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视阈中的文学经典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大家围绕经典的含义，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等问题，从文化逻辑、消费关系、民族身份、图像扩张、传播机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但是，这些著述不能被看做是对于经典问题的一劳永逸式的解决，相反，这个老话题当中却蕴藏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认识。笔者注意到不少论者在文章中提到文学经典的时间性问题，但少有从时间的角度展开正面而深入的论析。在有关文学经典的问题丛中，时间也许不是最重要或最核心的，但对于全面理解经典问题而言，时间问题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本文拟从时间的维度，结合当下有关文学经典的不同价值立场①，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体会。
目前学界对文学经典的讨论显示了人们对于文学价值的困惑和质疑，而这恰恰是经典意识遭到批判、经典边界被模糊的具体表征。大致来看，存在两种基本的价值立场：一是经典本质主义或者说精英主义立场。该类观点认为经典是艺术价值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艺术的范本，而且是各种精神价值的宝库。因此，经典是不可缺少的，必须维护经典的核心地位。二是解构主义或者庶民的甚至犬儒主义立场。这一派认为经典是一个建构起来的东西，经典的建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市场经济因素、外部时尚文化等紧密相关，而与其内在的艺术和人文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要去掉经典头上的光环，还其本来面目。这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流派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方的所谓经典都是已死的、白人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们的作品，而非欧洲、非白人、女性作家们的作品很少。解构经典不是要打倒它，诋毁它，而是要去掉文本上面许多人为的东西，将它还原为普通的文本。意思是说，将它的价值定位放到一个比较普通的层面上来，也就是要摧毁人们头脑当中的精神乌托邦。
本文想追问的是，这些不同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什么样的时间意识而产生的？经典存在的时间意义何在？我们又应该从什么样的时间维度去理解文学经典？
一文学经典存在的时间意义
任何个体生命都因为其不可逃脱的有死性，而注定是有限的，但是生命所处身其中的宇宙世界却是无限的，因此，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和分裂从生命诞生之时就开始了，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其核心点就是时间”①。实际上，时间问题不能被解决，只能被超越。超越与否又取决于观照时间的方式以及超越所凭借的媒介。德国浪漫派诗性哲人就这个问题做过深入思考，他们将时间超越问题与诗结合起来，认为诗可以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客观性划分，创造出一个梦幻般的诗意世界。②施莱格尔在谈到诗与时间的关系时说：“诗的应有任务，似乎是再现永恒的、永远重大的、普遍美的事物；……她（诗—引者注）就是这样和谐地糅合着所有的时代与季节，过去、现在与将来，证明她自己是忠实地再现了永恒或完整的时间。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说，永恒不是空无所有，不是时间的徒然否定，而是时间的全部、未被分割的整体，在这整体中，所有时间的因素并不是被撕得粉碎，而是被亲密地糅合起来，于是就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①这里说的虽然是诗，但实际上可以扩展到整个文学，准确地说是经典文学。因为，只有经典文学才有可能在那个具有处境性和体验性的文学世界中将现实时间重新连缀并融合起来，实现对时间的超越。伽达默尔认为，在艺术鉴赏过程中，时间表现为一种被激活了的充实的时间，每一个瞬间或者每个片刻都是实现了的，因而是属于自己的，在艺术鉴赏中，时间得以停驻和延搁。②
汤用彤先生也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他在谈到魏晋思想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时说：“魏晋时许多思想家所持之根本理论有二：一方面认为有不可言之本体（宇宙本体、自然之道）；另一方面有不可违抗之命运。如何解决此两问题，为当时人所普遍注意。而此两问题，当亦于论文中反映之。”③前者讨论的是宇宙本末与文章的言意关系问题；后者讨论的是诗学本体功用与时间超越的问题。汤用彤先生引述了曹丕《典论·论文》中那段“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的话，接着说：“人生有不可违之命运，人生在世匆匆过客，忽然与物生化，年寿有限，荣乐难常；而文章为不朽之盛事，或可成千载之功，如欲于有限时间之中完成千载之功业，此亦与用有限之语言表现无限之自然同样困难。然若能把握生命，通于天地之性，不以有限为有限，而于有限之生命中亦当可成就‘不朽之盛事’也。”④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所体现的就是儒家超越时间的信念⑤，也即通过现实之“有”（德性、功名、文章）的持存和延续来超越时间。在三立模式（立德、立功、立言）中，立言是最有现实操作性也最容易把握主动权的不朽方式，这种不朽无疑是精神性的。立言有多种形式，从所立之言的内容和方式来分，有子史立言和文章立言；从立言所用的载体材料分，有著作书写和金石镌刻等形式。但不管是以何种方式立言，无疑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同：作为精神主体的人能够通过文字的方式对抗不断消逝的时间，精神生命以文字载体的形式在时间隧道里穿行，从而得以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性。文字记录了作者的生命形迹和精神历程，并且能够逸出精神主体的肉身，在慢慢的时间长河中开出一种延续性。当然，通过文字著述的方式获得不朽还蕴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那就是读者。也只有后世无数读者的不断介入，再次进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所谓的不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同样是根源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文学经典的存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有论者谈到：“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来自于人们的认知需要，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①也就是说，经典之所以被遴选出来，其实是人们认知的一种策略，因为，认知是无限的，但个体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学文本和现象，而只能通过选择某些类型的“代表”来把握文学全体，也即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此，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也深有体会，他在《西方正典》一开篇就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尽管近来流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但经典的真正问题仍在：那些渴望读书者在世纪之末想看什么书？《圣经》所云的七十载光阴还不够阅读西方传统中伟大作家的部分名著，更不用说遍览世界上所有的传世之作了。读书必有所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②“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①开篇这一节的题目就称作“经典悲歌”，看得出，布鲁姆对这个问题有点伤感，而这恰恰就是经典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浩如烟海的文学对象与短暂的生命时间的尖锐对立增加了经典的意义负荷，而文学经典作为“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它也只是暂时化解了认知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它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布鲁姆不无吊诡地假设：“如果我们能够永生，或我们的寿命可加倍达到一百四十岁，那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关于经典的争论。”②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生命是永恒的，文学经典就不会产生。换言之，正是生命的时间性成就了文学经典，它是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力性因素。布鲁姆把经典视为“文学的记忆的艺术”③，文学缘何成了记忆，为什么要记忆，记忆什么，布鲁姆没有明示。但他说文学包含了一种根源于死亡的焦虑，这种焦虑最终会呈现于文学的经典性。他说：“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乞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④与他所指称的“憎恨学派”们相比，布鲁姆更倾向于从个体的存在状态和处身性境遇来理解文学的经典性，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读者，经典性最后必须回到个我生命的本体意义上来，并具体落实到通过心灵对话增进并见证自我的成长，落实到通过经典与生命的短暂性和有死性相抗衡。“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的相遇。”⑤正因为如此，布鲁姆认为真正的经典是产生焦虑而不是缓解焦虑，这便是隐藏在文学经典背后的时间悖论。一方面，选择经典是为了化解宇宙的无限与生命的有限之间的矛盾，亦即逃离时间；但另一方面，阅读经典又把人们重新带入对生命的有死性的深刻洞见之中，带入到时间的断裂与绵延之中。在与经典文本共处时，经典“以死亡的权威在言说”，因为“经典是死亡的侍从”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存在是必须的。
在当今文化研究、消费主义、图像信息、电子传媒等大行其道的现实情势下，个我有限的生命时间已经被各种纷至沓来的欲望信息肢解为碎片，意义的深度被削平，时间的绵延被置换成空间的断片。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变成了转瞬即逝的符号能指的消费，生命时间体验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混日子”，而不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充实的属己的”时间。而实际上，我们不是不需要经典，而是更需要经典。不是经典变得面目可憎，而是我们自己远离了经典。
二“经典性”与“超时间性”
经典本质主义者或者精英主义者讨论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经典性”，这也是最容易招来解构主义者们攻击的一个概念靶子。有学者认为，尽管有种种复杂的外在因素参与了经典的构成，但是一定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经典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经典性”（canonicity），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实质的创造性；三是时空的跨越性；四是无限的可读性。②事实上，这些特征还可以列举，比如文本的内在张力、可阐释的空间、人文与历史的精神深度、艺术的价值等等。③
布鲁姆认为经典性表现为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当我们阅读经典时，会产生“一种怪异的惊讶而不是种种期望的满足”。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同时，虽然“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①。而且“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②。这种经典性最终表现为能够“透入经典”的“审美力量”，具体来说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③可以说，经典本质主义或者精英主义者都是着眼于文本的内部来讨论经典性的，因为文本内部的诸种因素都已经凝聚在文本当中，它是一个被给定的存在，其变化的可能性比各种外部因素要小得多。诸如丰富的内涵、原创性、陌生性、语言的魅力、无限的解释空间等等都已经内涵于文本之中，相比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出版流通、阅读批评、教育宣传等外部因素来说，它们要显得更为稳定，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布鲁姆谈到：“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④经典的形成和检验都是需要时间的，布鲁姆甚至说到：“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⑤如此说来，经典是必须跨越时代的，或者说，“超时间性”是经典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在作家所处的当代难以形成经典？布鲁姆引了经典批评家黑兹利特的散文《论读老书》中的一段话：“我认为一本书在作者死了一两代人后仍能生存并非坏事。我对死者比对生者更有信心。当代作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朋友或敌人。对朋友我们难免想得过好，对敌人我们总是想得太坏，这样我们就不能从细读中得到很多快乐，也无法公正地评价他们各自的优点。”⑥黑兹利特所强调的是读者批评家对文本经典化的重要性，对于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批评家很容易掺入情绪或情感的因素，也就是说难于做到审美评价过程中的超功利。看得出，他的观点也不是特别新颖，他也只不过是重弹康德审美无功利的老调。但是，这段话却鲜明地亮出了理解经典的时间性维度。当然，经典的形成是否有明确的时间下限，比如说“作者死后两代人左右”，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不好贸然下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