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rding to Mr. Lloyd George， the future will be even more exclusively taken up than is the present with the economic problem， especially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In that case， one is tempted to reply， the future will be very superficial. When studied with any degree of thoroughness， the economic problem will be found to run into the political problem， the political problem in turn into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and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itself to be almost indissolubly bound up at last with the religious problem. This book is only one of a series in which I have been trying to bring out these deeper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Though devoted to different topics， the volumes of the series are yet bound together by their common preoccupation with the naturalistic trend， which goes back in some of its main aspects at least as far as the Renaissance， but which won its decisive triumphs over tradi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mong the me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o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world in which we are now living I have， here as elsewhere in my writing， given a preeminent place to Rousseau. It is hard for any one who has investigated the facts to deny him this preeminence， even though one should not go so far as to stay with Lord Acton that“Rousseau produced more effect with his pen than Aristotle， or Cicero， or Saint Augustine， or Saint Thomas Aquinas， or any other man who ever lived.” The great distinction of Rousseau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f my own analysis be correct， is that he gave the wrong answers to the right questions. It is no small distinction even to have asked the right questions.
路德乔治氏（英国前首相）谓未来之世界，比之现今，当更注重经济问题，而以资本与劳工之问题为首要云云。诚如是也，则彼未来之世界亦殊肤浅而不足道。盖若稍事通彻研究，则凡经济问题必卷入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必卷入哲学问题，而彼哲学问题又必与宗教问题关系密切，不可分离。近世运动中，此种深微之关系，吾于以前所著各书，已略自阐明。今此书亦然。吾所著各书，虽各有专题，然前后一贯，皆以研究近世自然主义之思潮为职志。此思潮之起源，实远在文艺复兴时代，然其战胜古来相传之礼教而代之，则十八世纪中事也。十八世纪中人，为今世种种之先驱者，当推卢梭为首，故吾所著各书，皆着重研究卢梭。阿克顿爵士曰，“卢梭下笔为文，其影响之巨，古来虽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圣亚规那等，皆不能及之也”（按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英国史学家，为晚近最博学说识之一人，任剑桥大学史学总教授，著述不多而极精，兹所引之语
见其与Mary Gladstone书第12页）。此其言之未免过甚。然而卢梭之重要可知已。窃意卢梭在思想史中之重要，实以其所发之疑问为当，而所具之答案则皆误。但能发此等疑问已非人所能及矣。
吴宓的这段译文可以说是“得意而忘形”，臻于“化境”之列。一向自视很高的钱锺书，谈及大学岁月的时候，深有感触地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钱先生虽未明言是哪五位老师，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吴宓位列其中。吴宓长期在清华执教文学和翻译，没有精深的造诣，是很难让有“民国第一才子”之称的钱锺书高看一眼的。
如果可以把译文简单地划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那么，笔者比对了译文全篇后发现，单就内容的准确传译表达而言，吴宓的这篇翻译足堪译事之典范，而从形式来看，吴宓的翻译还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语言以文言为主。吴宓翻译这篇文章时，白话文运动已经开展了十余年之久，在知识界已成气候。是否运用白话文创作和翻译，通常认为是思想开明或保守的语言标志。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对语言形式的革新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利用文言进行翻译，明显是抗拒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可以说，翻译语言形式的选择，折射的是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张。
第二，借助副文本对译文进行操纵。最明显的副文本就是“译序”。在“译序”中，吴宓不惜花费千余言，首先撮要简介了翻译的缘起和《民治与领袖》全书大旨，然后，重点阐述了其翻译的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译文跟中国时局的切身关联性。他说，“先生之学说，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原因是“吾中国之人昏昏扰扰，既蔑弃古来文化，又不问世界思潮，但知有金钱娼妓赌博鸦片之快乐，官商营营以攫利，农工兹兹以全生，固无论矣，编撰杂志书报者，莫肯专心用功，而安于肤浅抄袭，置身学校者，不索薪，不闹风潮，则心满意足，而开会演说、纪念运动、游艺俱乐，则视为最名贵之事业、最优美之成绩，无论教员学生，于功课以外，能博览旁读，按时计共者，百不得一。即号为沉潜、有志进学之士，吾仍见其日夕疲精耗神于公私社会之交际、庆吊宴会之应酬。再则田舍米盐之部署，衣服饮馔之考究，其每日静坐读书之时间，不及一小时。有异乎此而稍事潜心读书勤业之人，则众必指为迂腐，饥为怪僻，蹂躏排挤，使不得安居其位置，不得自谋其生”。吴宓总结道，“窃曾以人事之繁、虚文之多，为中国社会之病根”。而对症之良药则为“先生之学说”：“政治之根本在于道德，苟无道德之制裁，但务功利及感情之扩张，则凡人皆必纵欲贪财，损人利己，奔放恣肆，横行无忌。”副文本操纵的另一个表现是译文中的“夹注”。全篇译文总共才一万余字，文内夹注就有60余处，短则三五言，长则三四十字，一方面表明了吴宓严谨的翻译态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夹注”，有的厘清人物和事件，有的引申原文的意义或加以对照，身体力行地贯彻新人文主义“融通”的学说，以方便读者的理解。
当然，金无足赤，翻译也没有完美的翻译。吴宓的译文在某些方面，语意的处理也有“过火”之嫌，仅举一例说明：
An age that thought it was progressing towards a“faroff divine event，” and turned out instead to be progressing towards Armageddon， suffered， one cannot help surmising， from some fundamental confusion in its notions of progress.
举世方自谓趋向“极乐之天国”而进行，其实乃抵血肉横飞之修罗地狱（指欧战），生于此时之人，惊心怵目，岂有不于进步之说迷惘而疑惧者？
原文为陈述句，人们禁不住要推测，世界上杂七杂八的进步观念，相互抵牾，才是这个世界南辕北辙的悲剧之源，以为迈向了极乐世界，谁知却堕落入地狱深渊。吴宓翻译的时候，添加了修饰成分，如“血肉横飞”、“惊心怵目”，将陈述句改为了反问句，同时将原句的重心从“age”转移到“人”之上，把本来相对客观的陈述改为极为主观的反诘。这些地方的语言迁移，无不针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痼疾有感而发，在翻译中自然地流露，从中折射出吴宓对“进步的幻象”所产生的焦虑，反映了他身为译者的主体性： 不再固守于传意的舌人，而是文化的使者，要跟原作对话，要对接受者产生影响。
五
吴宓的翻译活动再次印证了翻译与政治的互动；翻译不是真空的活动，不是纯粹的语言联系，而是跟社会、政治、信仰等多种因素相关。对于吴宓的翻译活动，笔者的感受相当复杂，总体来说，可概括如下：
首先，吴宓的翻译自由度值得羡慕。在那个时代，翻译的规范还没有建立，没有版权制度，可以从容选择；由于身任主编，译作的发表不受限制。不过，这种自由度是相对的。1933年，吴宓不再主笔，加上意识形态的规控日渐严厉，他的翻译活动也就遽然终止。
其次，吴宓的译作值得景仰。两方面，一是其中外文的修养，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二是其眼界的高明，表现在翻译的选材上和对译作的操纵上。这操纵不是扭曲原文，而是采取译序和夹注的方式与作者和读者沟通。
最后，也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吴宓作为翻译家的才华未能尽展，殊为遗憾。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使用文言翻译，视为“落伍”成为当然；他所引入的新人文主义，其沟通中西、贯穿古今的思想宗旨本应该属于“新潮”，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语境中，在不顾一切抛弃传统奔向未来的语境中，这种拿着古今中西坐标寻找救国途径的谨慎，属于多余而被抛弃，也在情理之中！
也许，吴宓大概是知人，他的翻译思想指导下的翻译活动既然不见容于时代，不如自甘罢手。但依然让人玄想，要是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像傅雷、朱生豪那样又如何？可惜，他诗人的才情压倒了翻译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