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8月，我驻军河南巩县时，突然接到哥哥天旺的来信说：母亲病重，急盼我回家看望母亲。
接信后，我的心情是喜忧交加，喜的是母亲她老人家还在世，感到极大的幸运；忧的是母亲现在病重。当时，我已有18年没有回过家，怎能不思念母亲、不怀念家乡。1932年参加黄安战役时，曾几次离家只有几里路，非常想回去看望母亲，都因处于紧急行军作战中根本不可能回家。此后仗越打越远了，回家的愿望只能放一边了，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母亲也是可以体谅我的。在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生活中，历经艰苦岁月，万里长征，血战日寇，南征北战，都没有使我忘记生我养我的母亲。现在时代变了，形势变了，革命很快要在全国取得胜利，回家的环境条件也是许可的了。收到母亲病重的信件，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向领导、组织上请假探母。请假很顺利地得到批准，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
当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总校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将工作安排交代后，即起程了结18年来梦寐以求回家看望母亲的心愿。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几大野战军已分别向祖国大西南、大西北挺进，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我的家乡湖北省黄安县（现在的红安县）地处大别山区，已得到解放，但是，还有被打败的国民党散匪残兵到处扰乱，社会秩序不太好，老百姓不得安宁，后方部队正在积极进行剿匪工作。
（二）
9月，秋阳灿灿，天高气爽。我带着大儿民新，二儿国新（因小孩的妈妈杨琴怀孕不能同往）和组织上给我配备的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从河南巩县黑石关小火车站登上陇海铁路的列车。那时的火车，破旧不堪，车上既没有好座位，更没有什么卧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也没有钟点时间，车子叮哐叮哐地响个不停，像牛拉车一样慢得很。我们是第一次坐火车，我同警卫人员聊天说：今天能坐上这样破旧的火车很是不容易啊！这也是胜利品嘛，是享受革命胜利的成果啊！警卫人员说：全国革命胜利了，这破旧的东西应该淘汰了，造新的，坐起来就更舒服了。我们坐的是陇海线火车，到郑州下车，要转乘京汉线火车。郑州车站到处杂乱无章，我们等了几个小时才挤上京汉线列车，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警卫员帮我找了一块空地板坐下，车到湖北省的广水县我们就下了车。
从地图上看，由广水县到黄安县有一条公路，我们认为在广水县下火车可以换乘汽车直接到黄安县。哪里知道，那条公路已经遭到破坏，根本不能通汽车。怎么办呢？无法再上火车了，就只好步行。崎岖山路、羊肠小道，行走起来很艰难。两个八九岁的小家伙，爬山走不动，没办法，就只有请农民用木制的鸡公车推着走。鸡公车很小，两边木架可以坐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到陡坡处，鸡公车无法推行，只好再请农民用担架抬起走，两个小家伙一个人坐一副担架。山坡小路，走起来很吃力，抬担架的农民很小心、很负责，没有摔到过。两个小家伙一路上没有吃什么苦。我同警卫员一起步行，跋山涉水，边走边欣赏家乡大别山美丽的风光。遇到河流，脱下鞋袜，把裤脚扎得高高的，赤着脚，涉水过去。有一次过一条大河，没有桥，只得淌过去，走到河中间，有一位警卫员的脚被石块划破了一条大口，不能行走了。我们只好再请一副担架把他抬着走。如此一来，我们一行人，有三副担架，十几位农民加上我们十几人组成了不小的队伍。
我们经过的地方，多半是过去红军打游击的地区，沿途老百姓知道我是过去的红军，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都亲切打招呼，问寒问暖，搬凳子请我们坐下休息，农民老大爷将清香的、热腾腾的茶水送到面前，给我们解渴，让我们又喝到大别山甜蜜的家乡水，心里感到特别的享受。当时，从老百姓的语言表情我们看出，对于红军这回回来后还走不走很关心。过去红军几来几走，每当红军离开后，老百姓都要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现在还是担心红军回来了又要走。对此，我们沿途给老百姓做了很多宣传工作，讲述革命很快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国民党蒋介石很快要彻底完蛋了，蒋介石再也来不了啦，现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过去的红军，再也不走了，天下很快就是我们穷苦人民大众的天下了。老百姓听了打消了顾虑，很是高兴。
我们走到一个沿大河修建的比较大的集镇，一问是河口镇，我一下子想起来，这是我儿童时同父亲来赶过集的地方。知道从这个地方到张李家还有40华里。到河口镇时，天色已晚，就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才出发回家。
18年没有回家乡，毕竟记不清路了。记得从河口镇到张李家，中间要翻一座大山，叫马鞍山，小时候跟父亲翻这个山，父亲指点着说：看那老远老远地方有三棵大枫树，那就是张李家。这次走到山上看，怎么也看不见三棵大枫树，就打不到方向了。回家后才知道那两棵高大的枫树早已被砍掉。我们一路走，一路问，历经山坡、田埂、地边，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多岔路。中午，走到一个马路边，见一个搭着棚子的小饭馆，我们花了两块银元买了些小吃。店主很客气，表示不愿意收钱，说是老红军回家，理应如此。我当然一定要付给他钱才离去。随后，进入丘陵地区，路更不易辨认。走到下午时分，以为应该到家乡了，结果又走岔了路，反而离家乡远了，走到了乌石坡。我记起，自己当赤卫军时，在这地打过一次胜仗。这个村子不大，有张李家的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张李家的，非常热情接待，有人主动给我们带路。走了几里地，才终于到了张李家下湾方格。
一到下湾，带路的人喊着：张李家的老红军回来了！此时，全湾男女老少都出来迎接，在一个稻场中，大家团团把我围起来，许多长辈们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天伟你回来了啊！你在外面好吗？你出去好多年了？你总算回来了。乡亲们一个个笑容满面，紧握住我的手不放，问长问短，我感到一股股的热流涌上我的心头，长辈们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句一句耳熟的乡音，使我全身渗透着幸福和喜悦，感到真的回到生我养的家乡了，这不是在做梦。我站在乡亲们中间，与大家一一握手，向长辈们恭恭敬敬地问好：你们辛苦了，受苦了，我回来看你们来了。有的婶娘紧紧握住我的手，拍着我的肩，热泪盈眶对我说：天伟呀！你的大（母亲）好欠（想）你呀！好欠你呀！这回可把你欠回来了哦！我在路上一直在想，家乡对母亲是怎么称呼的，但却想不起来，这下才知道叫大。我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一心想很快回到母亲身边。
（三）
我的家在上湾张李家，从下湾方格到上湾张李家是一条冲，有一二里路程。当时，我心情激动，巴不得立刻回到家。
我、两个小家伙和警卫班，共十余人，加上抬担架的农民十余人，共二三十人，一字排开，向上湾走去。我带的一队人，全副武装，有长枪、有手枪，包括两支手提冲锋机枪，很是惹眼。
走出下湾，进到往张李家的大冲田，当时在田地里干活的人，一见一队武装队伍来了，以为是国民党的兵来了，拔腿就跑。我的哥哥天旺带着他的儿子起传正在一个叫耳朵的田里劳动，也跑起来。我一看是哥哥天旺，就大声喊：哥哥，不要跑，不要跑，是我回来了。我使劲地喊，他使劲地跑，当他听出了我的声音，才停下了脚步，伸起腰，抬起头，静静地望着，终于认出了我。霎时间，变得高兴起来，从田埂上快步向我走来，走近时，我轻声喊着：哥哥你好，你好辛苦啊！他心情激动，半晌才说出：你回来了，你接到信了吗？我回答他说：我接到你的信马上就请假赶回来了。此时，听说是天伟回来了，田地里其他跑的人也不跑了，都高兴起来，老远老远就大声喊着：天伟，你回来了啊！快步向我走来，大家亲切相见，热烈问好。
走到湾子南门外，还没有进村，男女老少乡亲，纷纷出来迎接，显示出18年没有见过面渴望相见的心情。乡亲们团团把我围住，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表示欢迎，长辈们亲切喊出我的名字，问长问短。18年了，我今天终于回到家乡同父老乡亲们见面了，特别是看到许多长辈叔叔婶娘们还健在，从内心里感到高兴。父老乡亲们个个笑容满面，用亲切的手抚摸我，紧握着我的手，使我深深感受到回到家乡的温暖、幸福和喜悦。我站在乡亲们的中间以激动的心情恭恭敬敬地向各位长辈亲切地问好，问安。大家看到我带的警卫班，穿着黄军装，头上戴着红五星帽，全副武装，有手枪，有长枪，还有两架手提冲锋枪，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年轻人很快就同警卫班的战士打得火热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回来看望病重的母亲的，也就不给我多言语了，簇拥我回家。
走进张李家门前，一看那些房屋，门前的水塘，觉得是真的回家了，不是在做梦了！
眼前，似乎过去的房屋变破旧了，变矮小了；大水塘变成小堰塘了；树子变矮小了，巷子变狭窄小了，道路也变窄小了……好像是梦又不是梦，觉得同18年前看到的不一样了。
张李家是个大湾子，有100多户人家，湾子内有4条大巷子，名叫南头巷、北头巷、中间巷、阳沟巷。我家修建在中间巷的最里面。警卫人员进村后，立即布置了岗哨。
乡亲们簇拥我到了我的家门，我再也顾不上和大家说话，一进门就快步跑到母亲病床前，大声喊了三声大，连连说：小儿回来看你老人家来了。当时，我的姐姐守候在母亲身边，把我回来的消息已告诉了母亲。母亲睡在床上，微微动弹一下，扭过头来，伸出她那无力的手，把我的手拉住，慢吞吞、细声细语地说：你回来了，我好高兴啊！我对母亲说：儿回来看你老人家；儿在外面已成家了，今天给你老人家带两个孙儿回来一起看你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母亲颤抖着两手，立刻将民新、国新两个孙儿从头上、脸上、耳朵到肩上、背上抚摸着，连声说：我好喜呀！好喜呀！在旁的好几位婶娘插话对我母亲说：你天天盼、月月盼你的小儿子，盼了十几年了，今天盼回来了，你应该高兴啦！我们都为你高兴啦！向你贺喜呀！母亲只是点着头答谢她们。我对母亲说：儿回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儿回来照顾你……母亲睡在床上只是微微地点着头，已不能多说话了，姐姐告诉我说：大已好久不进食了。我同姐姐一起，把我带回家的红糖放在茶杯子里，用热开水冲好，一勺一勺地喂母亲，同时将带回的薄荷糖交到母亲手里；母亲紧紧地把薄荷糖捏在手里，不能吞食。我同姐姐一起想把母亲扶起来坐已不能了。这时，母亲要吐痰，已无力起身，我即用双手接住母亲吐出的痰。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乡亲们。我静静地站在母亲的床前，知道接哥哥的信太晚了，也回来晚了。当时，黄安县刚刚解放，张李家处在偏僻的山区，离城市远，没有交通工具，农村又无医无药，想抢救也无法。当时，我曾想接母亲到我所在的部队去，但是，路程遥远，母亲病重，也行不通行呀。只有同姐姐和哥哥轮流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照护着母亲。
（四）
回家后第三天，辛劳一生的母亲不幸辞世。我们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按照当地的习俗，母亲的遗体在家停放三天。三天之内，全湾的人和亲戚朋友络绎不断来向我的母亲告别，慰问我们。在悲痛之中，我同哥哥姐姐商量安排妥当母亲的后事。
我家非常穷困，母亲病重之前，哥哥天旺只能为母亲准备一付松树做的棺材。按当地习俗，松树棺材是最低档的。现在我回来了，不能以此将就，不能寒酸安葬母亲，要尽到我们的孝心。当天，我们请十几位乡亲，到十几里地外一家专门做棺材的铺子买回一付比较高大的油漆得好好的杉木棺材。我和姐姐哥哥都满意，亲戚朋友，湾子里的长辈们都称赞说买得好，有孝心。
母亲的去世，湾子里的人都非常关心。母亲在世时，为人公道，正直贤德，和蔼慈祥，人缘非常好。时至刚刚解放，农村旧风俗还很多。我离家十八载后第一次回家，办母亲的丧事也不能不尊重当时的传统习俗，妥善办理。虽请客办酒席没有免，但是办得很有限度。出殡，从村前经过北门到东门、到南门，沿路群众很多，吹唢呐，敲锣鼓，奏乐器，放火炮，非常热闹。我戴着孝，护着灵牌，将母亲送上山，全湾子男女老少跟随到山上，有的七八十岁的长者也跟随到山上，我带的警卫人员全部全副武装同我随行到山上。这个山叫清明山，在张李家寨墙的南门外，安葬着张李家的祖先受九公。当时，山上的人群站满了，真是热闹非凡，这是张李家历史上没有过的。有一位比我高两辈即志字辈的80岁的长辈向我伸出大拇指说：天伟，你是这个。我当即恭敬地向他老人家表示谢意，尊敬地说：这是我做晚辈应尽的孝义。我很欣慰体面地把母亲送上了山。
（五）
办完母亲的丧事，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决定遍访全湾各家各户。一则，离家18年第一次回来，到每家看望，向长辈们问好请安，看看各家各户有什么变化。二则，全湾的人对母亲非常关怀，到每家走访，表示感谢。特别是想到，我们红军主力1932年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人民实行野蛮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成千成万苏区人民尤其是红军家属惨遭杀害。我在外18年，无时无刻不在为母亲的安危担忧。这次回来，母亲还在世，知道母亲和哥哥姐姐全家18年来能够次次躲过灾难，与全湾父老乡亲的关照分不开，所以我理应遍访全湾各家各户，表示深切感恩。
我离家18载后回家，没有想到到家的第三天，母亲她老人家即与世长辞了。幸好我赶回来了，总算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让她老人家亲眼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两个孙儿，这是对她老人家极大的安慰，也算为儿的回来尽了一番孝心孝义。安排妥当母亲老人家的后事，我也放心满意了。
这里要说说，我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和条件安排母亲的事，归根到底在于，中国革命很快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是中国有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我是坚信共产主义的人，是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才使我有机会和条件回到家乡，安排好母亲的事。
我这次回家，对于家乡的父老乡亲来说，我离家18年没有音信还活着回来了，身穿军装，头上戴着红五星帽；带着两个儿子，有全副武装人员跟随，他们当然感到特别的高兴，称之为是张李家的大好喜事。我回家乡给乡亲们讲很快要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喜讯，使全湾人都知道苦日子快要过去了，大家都感到极大的欣慰、宽心和放心。
这次回家，还有一件事应该写。记得住在红安县城时，有一天，大儿民新、二儿国新两个人出去逛街，回到住处时，高高兴兴拿着许多鞭炮。我问他俩哪里来的？他俩说：一个卖鞭炮的人送的；我们说，不行，解放军买东西要给钱。他说，你们穿的军衣，姓张，对吧，是回家乡的红军的小孩。我们说，是。他笑着说，红军打天下为老百姓，买东西，那就不要钱。我听说后马上说，不能违反纪律，叫警卫员带着大儿民新、二儿国新两个人去找卖鞭炮的商家，把钱补给他，说了好久，他才收下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军民鱼水情。
（六）
回忆了母亲的去世，再说说父亲的去世。我父亲张豪富，是一位非常勤劳善良的农民，记得是在1926年底即大革命后期病逝的。按照当时的习俗，父亲的灵柩被送上清明山，要停放一段时间。大概到了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匪军向革命地区发动进攻，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对于农会会员和赤卫军的亲属连死去的人都不放过，要将棺材坟墓挖地三尺捣毁。张李家是红色村，全湾的人都非常惊慌，千方百计防止敌人的破坏，防备敌人挖坟掘墓。当时，我同哥哥天旺商议要在敌人未来之前尽快将父亲的棺木安葬了。在革命紧急时期，在敌情严重情况下，我和哥哥天旺没有让外人知道，悄悄地，就在清明山坟场，亲自将父亲的棺木安埋好，才放了心。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举行什么悼念活动的。
（七）
在家住的几天，了解到因刚刚解放，群众对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如，有一位叔伯弟弟吃饭时端着碗坐到我身边，靠近我的耳边轻言细语地问：天伟哥，我相信你，你说个实话，你们还走不走？我恳切地回答他说：你相信我，我给你说实话，我们绝对不会走了。鉴于此，我召集全湾父老乡亲开过两次座谈会，解疑释惑。在会上我着重讲明，第一，向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敬意和问候，继而讲述红军走后，十几年来家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乡亲们受尽了苦难、残害，现在苦日子已经过去了……第二，根据群众中较普遍存在的，革命是否胜利成功了你们还走不走等疑虑，在座谈会上我肯定地说：现在革命很快要在全国取得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很快就要全部彻底的完蛋。国民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彻底摧毁了。我们解放大军打过了长江，武汉、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先后得到解放，我们解放大军已向祖国大西南、大西北挺进了，国民党匪军很快要被彻底消灭。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很快要解放全中国了，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了。天下是我们的了，是劳苦人民大众的天下了。人民很快要走上幸福的光明大道，好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我十八九岁时，在家乡当过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乡亲们知道我年轻时就不讲空话。所以，对于我在两次父老乡亲座谈会上说的话，都深信不疑。两次座谈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住在家乡时，经常有几个人到家来看我，找我聊天、摆龙门阵，喜欢听我讲在外一二十年的故事。不久，我的假期满了，要离别家乡，父老乡亲们都依依不舍，热情地欢送；我走到湾子南门外，看见学堂门口，稻场，田埂地边，到处排着欢送的人群，确实令人感动。看到使人激动的热闹场面，我照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这些照片，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记载，我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
（八）
1950年1月，我工作的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驻扎在河南省巩县、新郑、堰师等地区。接到第二野战军总部，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的命令：全校（师生有万余人）很快开赴祖国大西南，积极准备进军西藏。接到命令，我们积极准备于1月底2月初相继出发。我们第二次又坐上陇海路的火车到郑州转乘京汉线的火车到武汉。到武汉时，停留待令。
武汉离黄安县（即现红安县）只有200多华里，我借此机会又请假回黄安县。这次我们全家都回去了，孩子的母亲杨琴、大儿民新、二儿国新、大女苏益、三儿平新（四岁）、四儿建新（三个月）以及警卫人员。
全湾子的父老乡亲，见我一家子的人都回来了，非常高兴，热闹起来。一些婶娘们见到杨琴和小孩们非常高兴，称赞说：天伟，你在外面娶了个这样好的媳妇，好伸展啦。一天到晚，家里的客人不断，喝着香茶，吃着瓜子、花生、糖果，满屋笑盈盈，热闹得很。有的婶娘稀罕地看看杨琴的大脚；有的婶娘拉着杨琴的手坐在自己身边，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有的婶娘专门做了一束五色红线圈戴在四儿建新的颈项上，祝福吉祥平安。
18年后第二次回家，主要是为了安葬停放在清明山上长眠着的母亲的棺木灵柩。因为是抽空回来，没有更多的时间，也没有花多少钱，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很快就将母亲下葬了，了却一件心事。如果我不回家安葬母亲，哥哥要单独完成这事有一定困难。我回家与哥哥姐姐一起安葬了母亲，这样全家都放心了。
这次回家只在家待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当时考虑到要进军大西南，要准备进军西藏，路途遥远、艰难，特别是进军西藏的路程更艰险，我们带着5个孩子是个问题，当时想要把孩子都留给哥嫂带，但刚刚解放，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难处很多，哥嫂也没有办法全带，于是我决定留一个小孩给哥嫂带，减轻我们路上的一些负担；留四儿建新，他太小，还在吃奶，哥嫂不好带，因此决定把四岁的平新留下。哥嫂只有一儿一女，因此对于留下平新儿，非常乐意。
把平新儿留下后，我们立即起程回武汉。返回到武汉，很快乘轮船顺江而上，过三峡，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情况有了变化，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部门通知我：不去西藏，就留在重庆工作。
我在重庆工作时，将哥哥天旺接到重庆住了一阵。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好，想留哥哥多住一阵，但他是个勤劳的人，闲不住，在我这没事做不习惯，住了一阵就提出要回家乡，我只好同意他回红安县家乡。
1953年，我们已在成都工作，工作和生活相对稳定了，考虑平新儿已到上学的年龄，就把他接回成都，在父母身边和哥哥姐姐一起上学。平新儿到成都，读书读了好久，我已记不清了，他就不愿意留在成都，闹着要回红安他大伯大妈家。他哥哥姐姐都劝他不要走，就在成都读书，可他仍闹着要走。我把书包挂在他肩上，把他的手牵着，耐心劝他：爸爸送你到学校去，好好学习，将来读到上大学。他不愿意，使性子，把书包甩到地下，哭着闹着要走。这孩子，他大伯大妈带了他4年，对他好，晚上都是他大妈把他抱在怀里睡觉，在成都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因此想念他大伯大妈。我们好说好劝，他就是要回红安县，也只有送他回红安县。所以，三儿平新一直在他大伯大妈身边长大成人，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但未能继续上学。我们有时寄些钱给哥哥嫂嫂作帮补，写信鼓励三儿平新好好学习，即或上不了大学，也可以参军当兵。结果，他后来当了公社和区县干部，在红安县安了家立了业。
这是一篇历史的回忆。我离家18年后回家见到了母亲，母亲在见到我的第三天即驾鹤西去，这在世间是少有的，不是奇迹也是奇迹。我刚刚回家时，很多乡亲问我：你出去多少年了？有一位老弟非常有趣地插话说：多少年？台上有就台下有！年轻人不懂什么是台上有就台下有，一位长者插话说：你看过台上唱的戏，薛平贵征东十八载才回来没有？年轻人跳起来说：哎呀，18年了哇！大家都乐得笑起来。我十八载回乡探母，在当地作为奇闻传开了，直到现在，许多父老乡亲还时不时地念叨。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事，因此，闲暇之余，我撰写出来让儿孙后代晓识，也是有意义的。
（2002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