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传统医药学中，中医学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光彩照人。早在唐代，中医药书籍已进入朝鲜和日本。十五世纪，日本已确立了以中医学为基础的汉方医学。十七世纪，中医文献，如脉学、针灸等专书已传至欧洲和中南美一带。十九世纪初，法国的一些大医院已采用针灸疗法。目前日本、朝鲜、法国、德国、加拿大、罗马尼亚、苏联、英国、美国等研究中医学的学术团体、机构、刊物、书籍空前活跃。日本有个研究针灸组织曾提出：“跑步前进赶中国”的口号。看来，中医药学在国外的医药卫生界中迸发出了异彩。
译完《黄帝内经》的日本“寿星”
1981年，日本有个八十四岁的“寿星”，经过二十五个秋冬，胜利译完中国四大医学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巨著，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共18卷，162篇。这本中医巨著，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其中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深受读者的欢迎。美国医学史女博士维茨所译的《内经·素问》，虽然只译了34篇，其中误译和错译之处也不少，如把“三焦”译成“三个燃烧的部位”等，但还是属畅销书，一版再版。《黄帝内经》是秦汉时代形成的，学理深邃，文字古奥艰深，世界上有不少翻译家曾尝试译完全书，然而都未曾有人攻下这个“堡垒”。
去年，这个“堡垒”竟被一个日本的“寿星”攻下来了。他名叫柴崎保三，六十岁才毕业于东京高等针灸学校，打下中医的坚实根底。后留校当教师，一边教学，一边翻译《黄帝内经》。二十五年来他呕尽心血，终于在白发苍苍之年，第一个夺下翻译《黄帝内经》的“瑰宝”。
译文全书共二十六卷，每卷450至500页。日本京都医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不久将全部出齐。随着《黄帝内经》全部译文的问世，柴崎保三将成为医林中举世瞩目的翻译名流。
“回到张仲景的时代”
十七世纪中叶，日本汉方中的古方派鼻祖名古屋玄医曾大声疾呼：“回到张仲景的时代”的口号。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名医，被誉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著有《伤寒杂病论》，后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皆属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在祖国医林中有专崇张仲景者，被称为“经方派”。
在日本，张仲景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十七世纪，日本汉方中也随着中国宋元医学流派的出现而产生了三大派。一派专崇“医圣张仲景之遗训者为经方学派”；一派“奉晋、唐、宋、元、明、清之医术者为后世学派”；一派“不分经方及后世者为折衷学派”。这三派中，经方派一直占优势。他们把张仲景抬高到“千古用方之鼻祖”的地位。主张“自幼而壮而老”，专一攻读张仲景的书，“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只要“精究其意，推广其意，则万病之治，易如反掌矣。”因此，他们开的是张仲景方，用的是张仲景药，不能越雷池一步。
据《国外医学》报道：“今天日本中医界，在实际临床运用的方剂中，《伤寒论》方及《金医》方仍占大多。1972年《汉方研究》曾出过一期《中医方剂解说专集》，其中载有临床常用方剂82个中，伤寒方为53个，占65.9%。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1978年1—6期《汉方の临床》中，专门讨论《伤寒论》的文章就有八篇。可见张仲景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弃西学中的佼佼佼
在日本的医学界，原来是学西医的，后改为学中医者为。不少，但像和田启十郎、汤本求真以及大塚敬节，既是三代的师徒关系，又都是从西医改行为中医，并都成为汉方界中的佼佼者，却绝无仅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主张西化，汉方医学受到压制而日趋衰弱，直至二十世纪初，汉方医学处于非常衰落的时期。这时有位西医生，名叫和田启十郎，认识到汉医在临床等方面的优越性，不顾政府对汉医的种种限制与歧视，从西医的营垒中冲杀出来，大力赞扬中医，钻研汉方医学，还在他家乡和东京开设诊所，并于1910年奋力写了《医界之铁锥》一书，成为日本汉医复兴的先声。他认为西医有长处也有短处，强调汉方医学作为治疗医学的优越性。由于他本身是西医，一时引起医学界的震动。一些西医步着他的后尘，也开始学习汉方医学，掀起了一个复兴汉医运动。他的弟子汤本求真就是其中一个取得卓有成效的佼佼者。
汤本求真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科学校，从事诊疗工作多年。一次，他的长女患疫痢，屡治不效，不幸病逝。他“恨医之无术”，极度悲伤，“精神几至溃乱”。偶然他读了先师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锥》，“始发愤学中医”。他虽然“流辗四方，穷困备至”，但“未尝稍易其志”。历经十八年的刻苦攻读，他竟有所悟。认为“中医。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而炼，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于是他抱着欲振中医衰弱之志，独力宣扬中医之长，于1927年撰写了《皇汉医学》巨著。内容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明中医治疗的效用。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日本当时的中医界。
汤本求真有个徒弟名叫大塚敬节，原来是入熊本医专，“专攻现代医术”的。但在实际中疗效并不佳，他深感“遗憾”，便“百方考虑”，决心研究汉方医学。他“多方历问遗老，孜孜修习诊方药术”，认真总累其师汤本求真的经验，并据老师的论述，编写《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以及撰写了《东洋医学史》等书。由于他五十余年献身于东洋医学，对《康平伤寒》的发掘、降压剂“七物降心汤”的发现，以及对腹诊的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于1979年荣获日本医师会最高功勋奖。这是日本中医界第一个获奖者。大塚敬节在受奖大会上激动地说：“我从1927年学习并从事中医工作，至今已50年。此次受表彰标志着东洋医学得到了承认，整个东洋医学界都很高兴！”
传教士也学中医
十五世纪末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道开辟后，西方的传教士相继航海东来。他们办学校，开医院和行医，其目的是想以此作为侵华的手段之一。奇怪的是，这些传教士中如波兰的卜弥格，法国的巴多明，英国的洛克哈特，美国的胡美等，却对中医药产生着厚的兴趣，专心学习研究中医，并撰写出有影响的中医药著作，成为中医药的传播者。现举两个为例。
最早学习和介绍中医药的传教士，是波兰的卜弥格（Michael Boyom）。他于1643年来华，利用传教等形式与明代皇宫贵族接触中，对中医药发生兴趣。他先学习研究中药，继而学习研究中医的脉学、舌诊和中药制剂等。经过十几年，他撰写了《中国植物志》、《中医秘典》、《医钥和中国脉理》等书。可惜的是，当他那本被人们称为是西方介绍我国本草的最早文献——《中国植物志》在维也纳出版不久后就逝世了，其余著作还来不及出版。不过在他死后不久，他的《中国秘典》、《医钥和中国脉理》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市和意大利米兰出版。
另一个传教士医生是美国的胡美（E。H。Hume）。1905年，他受教会之命，到长沙，创办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在与中国的中医生接触过程中，他发现有些中医的治疗比西医高明。一次，他亲自检查一个孕妇，皱着农头告诉病妇的丈夫说：“流产势不可免”。可是同时检查的一个中医生，按按孕妇的脉，看看她的舌苔，认为还可服中药保胎。果然，当孕妇服中药后，症状全失，并于六个月后产下一婴儿。在这场中西医术的较量中，胡美深有感受，他说：“中医虽无现代解剖学、显微镜和实验室，但其诊治疾病，确有成效。”于是他勤奋地学习中医，研究中药，发现《伤寒论》中有些论述，甚至连加拿大的著名临床学家奥斯勒也没弄清楚。中药的应用如海藻治疗甲状腺肿大（瘿）、麻黄治疗咳喘、大枫子油治疗麻风、鱼肝治贫血和肺病等都比西医早得多。于是，他把自己学习中医的体会，撰写成《中医之道》和《东医与西医》。这是当时对西方较有影响的两部书。
法国针灸的奠基诗
法国是西方研究针灸最早最多的国家，目前约有五千余人学习针灸，而且在巴黎还开办法国中医学院。国际针灸学术会议的中心就设在巴黎，法国已成为欧美针灸活动中的主力。那么，法国针灸的奠基人是谁呢？
这个人既不是十八世纪撰写《外科学史》的法国人杜贾尔丁（Dujardin，F。），又不是同世纪撰写《论针刺术》的法国医生伯杏坦（Pelletan，P。），也不是十九世纪撰写《论慢性病、放血术及针刺术》的法国著名医生伯里奥兹（Joseph Berlioz），而是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年而于1929年从中国带回针灸术的法国人粟理（Soulie’de Morant）。
粟理年轻时对中文很感兴趣，自修中文。后来因家境贫困在法国医学预科学一年便辍学了。二十岁被法国勒德银行派往中国，充任法国驻华使馆职员，继之任使馆领事。
在1900年间，北京霍乱流行，法国公使馆和法国天主教会同时分别开设两个临时霍乱医院。公使馆的临时医院全部用西医西药治疗，治愈者仅占百分之十几，而天主教会的医院，却用中国的针灸和中药方法，治愈者竟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相比之下，促使粟理到天主教会的医院参观。当他亲眼看到中医中药，尤其是针灸对霍乱的疗效时，心悦口服，立即在天主教医院里拜几位中国医生为师，放下架子学习针灸。后来又到过广东、昆明、上海等地学习针灸。由于他懂得中文，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快就掌握了一套针灸术。他边学边把中国针灸书译成法文，在法国《实用医学科学》杂志上发表。1929年，他被调回法国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虽然当了司长，但对针灸还没放弃。他有个患哮喘病的老同学，本人是医师，但对自己的疾病束手无策，便请粟理给他针刺治疗，不料竟获得奇效。从此，他名噪一时，经常被邀请到医院针刺治疗，并治愈一些偏瘫病人。从此，他竟成了一位“热门”的针灸医生，既要给病人治病，又要忙于著述。后来他不想当官了，干脆辞去司长职务，专心从事针灸事业。1934年，他出版了在欧洲医界有相当影响的著作《真正的中国针刺术》，1955年在他临终之前，又完成了《中国针灸学》专著，自成一派，为法国针灸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法国针灸的奠基人。
英国针灸最活跃的诗物
针灸，目前在英国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法律上没有正式承认。因此，研究针灸的人为。不多。到了1960年，才有一位具有正规医学院学位而操作针灸，并得到“正统”的西医界承认和接受的针灸医生，他的名字叫菲利克·曼（Felix Mann）。
菲利克·曼原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也许有人觉得奇怪，堂堂的一个西医博士为什么改行成为针灸师呢？
起因是他有位女友患了阑尾炎，西医准备动手术，而有个针灸医生主张试用针刺术。出乎意料，用针刺患者的足三里穴，过了十几分钟后，病就治好了。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一枚小银针竟能治好西医非动手术不可的阑尾炎？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心探索其中的奥秘。他先后到奥国维也纳、法国和中国学习和考察针灸。他与其他几名英国医生在临床治疗上观察了成千个病例，研究和总累了几十种疾病的疗效。他深有感受地说：“针刺术可以治愈或减轻许多用所谓‘正统医学’（西医学）无能为力的疾病。”关于针刺的作用问题，他早期认为这无非是由于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流；后期又认为是由于针刺刺激了神经。从1962年至1971年间，他先后撰写了《针刺术——古老的中国治疗技术》、《针刺术治疗疾病》、《治疗多种疾病的针刺术》以及《针刺解剖图》、《针刺经络图》等书。他还组织了“英国针灸学会”，并亲任会长。他曾代表英国出席国际针刺协会，经常到其他国家参加有关针灸的活动讲演等，还担任了《美国针灸杂志》、《意大利针刺杂志》等刊物的编辑。他蜚声于英国医学界，是当前英国从事针灸工作最活跃的人物。
美国的“针灸热”
过去，美国医学界对针灸多。采取轻视、怀疑的态度，甚至蔑视为“不足道的江湖之技”。七十年代初，斯诺及其夫人，美国医学团体，以至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亲眼看到针灸与针麻的疗效，回国后就此发表文章、做演讲、放电影等，引起美国的重视，逐渐出现了“针灸热”。
从此，在美国一些著名医学刊物上和其他报刊上，经常刊登有关介绍或讨论针灸问题的文章和报道。一些拥有学位的医生，纷纷发表自己对针灸和针麻的认识和看法。尼克松的私人医生塔卡为中国的针麻术而激动地欢呼：“我们将有一种新的麻醉术了！”1971年美国全国针刺研究会在纽约正式成立，现在会员四千余人，美国具有权威性杂志《美国中国医学杂志》等曾举办中医针灸与针麻讲座。以全国针刺研究会理事长摩兰克·华伦组织了多次针麻、针灸访华考察团。在美国各地，私人也开办了许多针灸诊疗所。近几年，美国组织了多次世界针灸学术会议，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有关针灸专书。如《针刺疗法：现代中国医学》、《中国针刺术的奇妙》、《医师针术讲座》等，还有许多针灸、耳针图。现在美国有三种针灸杂志，以《美洲中国医学杂志》影响最大，每年召集国际学术讨论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各卫生中心的神经学和麻醉学专家开展了以针刺对机体的生化、生理和心理学影响为重点的研究，项目竟达两百余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每年还支出五万美元给予圣路易的密苏里心理研究所，作为研究针灸的经费，以便重点研究针刺对高血压的效果，针麻和催眠术的对比，针刺止痛和标准药物（如吗啡）的比较研究等。他们在临床治疗上也较为活跃，如用针灸治疗感冒、麻疹、累膜炎、幼儿玫瑰疹、咽喉炎、菌痢、肝炎等，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1973年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医院成立了针刺治疗慢性痛疼和骨科问题研究所，每周四天门诊，每天治疗约七十五个病人。60%病人有明显好辗。
有人预测：“国际针灸学术中心，现倾向美国。”是否如此，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