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需要历史题材电视剧。我们需要穿越历史的时空回望来路，从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中获得今日的借鉴。然而，现实题材电视剧更是当下生活的一面镜子，更是时代的紧迫需要。当然，这里面所包容的问题不仅仅是制片方、投资方、生产方的思想认识问题，这里面还包括购片方、买片方的隐性规则引导的问题。虽然，广电总局已经明确规定了黄金时间限制历史题材电视剧播出数量的相关规定，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制片方对这一题材的热衷。分析原因，不排除购片方对历史题材的收购价要远远高于现实题材这一经济诱惑，大家看到了拍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高利润，导致投资方纷纷看好历史题材的拍摄。同时，对制作方而言，同样的资本投资现实题材作品和历史题材作品，其所受到创作上的限制是不同的。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创作者可能会获得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甚至可以把历史问题叙述得更为尖锐，更容易满足受众的期待。
从文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认同上的缺失；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和原则来说，这又不得不说是一种逃避。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转折期，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努力奋进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值得去书写，到处都有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值得我们去歌颂。诸如以土地流转和建设新农村为核心的“三农”问题，反腐倡廉问题、医疗卫生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诸多的社会矛盾也需要我们正视，用艺术展示怎样积极地加以引导和化解。我们的电视剧没有理由绕开这些问题而沉迷于历史题材或者其他。
现实题材电视剧存在的问题
同时不可否认，现实题材创作中还表现出创作思路老套，缺少创意，情节雷同化、人物模式化、格调低俗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创作者粗制滥造的结果，另一方也来源于创作者个人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文化素质问题。很多创作者在现实题材中表现的生活不是亲身体验的现实生活，而是凭空想像出来的现实生活，这样的生活犹如脱离了大地的空中楼阁，没有生命力，也无法真切地反映普通人真实的情感，更无法表现真正的、火热的现实生活。创作者自动地脱离生活，躲在自我的小圈子里编造生活，致使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创作上越来越呈现出瓶颈局面，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这个问题不是容易解决的，这需要创作者主动地、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境界。
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很多情节雷同化，人物模式化，这就是创作者不深入生活、不贴近普通老百姓的创作态度导致的后果，这种创作倾向不利于电视剧健康发展。比如，一部《亮剑》成就了李云龙这个角色，紧跟着就出现了一系列口中操着粗话，以霸道、骄横为美的军中汉子；一部《牵手》成全了爱情，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诸如《天亮后说分手》《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爱无悔》等爱情至上的剧；《中国式离婚》取胜后，一系列关于婚姻的题材登场，比如《新结婚时代》《中国式结婚》《离婚进行时》《中年计划》《马文的战争》等等，从结婚到离婚，再到复婚，婚姻百相一一挖掘，将婚姻生活中的残酷尽情宣泄。从个别作品看，这些作品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大批的婚姻作品直逼婚姻夹缝中的尴尬，以至于很多受众看了此类电视剧“谈婚色变”，滋生了消极的婚恋观。甚至于个别作品，以丑为美，在作品中大肆宣扬多角恋、婚外情，甚至在现实题材作品中大篇幅地揭露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以丑为美，做着不劳而获的美梦，在电视剧中上演“厚黑术”的绝门高招。更有些作品，以赚取观众的泪水为荣，观众的泪水不是因为崇高而感动，也不是因为英雄气概而感怀，而是因为悲苦的生活和惨烈的人生境遇而不得不伤心流泪。于是，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恶人大比拼、子女大较量等残酷的人生境遇，这些看似现实的故事就是创作者想像出来的生活，而并非真正的生活。现实中还有很多值得称赞的人间大仁大爱、大善大美，值得创作者俯身大地，真正地倾听大地母亲的心跳。
再比如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在看到了许多部成功塑造了个性军人的作品以外，也有一部分军旅电视剧创作显现出创作疲乏的端倪。剧情缺乏对新装备、新型素质官兵的深刻认识，只在表面上做文章，形成了“军队技术改革”+“男女情感纠葛”+“电子设备的展示”的综合体，这难免作茧自缚。
还有，相当数量的现实题材作品还属于“伪现实”主义作品，欠缺现实主义精神。
当前，很多现实题材的作品已经表现出较好的现实主义精神，比如《亲兄热弟》《守候幸福》《香樟树》《相思树》《奋斗》等一系列作品，他们以现实的视角整合生活的常态，发掘现实生活的深刻，发现生活的闪光点。然而，社会生活是广阔的，在电视剧创作中，社会生活中很多现实问题还没有全面地表现出来。比如，婚恋题材电视剧还纠缠在偶然的戏剧冲突上，以悲情、苦情为创作重点，电视上充斥着大量的受了气的婆婆、遭了奚落的媳妇、走投无路的孤儿寡母、凶神恶煞的后母、无依无靠的第三者……这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这完全是创作者臆想出来的虚假的生活，虽然剧中矛盾冲突接二连三，但是，也请创作者自重，这样的作品究竟会给受众带来怎样的生活态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创作问题，它涉及到创作者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感的问题。
再就是，不敢深入地揭示生活，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矛盾问题绕着走。
现实主义是指在艺术领域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图景，它忠于生活，毫不粉饰地反映生活。而现实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情感指向，其以敏锐的视角、深沉的思考、精湛的艺术手段，针砭时弊，勇于直面生活，它是一种“为人生的艺术”。它紧跟时代风云变幻、直面现实人生，带有强烈的人文思考和时代高度。纵观人类艺术发展的历程，从绘画到小说，从戏剧到电影无不充溢着现实主义的影子，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芒无不熠熠生辉，勇于直面现实人生已经成为众多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终身遵循的创作立场。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都曾把创作比喻成社会的镜子，他认为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社会，如果艺术创作中的社会丧失了生活的意义，镜子的把戏就不会令人喜欢了。
要在电视剧艺术与时代的结合上走出创新之路
当前的社会生活存在很多急于解决和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给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比如农村土地、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社会养老保障、新能源开发等等，诚然，面对这样的当下关怀，我们的确有一些困难，比如，某些题材的政策性管理和限制等。然而，题材创作是没有禁区的，关键是如何把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初，当反腐和公安刑侦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有了一些限制的时候，《女子监狱》《荣誉》和《任长霞》的成功创作就是例证。如何在现实题材作品中表现这类问题，需要创作者与管理者的共同思考。
我们的电视剧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感悟生活，独特地发现生活，艺术地表现生活，才能真正地做到“染乎世情、系乎时序”。
引领时代精神是电视剧艺术的文化品格和美学品格。直面现实需要勇气，直面人生需要智慧，众多的电视剧创作者已经将勇气与智慧结合起来，在艺术与时代的结合上走出创新之路。弘扬社会正气，弘扬时代精神，弘扬真、善、美，我们期待更多的电视剧艺术家能以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为创作根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己任，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作出更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精品力作。
新中国美术人文思潮的涌动与流变
尚辉
新中国美术和此前的中国美术史尽管在美术形态、艺术精神与语言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文化遗传的延续性，但在美术的人文思想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跳跃与转变。而新中国美术的60年，又因思想观念与社会形态的演化与变革，也形成了三次不同人文思潮的涌动与流变。
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美术
新中国美术的起点是新政权颁发与推导的能够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文化政令和审美思想。1949年11月，新中国文化部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个关于美术方面的政令是《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了作为中国民间流行艺术形式之一的年画，在经过改造以后，“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当年文教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个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新中国对于大众美术的重视，也促使连环画和宣传画等画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及与繁荣。
新中国美术的建立，必然意味着对于旧意识形态美术的改造。早在1949年5月，江丰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国画改造的第一步》，把中国画作为“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他提出，改造国画的第一步便是“为人民服务”，国画艺术的创造性“在于艺术本身与人民的生活能否结合”。李可染、李桦在翌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上也都发表了《谈中国画的改造》和《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等文论。李可染提出的改造途径是“深入生活”、“批判接受遗产”和“吸收外来美术有益的成分”三个方面。他特别强调，“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产生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新的内容，才得产生新的形式。当时，对于怎样改造中国画引起了不小的学术论争。邱石冥、徐燕荪等对如何继承遗产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邱石冥认为，我们今天空口谈接受遗产，实际只是从零起步的“独创”，而民族形式是历史的积淀，“必然具有人民性的因素”。他还认为，写实与接受遗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写实需要民族形式的遗产作基石，接受遗产也需要科学的写实技法去充实，两者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