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日影像文化交流中的爱恨情仇
潘天强潘天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引言
2013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收归国有，引发了中日建交以来最激烈的外交冲突，以至于两个亚洲大国几乎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往来。中国民间也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甚至出现了砸日本车、打死车主的事件。就在两国情绪激烈对抗的状态下，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2013年7月20日在他的新作品《起飞了》上映时接收日本共同社的专访，表示“战争是不对的，这一点当时（二战前）的日本人也一开始就知道。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是选择了战争的道路。”他继续说：“历史上领土问题一直靠战争解决。因此（为了避免战争）只能搁置争端。与中国也成为朋友为好。”《中华时报》，2013年7月21日。在中日两国的交流史中，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声音常常是由民间的智者发出来的。如何走出中日交流的困境，除了国家的外交智慧外，梳理中日关系的历史，尤其是剖析中日影像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启迪意义的亮点。
一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日关系
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伴随的枪炮和血腥逐渐渗透中国这一封闭多年的土地。东西两种文化在近两个世纪的不断碰撞中，中国在慢慢地觉醒、复苏和赶超，终于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全方位地屹立在世界大国的舞台上。随着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中国被普遍认同，文化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保持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借鉴外来文化优势之间的讨论一次又一次被提出，而一次又一次地无果而终。当近年来文化产业这个名词被广泛流传之时，一种既可以传播文化信息又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研究课题成为热门话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有脱胎换骨的趋势。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化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块：美国、欧洲和日本。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一切手段推向世界。比如在二战以后，强行让日本接受美国式的政治体制，以强势的经济使得英语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它通过对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垄断，迫使全世界以美国式的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但是由于美国本身是一个文化大杂烩，文化的根基很浅。虽然强势经济可以帮助美国传播她的价值观和文化，但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比如现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贴着美国标签的，不过是满街的麦当劳和过眼就忘的好莱坞大片。
欧洲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除了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在文化上可以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按照欧洲人的发音规则建立起来的汉语拼音体系，以及按照西方语法建立的现代汉语，从根基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千年以来使用的词汇和范畴大部分被外来的所替代，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巨大变化使中国和世界交流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但也基本切断了自己和祖先交流的基本能力。世界上任何民族在语言上短时间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还没有先例。接下来，在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革命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在法国革命的狂热和乌托邦的影响下，建立了新的国家和政权。以一种比苏联人还要大胆的气势进行了一场失败了的经济革命和一场同样是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终于回到了美国人尊崇的实用主义，为市场和资本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社会和文化上的准备，并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让西方社会瞠目结舌。然而经济的迅速强大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感的大幅度增加。其中文化的不适应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欧洲文化虽然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对欧洲文化的排斥依旧在发生作用。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和感情上的纠葛。古代日本从强大的中国全面学习了中国文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一段脱亚入欧的运动。甚至废除了传统的春节，把西方的元旦当作法定新年，到现在变得异常尴尬，西方人的新年是圣诞节，而把元旦作为新年的只有日本一家。日本近代对西方的崇拜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有人提出要引进西方的人种。这种引进也的确带来日本的强大和繁荣，在打败中国北洋水师和俄国太平洋舰队后，日本一跃成为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军事强国。接下来半个世纪可以说日本与中国的爱恨情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以后，一批日本激进的知识分子首先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据说当时在东京街头坐满了身穿燕尾服，喝着咖啡的左翼青年，他们以模仿马克思的穿着为荣。众多的中国留日学生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左翼浪潮。后来成为中国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日本试图以强大的军力和血腥的屠杀统治亚洲和世界的梦想在全世界人民的奋力反抗下灰飞烟灭。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上重新崛起，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文化上也以极具创新的姿态和坚守传统的隐忍，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时而掀起高潮，时而跌入低谷。
中国人或者东亚人谈起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给东亚人民造成血与火的战争灾难，一战和二战期间，太阳旗所到之处无不是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对中国来说，日军侵华期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被日军杀戮或破坏的深刻记忆。从经济发展来看，日军的破坏从国家到家庭，战前的财富完全被战争化为灰烬，财富的重新积累几乎全部从抗战胜利以后重起炉灶，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发展至少被拖后了二十年。然而战后日本政府不认错、不忏悔、不赔偿的三不政策，以及靖国神社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次又一次激怒了中国人和东亚人民。使得日本的国际形象不断降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时有高涨，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中日关系几乎到了冰点。
然而中日两国文化上的亲近感，使日本人的审美观与习俗比较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日本的服饰、饮食、起居和园林等都具有东方美学的含蓄、典雅和温馨。这些在日本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战争和战后冷战的关系，中国人接触日本电影很晚。“文革”以前几乎没有日本电影，中国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基本上都是脸谱化的形象，并没有反映日本人的真实面目。最早大规模引进日本电影还是“文革”时候作为批判电影的那几部宣扬军国主义的影片，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和《军阀》。当时这些影片会引起老一辈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却在空虚的精神生活中添加了一些对日本军人的正面记忆。比如所谓“江田岛精神”在当时也成为一个流行名词。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前后，《望乡》、《追捕》、《人证》、《沙器》以及后来的《生死恋》、《伊豆的舞女》等一大批日本影片在中国各大城市放映，日本通过这些影片将现代社会的生活景象全面展示给中国观众。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第一次从电影中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对“四个现代化”有了一些形象上的认识。那些日本演员：高仓健、山口百惠、栗原小卷等都成了年轻人疯狂崇拜的对象。日中关系进入一个蜜月期。随着电视的普及，日本的许多电视剧《姿三四郎》、《排球女将》《血凝》感动了真正一代人，日本动画片也进入少年儿童的视野，《机器猫》、《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名侦探科南》等，那些亲和、正直、聪明的形象着实在那一代的儿童中埋下了美丽善良的种子。加之中日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大量造型优美和质量上乘的日本电器进入中国消费者的家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日关系的变化大概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靖国神社事件、慰安妇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等不断发酵，中日关系逐渐由热变冷，呈现经热政冷的状态。中日民间关系也变得异常脆弱和敏感。但是随着中国盗版光盘的大量泛滥，一些过去看不到的日本电影也被许多电影发烧友买到，而数码技术的飞跃发展，从网络下载的电影越来越多。日本电影的神秘面纱也渐渐被揭开。这几年日本电影新一代导演的崛起，日本电影中暴力、色情、变态的内容开始使中国主流社会对日本电影的看法有了改变。对于日本歌颂战争的影片更是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反感。如何看待这些战争影片的确需要我们有一个冷静的思考。
二早期的中日电影交流
日本电影工业的建立比中国要早。1896年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传入日本，而真正的电影是从1897年由稻胜太郎及荒井三郎等人先后引进爱迪生“维太放映机”和卢米埃尔兄弟“活动电影机”开始的。当时，小西六兵卫也购入摄影机，在这一两年间输入了放映机和影片，并在全国巡回放映，称为活动照相，并沿用这一名称至1918年。从1899年开始，日本开始自己摄制影片，以纪实短片为主。《闪电强盗》将当时社会上流传广泛的新闻话题搬上银幕，被认为是最早迎合时尚的故事片。日本民族电影发展的最初阶段，虽然有衣笠贞之助拜访苏联蒙太奇大师，也有沟口健二模仿德国表现主义，但日本电影还是更多地接受了美国电影的影响。1910年代末，曾在托马斯·哈伯·英斯的指导下当过演员的栗原·托马斯从美国带回来“分镜头剧本”的方式，从派拉蒙回来的小谷·亨利又带来了摄影和剪辑技术等，这些使日本人逐渐懂得了如何去制作一部影片。二十年代初，美国电影企业联艺、派拉蒙、环球和福斯等公司开始在日本设立了分公司，更加剧了他们对于日本电影的影响。日本的电影企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按照美国电影企业组织起来的，即围绕着制片厂系统的电影企业。有始建于无声时代的“日活”、“松竹”两个最老公司，“东宝”创建于三十年代，“大映”创建于战争期间。这种制片公司的体系最明显的标志之—，就是成批量的生产。日本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每年固定生产400部以上的影片，仅次于好莱坞黄金时代。
说到早期日本电影对中国的影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鲁迅。这也是最早见诸文字的关于日本电影的描述。鲁迅在1922年的杂文集《呐喊》自序中写道：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页3。
1926年鲁迅又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再次提到这件事。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鲁迅：《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页66。
鲁迅1904年9月进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二十三岁），1906年3月从该校退学，是第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学生。从《藤野先生》一文的描述看，鲁迅看到的电影正是日本摄影师和法国百代公司的摄影师拍摄的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纪录片。
鲁迅被这画面深深刺痛，剧烈到改变了原来的救国观，悟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由此放弃了学医济世的打算，改为投入文艺以求改变国民精神的活动——因此几乎可以说，神奇的电影，对伟大鲁迅的出现，是有强大推动的力量的，甚至可以说是电影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文化战士和旗手。文中鲁迅所表露的爱恨情仇可以体现中日关系中一切情感要素：对藤野先生和所有善良日本人民的爱，恨那些面对同胞被杀而作看客的麻木的中国人，包括他自己。情感的交结让鲁迅最终弃医从文，开始成为拯救灵魂的战士。仇恨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虽然这时还是一战刚刚结束，但是中日两国的交恶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