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和文学批评界的自省，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文学批评的问题，在于缩小了的批评，在面对一个放大了的文坛，一个相对传统的批评，在面对一个活跃不羁的文坛。其实在30年的文学演进中，文学批评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自身的分泌、分化有关，也与传媒的介入、网络的参与有关。
概要地考察批评的变化与现状，可以说当下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在不断分泌和逐步分化，甚至也有“一分为三”的趋势，这就是以传统形态的批评家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媒体业者及媒体文章为主角的媒体批评，以网络作者尤其是博客文章为主干的网络批评。这样三种类型的批评的共存与共竞，构成了当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基本态势，并以各自的方式与特色支撑着新局和影响着受众。
传统形态的文学批评，大致由两类批评家构成。一类是就职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当代文学教研工作者，他们或者有着较好的文艺理论根基，或者有着深厚的现代文学功底，他们的文学批评更多地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质，在话题的选取与论题的阐述上，也相对地以沉稳扎实见长。研讨当代文学中一些相对稳定的现象与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强项之所在。另一类是供职于作协、文联系统和一些文化部门的文学批评从业者，他们因为较多地阅读作品和长期跟踪文学现状，对于文学发展中的动向与走向，文学创作中的新人与新作等，更有兴趣也更为敏感，常常在及时性的论评与“现场感”的解说中，表现出审美的敏动与批评的灵动。这样的两种批评群体与批评类型的相互联结与彼此呼应，构成了当下传统形态文学批评的基本阵势，一些专业的文艺报刊、一些专题的作品研讨，是这种文学批评的两个基本阵地与主要活动方式。这种批评虽然影响愈见缩小，但它以专业的性质和美学的品质在总体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中，仍在起着主导性与引领性的作用。
媒体批评，是伴随着近年来媒体的强势崛起和持续发展逐步凸显出来的。它的基本队伍构成，主要是有关报刊、网站与电台、电视台中专事文学、文化新闻及文艺副刊、读书栏目的记者与编辑，以及背后依托的各类媒体平台。当这些不尽相同的媒体，涉及到文学与文化领域的现象的采访与报道之后，便会显现出媒体行当所特有或所通行的一些基本取向，那就是从找“焦点”、造“热点”的职业需要出发，把现象话题化，把事情事件化，更有甚者，可能还会在引申之后趋向戏剧化，引向娱乐化。无论是一部作品的问世，还是一种倾向的发生，媒体是否关注和怎样关注，都显得十分重要。同一场座谈研讨，同一部作家作品，都会出现角度不一、侧重不同的报道与评说，这都与不同的媒体人和不同的媒体平台密切相关。有时候，作家写了什么，评论家说了什么，人们也只有通过媒体的绍介才能够略知一二。而通常经由媒体报道出来的，也是经过了一定的择选，经过了媒体人的浸润。因为媒体是舆论的工具，信息的管道，所以媒体批评对于社会受众的影响广泛，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成为传统形态文学批评的重要又必要的补充。
网络批评原来并不怎么彰显，原因在于这类批评的文章与言论并不多见，即便有一些近似于批评的文章，也往往被那些作品性的写作与炒作所遮蔽。但近年以来，这种状况由于网络传媒的趋于成熟和博客写作的愈演愈烈，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变，网络批评逐渐显露端倪并迅速发展起来。它的基本表现形态，主要为门户网站、文学网站中的批评性文章和博客写作中的批评性言论。这些文章与言论的作者，包括了各色人等，其中还不乏专业人士，但因为网络写作的自由与率性，以及某些时候的隐身与匿名，这些文章与言论，普遍以犀利、尖刻和酷评见长，并带有相当的草根性与民间化倾向。因为博客写作的普遍性、互动性与链接性，使得网络批评活力四射，影响也越来越大。无论是批评一种现象，评说一部作品，谈论一个人物，抑或是自我声明，自我辩诬，自我澄清，网络文章与言论都会在网际迅即传播，广为流传，并为纸质传媒所迅即转载和广为扩散，为更多的人们所知晓。从目前的情形看，网络批评的内容还比较纷纭与庞杂，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和随意性特点，其普遍涉及的内容与总体上的倾向，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批评、社会批评。但刚刚生成和正在成型，却表现出极强的生长力、影响力与辐射力，个中包含的能量、潜质与前景，却是完全不可小觑的。
问题与挑战
文学在其发展变化之中，产生新的矛盾，出现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不足为怪。需要的是，不断去发现问题和解决矛盾，以求得新的平衡和新的进取。但目前文坛存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发现与重视，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这些问题从宏观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文学板块缺乏必要的互动，因而相互之间不了解，甚至相互轻视和无视。
传统板块不了解市场与网络板块，凭印象和猜想胡乱发言，甚至给予简单否定。而网络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不重视传统，以叛离为快，以割裂为荣；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从议题到与会者，都可能互不相干，各自为政，相互无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文学、文化空间增大，想干什么都可以，也说明同行之间相互走动太少，因而彼此缺乏应有的了解，第二，新兴文学板块发展很快，但关注不够，缺少应有的研究与批评。
因为出版的日益市场化，文化的趋于娱乐化，在文学出版中，根据大众阅读的需要，有针对性地策划和运作相应的图书，越来越成为出版行业的流行趋势与通行规则。这使文学出版开始由过去的以职业作家尤其是少数名家为重心的旧的定势，转向以一般读者甚至是大众读者为重心的新的定势。在这种趋势之下，除当代文学的少数名家继续成为图书市场的稳定主角之外，适应青少年读者的青春文学，流行于网络的类型文学等，都纷纷粉墨登场，成为图书市场上新的宠儿。这样两大类文学作品，依托网络与传媒的传播，依靠年轻读者的追捧，在文学图书销售中遥遥领先，在实际的文学阅读中影响甚大。但与这种新兴文学板块迅速发展形成反差的，是只有“炒作”，不见研讨，有关的文学批评严重缺席。
第三，价值标准多元而混乱，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不同的观念之间也缺乏沟通与宽容。
近些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与开放，旧的观念不断更变，新的观念不断产生，各种观念都有存在的可能与生存的空间，整体上真正走向了多样与多元。但同时产生的严峻问题是，谁人都可声扬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观念，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对不同的观念或者不以为然，或者不屑一顾，不同的观念相互抵牾，甚至在不同的区域与板块流行不同的观念。这使得那些有关文学的基本的，整体的和长远的观点与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冷落、遮蔽与淡化。
市场与媒体在相互借力中的勃兴与盛行，并不只是简单的经济活动、单纯的媒介活动，它们还携带和负载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比如，市场交换原则所连带着的实利、实惠的价值取向，市场化出版所体现的只追求读者众多，而不太顾及内容的功利化原则，媒体（包括纸面、影视与网络）所极力倡导的“娱乐至上”，所尽力推行的“吸引眼球”策略，都同时在连带着推行某种观念。如许种种行为与观念的盛行，对当下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不只是表面上的，更有深层次性的。在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与理念的冲击与影响之下，那些本该确定不疑的属于规律性与基本性的观点与观念，现在反倒不那么明朗，不那么响亮，甚至让人们不无疑惑了。比如，在文学创作上，作者要不要葆有“责任感”；在看待文学的功用上，要不要坚持“寓教于乐”；在文学的商业运作中，要不要强调“社会效益”；在文学阅读上，要不要提倡“怡情益智”，等等。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看法不一，各行其是，彼此又缺少理解与通融，使得目前在文学活动中缺少一种必要的主导。
第四，文学批评需要大力加以扶持，尤其是批评队伍既需要壮大，又需要纳新。
文学的问题不只是文学的问题，它还是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文学现状，发现问题和迎接挑战，进而促动文学的协调发展与批评的真正振兴，当是文学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传统
朱向前傅逸尘
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灵魂。这自然是与中国军旅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及军旅文学自身的品质与内涵特征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军旅作家自觉地承担了国家/民族的宏大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而且这种使命与责任已经融入到军旅作家的血液里。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及至新世纪，无论是对“革命历史”的史诗式建构，对当代战争的反思意味的书写，还是对和平时期军营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以往“革命历史”的颠覆性解构，军旅文学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建构起了崇高、壮丽的美学风格和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
上
1980年，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对军旅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催化作用。军旅短篇小说一时间繁花似锦：李奎斌的《天山深处的“大兵”》、王中才的《三角梅》、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宋学武的《敬礼，妈妈》、唐栋的《兵车行》、李荃和方南江的《最后一个军礼》等，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赢得了声誉。而接下来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1982年），将笔触直接指向军队当下现实，大胆而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磅礴的激情、崇高悲壮的美感，催人泪下，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整体崛起。随后，雷铎、何继青、韩静霆、江奇涛、周大新等的中篇小说问世，“当代战争”创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射天狼》（1982年）和《高山下的花环》同时袂获得当年全国中篇小说奖，但朱苏进关注的是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从平凡人物身上发掘英雄的潜质，着力于揭示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及价值，开拓了描写和平时期军人形象的新道路，与李存葆等的南线战争小说相映生辉。此后，刘兆林、唐栋、李本深、李镜、简嘉、王树增、王海鸰、刘宏伟、成平等也以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加入这一宏大合唱，在关注军人本体的向度上作了纵深的开掘。《红高粱》在1986年横空出世，其突出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承续了中断已久的土匪抗日小说传统，更主要的是它突破了正统的革命历史观，将革命战争单一的红色演变为斑驳的“杂色”，将正史化的战争历史转化为民间化的野史和稗史，向读者展示了正史无暇甚至不屑顾及的充满野性和个性张扬的民间生存状态与场景，小说也因此在意蕴上具有了多重性和多义性的丰富的寓言意味。对军旅文学而言，它“直接引诱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朱向前《新军旅文学三剑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