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代寓
住处是一种场所，另一种“场所”指的是我们的工作之地，神灵对我们的召唤之处以及我们的人生之路。一个地方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个社区的成员。一种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团体——无论是行会、协会、教会，还是商会——都是由人际网络中的成员所组成。人际网络超越了社区的界限，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性，类似于水鸟和老鹰的长途迁徙。
过去，人们常携带行囊徒步或骑马旅行，整个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密织交错的道路之网。因此，从那时起，有关道路和小径的隐喻便应运而生。道路无处不在：便捷之路、颠簸之路、畅通之路，有时人们甚至还以路程标或路程石来测量其“里程”、“俄里”或“由甸”①。
我曾在京都北部草木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长满青苔的石头测路标，几乎隐没在一片茂密的竹叶草地被植物里。（我后来才得知）这些路①由甸（yojana）：梵文，里程。——译者注程石是古时人们背着干鲱鱼从日本海贩卖到古都的贸易线路标记。世上知名小径亦不少，像（美国）内华达山顶的约翰·缪尔小径①、（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古道②和（中国的）丝绸之路。
“道路”是指有迹可循，引领你去某地的“线路”。那么，与道路相对的词是什么呢？“无路”。故有“道之外”（offthepath）、“径之外”（offthetrail）这样的说法。什么是“道之外”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独特之事皆远离道路。世上永无休止的繁杂之物均远离道路，隐现于无迹小径一旁。对于猎人和牧民而言，小径并非总是有益。
对于觅食者来说，道路亦非久行之地。草药、卡马夏球茎、鹌鹑、染料植物都生长在远离道路的地方。一切满足我们需求的东西都远在路外他方。我们必须漫步其中，才能了解并记住这些地方的特征：波状的、皱状的、蚀状的、沟状的、脊状的（就像大脑表层的褶皱）。我们需将这块版图牢记在心。这就是美国阿拉斯加州伊努皮克人和阿萨巴斯卡人每天都要进行的“经济—视觉—冥想”（economic-visualization-meditation）的修炼。对于觅食者来说，常走之路毫无新鲜之感，徒令人空手而归。
在中国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图像中，路或道已被赋予特别稳固的地位。中国早期文明中，自然过程和实践过程皆用道或路来描述。这种关联在神秘的中国文本《道德经》中得到了清晰明了的阐释。这部关①约翰·缪尔小径（JohnMuirtrail）：以美国博物学家、自然资源保护者约翰·缪尔命名。该小径从约塞米蒂峡谷（YosemiteValley）到惠特尼山（MountWhitney），是太平洋峰峦山径的一部分。——译者注②纳奇兹古道（NatchezTrace）：美国东南部的一条老路，从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向东北方向延伸，穿过亚拉巴马州西北部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译者注于“道与德”的经典著作，似乎汇集了所有的早期知识，并加以重述，为后世所需。汉字的“道”本身就意指“路、道、径或引领/遵循”。
从哲学层面来看，“道”指的是真理的本质和门径。（中国早期佛经翻译家采用了“道”这一术语。要成为一名佛教徒或道教徒就是要成为一名“道人”。）“道”的另一引伸义是指一门艺术或手艺的实践。
在日本，“道”发音为dō，如kadō，“花道”；bushidō，“武士道”；或sadō，“茶道”。
所有的传统艺术和手工艺行业通常都采用学徒制。十四岁左右的男孩或女孩跟着一名陶匠或一群木匠、织工、染工、民间药师、冶金师、厨师等做学徒工。年轻人常背井离乡去学艺。比方说，有些学徒工就睡在盆栽棚后面，三年里就干着搅拌黏土这样的简单活，或者耗费三年时间给木匠师傅们干磨凿的活儿。这可不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学徒们只能毫无怨言地忍受师傅那些怪癖和极度吝啬的行为。师傅总想不断地考验学徒的耐心和毅力，这确实无可非议。一个人一旦踏上学艺之路，就无法回头，唯有全身而进，潜心钻研，心无旁骛，苦心精练这一门手艺。然后，学徒逐渐进入学艺初级阶段，开始学习一些更为深入的手艺技巧、工艺标准、行规秘密。这时，他们才开始体会到如何“工作得心应手”。学徒们希望不仅学到行业技术，而且能汲取师傅之能量，即神力（mana），一种可超越常人理解或技巧的力量。
《庄子》一书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约在《道德经》问世一个世纪之后，是一本颇有智慧的道家学派经典之作。该书有很多关于技艺和“诀窍”的章节：
庖丁为文慧君解牛，如跳舞般优雅自如。庖丁曰：“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些故事不仅在精神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其描绘的画面也常在揶揄着世人：倘若一个人把毕生精力投入一项工作，那么这个人将可能获得怎样非凡的成就啊！
假若我们愿意如此理解的话，自资产阶级兴起以来，西方人对待艺术的方式就是看淡已有的成就，推动每一个人不断地去创新。这使得每一代工人肩负起重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先去革新前辈的工作，而后要求自己做得更加出色、与众不同。于是，这就造成了双重负担。如今对于精通工具、重复训练的强调早已淡化了。在遵循传统的社会里，创造力几乎被视为偶发之物，不可预期，仅仅是上天恩赐给某些个体的天赋罢了。因此，它不能被列入教学计划之中进行培养，只能针对少数群体因材施教，效果才更好。而且，当创新性到来时，我们要心怀感激，不能过多奢望；一旦降临，那便是真实之物。比如，在民间陶器工艺制作传统中，一个学徒在长达八至十年的时间里被反复告知要“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现在却要他转而学习一种新的方法，这需要多大的干劲。那么，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这种传统工艺中熬过来的老人们会望着他说：“哈！你总算做出新的东西啦！
不错，好样的！”
当技艺娴熟的工匠到了四十五岁左右时，就会开始自己带学徒，传授技艺。他们也可能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如余暇练点书法），外出朝圣，开拓眼界。如果还有下一步（严格地说，不需要下一步，因为假若一名工匠技艺精湛，并能制作出反映传统精美工艺的无瑕疵产品，此生足矣），那就是“超越常规训练”，旨在获取最终的成功之花，而这光靠努力是不一定能实现的。一旦超出临界点，即使训练和实践再多，你仍无法达到那个境地。世阿弥是日本十四世纪最杰出的能剧导演兼剧作家，同时也是一名禅师，曾将此刻的顿悟视为“惊喜”。
他认为，这是一种忘却自我的意外惊喜，一种在循规蹈矩的工作中可达到游刃有余、优雅自如的境界所带来的惊喜。当一个人与工作融为一体时，便能看清一切本相，懂得何为黏土制作的旋转球，何为锉子凿下的一卷白花花的木片，何为大慈大悲千手观音菩萨的一只手，此时此刻，他会发觉自己在工作内外均能做到轻松自在、潇洒自如。
技艺娴熟的工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卑微，都拥有自尊心和自豪感，他/她的技能为人所需，受人尊敬。这并不是在为封建制度作任何的辩护，只是对早期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作的单方面描述而已。远东工艺和训练的秘诀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从面条的制作（电影《蒲公英》①就是一个例子）到大企业文化，再到高雅文化艺术，无不受其影响。禅宗成为其传播的载体。
①《蒲公英》（Tampopo）：一九八五年拍摄，被日本公众誉为第一部关于西方面条的喜剧电影。——译者注禅宗是大乘佛教派别中最推崇“自救”（jiriki）的典范，其僧团生活和清规戒律酷似传统工艺中的学徒模式。长期以来，艺术和手工行业的人们对禅宗倡导艰苦、灵巧、有价值的训练方式仰慕已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德寺禅修，这是一个传授临济宗教义的地方。我把自己的这段修炼经历描写为“居士”（koji）的生活。每天，我们盘腿打坐至少五个小时。休息时，大家要干体力活，像种植、腌菜、砍柴、清洗澡堂、轮流去厨房做事。我们和小田雪窗禅师每天至少小参两次，那时我们要对事先指定的公案谈谈心得体会。
我们要熟记某些经文，并举行一些小仪式。日常生活讲究礼仪规矩，注重使用真正的古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进行默念和劳作的固定安排已成为每周、每月、每年周而复始的仪式和惯例。这一形式可追溯到中国宋朝，有些部分则显然可追溯到印度释迦牟尼时代。
那时，睡眠时间短，粗茶淡饭，房间简陋，没有火炉。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既是工人或农民，也是寺庙僧侣生活的真实写照。
（初学者被告知忘却过去、遁入空门、研习公案，需一行三昧，以平常心对待任何事物。日语中的honeooru，本义为“骨折”，引申义为“努力”。在日本，这一习语也用于工人阶层、武术馆大堂、现代体育和登山运动中。）我们也与寺庙外的信徒支持者们，通常是一群农民，进行各种欢快的合作。我们总会站在菜园后与当地人天南海北神侃，从新种子品种、棒球到葬礼，无所不谈。每周一次，我们会下山去城市街道和乡村小巷化缘，边行走边吟诵。我们整个脸部全被罩在一个大竹篾篓帽子下（这是用柿子汁染成棕色且防水的竹篾帽）。秋天，寺庙僧团会组织特别的化缘行动，翻越三四座小山，去乡村地区讨要一些小萝卜和大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