面积地区属于公共领域。林务局、公园管理处和土地管理局纷纷成立，对这些用地加以管理。（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类用地被称作“官地”，这反映了英国统治者试图从人民手里抢夺公用地的历史。）如今，在美国西部，人们若谈论“山艾反抗运动”①，听起来就像是他们在为恢复公用地归地方管理而劳心劳力。事实上，山艾反抗者们还须更加了解这个地方。相对而言，他们仍是新来者，其目的不是为了管理而是为了发展。很多西部人开始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并不赞成私有化，而是希望可以更好地管理牧地和更多地保护荒野。
欧洲和亚洲的环境历史似乎暗示着人们对公用地的管理最好以地方管理为基础。古代，对地中海盆地森林的砍伐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这是凭暴力滥用公用地的一个极端例子，因为当局强制性地把经营权从当地村民手中抢走了（瑟古德，1981）。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情形正好相反。真正的当地人亦即美国土著居民，被大批杀害，意志消沉，而新来的居民却都是些冒险家和企业家。若不是有联邦当局管理人员在场，这些侵入者、放牛仔和木材大亨们定会大显身手、放肆掠夺。大约从一九六年开始，局势再一次发生转变：那些曾从事土地保护的中介机构逐渐沦落为采掘业的帮凶，而那些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的人，则向环境组织寻求援助，且自愿加入保护公共土地的运动。
破坏行为向世界范围扩张并“围圈”公用地与当地居民住处。由①山艾反抗运动（sagebrushrebellion）：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国西部各州掀起的运动，意在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同意由各州管理公共土地。——译者注于那些跨国伐木集团与政府当局沆瀣一气，居住在热带地区的村民和部落成员只好被迫背井离乡。驱逐当地人屡试不爽的陈词滥调莫过于宣称部落共有森林要么是私有财产，要么是公共领地。公用地被占之后，村民们必须在采伐公司的商店里购买能源、木材和药品，他们变得一贫如洗。这就是被伊凡·伊里奇称作“五百年对抗生计战争”的一种影响。
那么，所谓的“公用地悲剧”是怎样的呢？这个如今已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似乎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一旦公共开放某一资源的使用权时，比如牧场，每个人都会竭尽全力去索取，过度放牧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加勒特·哈丁和他的同伴们所谈论的问题应该被称作“公共池资源之困境”。这就是个人或公司对“无主”资源进行过度开采的症结所在，他们陷入一个怪圈：“如果我不这样干，其他人就会这样干”（哈丁和巴登，1977）。海洋渔场、全球水循环、空气、土壤肥力所面临的困境都属此类。当哈丁等人试图用这一模式来阐释历史上著名的公用地案例时，却并不奏效，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公用地是一种社会制度。从历史上来看，这是有章可依的，法律并不允许存在无限制的使用权（考克斯，1985）。
在亚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有些村庄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它们至今仍通过某个委员会来监管公用地。每一块公用地都是一个有所限制的实体，每一个依赖其生存的人都很清楚过度使用所带来的后果。如今，公共池资源的命运无外乎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私有化；第二种是由政府当局管理；第三种是，如有可能，让公用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用地，规模适中，且由当地居民管理。上述第三种方案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在当地社区或部落当中（像在阿拉斯加州）拥有土地的公司或合作社似乎比比皆是。他们本应该在世界市场有所作为，可他们却在如何平衡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与保持传统性和可持续性这一问题上绞尽脑汁。地处阿拉斯加州东南部的西尔拉斯卡公司，虽隶属特林吉特美国印第安人，但因其对原始森林的肆意砍伐而饱受公众严厉指责（有些谴责甚至来自其内部）。
我们有必要同海洋、空气和天上的鸟类签署一个世界级的“自然契约”，其挑战在于将“公共池资源”整体受损情况纳入到人们的公用地意识之中。就现状来看，那些来自大阪、鹿特丹或波士顿的木材商抑或石油地质学家们，均会把地球上尚未明晰权责的资源视为合法猎取的对象。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力量（尽管处于脆弱、混乱以及基本上群龙无首的状态）使我们任何人都难以看清真相。或许，我们对于其稳固程度的看法也是一种错觉。
有时，整个社会似乎不可能做出明智选择。事实上，除了呼吁“恢复公用地”，人们也别无选择，因为现代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究竟丧失了什么。回顾一下，比如，夜晚就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共享资源，是我们更大的自我存在形式。没有什么比“公用地悲剧”更悲剧的了。
假若我们不恢复公用地，不作为野生世界之网中的“生命”去重拾个人、地方、群体和民族所拥有的直接参享权，那么野生世界就将会悄然消失。最终，错综复杂的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混合在一起，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大部分生命系统。显然，一个地方公用地的丧失预示着自给自足经济的结束，也标志着该地区本土文化厄运的来临。这种事情在世界一些边远角落仍持续发生着。
公用地是一种新奇且很有讲究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人类曾过着一种与自然系统交织且不被政治干涉的自由生活。公用地是包括非人类在内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层级。高于当地公用地的层级就是生物区。理解公用地及其在更大区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朝生态与经济的大融合迈出了新的一步。
透视生态区
区域是承载文明的另一个地方。
——马克斯·卡福尔德
在各自领地休养生息的小民族，过去习惯遵循某种自然规律。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北美洲当地主要群体的文化区域几乎与广义上的大生态区相重合（克鲁伯，1947）。人们曾生活在流动变化、界限模糊却又实实在在的故土上。后来，欧亚大陆上相继出现的民族国家不断用暴力手段恣意划分边界，于是，之前那种更为古老的人类生活经历就渐渐被取代了。有时，这些强加的边界以同样强制性的手段将完整的生物区和种族区分隔开来。从此，居住者失去了生态知识，丧失了群体凝聚力。
在古老的文化中，人们习惯把动植物种群和地貌看成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的文化和自然世界几乎成了一个影子世界，而所谓的现实世界也只不过是政治司法行政辖区和纯经济化再现的非实体世界。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倒退的时代。不过，通过发现原始的疆域，依靠它们的存在而不是那些随意划分的国界、州界和县界之地，我们至少在故土和心灵上能重拾昔日那种归属感所带来的微妙感受。
区域是“半共时空间内的相互渗透体”（卡福尔德，1989）。定义一个区域时，生物群、分水岭、地貌和海拔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
同样，文化区域也有它的子集，比如方言、宗教、各种放箭器、各类工具、神话主题、音阶、艺术风格。植物可以标记一个区域的轮廓，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标志性树种——花旗松就是一个例子。（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熟知它，那时我生活在位于华盛顿湖和普吉特海湾之间的一个农场里。当地的斯诺荷米什人管它叫luktatciyats，“宽针”
之意），其覆盖范围自北环绕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斯基纳河，自西穿过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山脊西部，而南部海岸线生长的花旗松与鲑鱼生活的区域大致相同，并没有越过大苏尔河南部。在内陆，花旗松从内华达山西坡向南一直延伸到圣华金河的北分叉处。这种植物的生长区域穿越了三个州界和一个国界，故而勾勒出一个更加广阔的自然区域。
花旗松的出现预示着降水量和温度的范围，示意人们可以种植什么作物，屋顶该倾斜多少，该准备什么样的雨衣。但在波特兰或贝灵汉姆这种现代都市里生活，你就无须了解这些细节。不过，如果懂得植物和天气所传达的信息，像掌握小道消息似的，你就会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我们把大地上各种力量的总和笼统地称为“地方精神”。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地方精神，就要意识到你是部分中的一部分，而整体是由部分组成，每一个组成部分又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你源自你作为整体参与的那部分。
貌似有点堂·吉诃德式荒诞不经的观点背后，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春分后的一个月，我和加里·豪尔萨斯驱车从安克雷奇前往阿拉斯加的海恩斯。我们绕过育空河部分支流，沿着库珀河流域盆地的上部边缘行驶，开过了海恩斯顶峰。
一路驶来，黑云杉、白云杉针叶林带依然被冰雪覆盖。顺着山的隘口向下行驶至奇尔卡特盐水区的入口，马上置身于一大片阿拉斯加云杉林和沼泽中伸出的臭菘之中，这里已是一番春天的景色。我们跨越了生态区分界线。第二天，我有幸受邀到一家名为暗鸦的咖啡馆，和奥斯丁·哈蒙德以及一群印第安特林吉特族老人一起喝咖啡，听他们谈论一些意味深长的话题，有关于人们对其生存地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当我们透过哈蒙德前面的窗户，远眺盐水区那边山顶的悬冰河时，哈蒙德正用冰河比喻帝国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他形容外部力量如何强大——就像工业文明——进步与倒退同时上演，而定居下来的人们如何静候其结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蒙大拿州波兹曼曾举行过一次美洲土著领导人和活跃分子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一个克劳族长者讲过一些类似的话：“你知道，我认为人们如果在某个地方待得够久，即使是白人，地方精神也会开始影响他们，这就是来自大地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和古老的力量不会消逝，它们只需人们一直守候在四周，最终这些精神会逐渐影响他们。”
生态区意识以独特的方式使我们明白，仅仅“爱自然”或者想“与大地女神盖娅和谐相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因为“一个地方”的存在而形成，它必须植根于知识和经验。例如，“真正的人”轻而易举就熟知当地的植物。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人们过去常常认为每个人具备这种植物知识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在很多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了解植物”，这的确是一个衡量异化的标准。如果我们掌握一些关于植物种群的知识，就会乐于思考类似这样的问题：阿拉斯加州和墨西哥在什么地方交汇？它会在加利福尼亚州北海岸的某个地方交汇。在那里，加拿大松鸦、阿拉斯加云杉与熊果树、蓝橡树混杂一起，自由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