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完成这一番突破的是留学异域的中国学人。观察这些新文学的先驱，我们不仅要留心他们所承受的外来文学资源，更要注意这些资源如何最终调动其内在创造性的全过程，这也就是异域的人生体验与异域的文学资源相互动的过程。
一
在陆耀东、孙党伯、唐达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收录的693位作家中，没有留学经历的本土作家有488位，留学生作家为205位。在唐4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列入专章的作家有6位，其中有过留学经历的占5位（曹禺盛名之后游历海外当不计入），列入专节的作家有18位，有过留学经历的占6位。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中，列入专章的作家是9位，留学生出身或创作早期有过游学经历的有6位，列入专节的作家是17位，有过留学经历的竟占15位。在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列入章节小标题的91位作家中，本土作家有34位，留学生则达57位。统计表明，留学生出身的作家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情况，尤其当我们以“入史”的价值标准为衡定之时，便更是如此。关注这些留学生作家的文学创造过程，就是要将他们各自的人生感受作为基础，认真研讨其中的“日本体验”、“英美体验”、“法国体验”、“德国体验”与“苏俄体验”，等等。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体验”。最早出现的留学生作家群体是在日本，留学作家人数最多的也是日本。用郭沫若不无夸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
从历史史实来看，中国近现代作家因为日本而改变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这在一开始就主要不是异域文学资源输入的结果，而是这些中国作家自身生存实感的重要变化所致。以中国诗歌近代嬗变的第一人黄遵宪为例，在出使日本的过程中，黄遵宪主要不是一位向日本文学虚心求教的“学生”；相反，倒是不断登门拜望的日本知识分子给了他国学大师般的自我满足。黄遵宪新派诗的“新”来自“中华以外天”的异域风情，来自他对日本的新奇的直感。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本质性变动的农业社会里，当诗材因大规模的创作而不断耗尽，正是黄遵宪在日本的新鲜见闻——医院、博物馆、学校、报纸、博览会、警察乃至假名文字等诗歌的“新题”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可能。同为近代诗歌的“新”，黄遵宪鲜活的“新题”显然要比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在国内搜肠刮肚的名词之“新”要成功，在文学史上留下的意义也更大，到后来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主张之时，便是反思了当年自己仅仅着眼于新名词的弊端，他更加重视的是黄遵宪式的以异域新体验为基础的“新派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在梁启超这里，出国以前的他主要是从“知识”上接受日本文化与其他西方文化，但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却使之从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转为了在日本文化“中”的实际生存。只有在这个时候，当先前的理性观照与如今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相结合起来的时候，才真正出现了“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兴奋，也才有了后来影响中国近代文学擅变的文学诸界“革命”的具体主张。这里当然充满了他们对于日本文学实际动向的密切关注，但应当看到，这并不是与文学本身的简单联系，在文学吸取的背后，更有着整个生命直觉的存在，“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到了鲁迅、周作人以及更年轻的创造社同人一代留学生，则是立足日本，对整个西方文学的发现和接受，其中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已不再将主要的目光专注于日本文坛，以致在周作人看来，他“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作家文学视野的扩大，日本作为世界文学“集散地”的意义明显要大于它作为直接的文学“输出”国的意义。强调日本为一代中国青年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特殊环境，这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降低了日本的价值，而是说我们恰恰应该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来认清它的价值，作为中国作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异域体验的所在，日本对于一代代中国学人的情感、思维与人生态度的影响无疑是极其关键的。
二
来自日本的体验怎样与文学的资源相互结合、最终导致中国作家实现自我“突围”的呢？
概括起来，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过程：
1.中国文学新突破的“动机”是自我的需要。今天还有人误认中国新文学在“输入”西方文学之后断裂了自身的“传统”，其实，在大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之前，中国文学已经置身于衰弱不振的境地了。“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吾辈生于古人后，事事皆落古人之窠臼。”这就是当时中国文学家的普遍痛苦。当他们沿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故辙继续前行的时候，已经体味到了灵感淤塞的尴尬。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激活文学的灵性，重现创造的灵光，便成了内在的迫切要求。
2.日本异域体验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激活”。这些新异的社会人生见闻击碎了我们业已封闭的文学思维，在我们原有的令人窒闷的写作惯性之外另开一重天地。这里所揭示出来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自我，就是自我的精神世界，自我的需要也就意味着借助“异域体验”来恢复自我的感知能力。这就是郁达夫所说的“觉悟”：“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在郁达夫这样的青年学生而言，日本体验的强烈冲击有时候简直难以招架：“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坦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但另一方面，自我精神的生长却往往就在这“如潮水似的”异域体验之中，鲁迅说得好：“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3.在无数中国学子的觉悟过程中，异域的文学资源发挥了作用，因为异域的人生感受也借助于文学这一集中的样式加以呈现，文学的资源在这里并不是单纯的文字，不是理性的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更重要的意义依然是直接指向着现实人生，在人生体验的混沌和浑然境界里，什么西方/中国、什么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其实是不存在的。
4.日本异域体验的最终成效又还得作家自己的现实感受来加以“验证”。这里的现实感受就是“体验中国人生”的需要。获得了“日本体验”的中国作家并不是以书写日本见闻为自己天职的，对于当下人生的重新发现才是他作为“中国”作家的目的，日本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并不是衡量中国文学现代成就的标准，中国作家在当下所表现出来的创造能力才是文学的财富。也就是说，通过异域又返回自我的现实，并使自己的灵感为之“复活”，这恐怕比什么都要重要。在这一方面，鲁迅可能是最自觉的一位，从他最早年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始，就总是将异域的见识“拉回”到“中国”的现实，体验“日本”与体验、反思“中国”几乎是同步的，日本的国民性问题启迪的是鲁迅眼中的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后来甚至很少整篇“畅谈”日本的事物，但这并不表示他缺乏对日本的体验，恰恰相反，他是将在日本体验中获得的人生感悟投放回了中国自己，或者由眼前的日本的现象不断联想到中国，或者是在体验中国事物的过程中不时插入关于日本比较。1918年，在介绍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的人道主义思想时，鲁迅道出的却是他对中国人的忧虑：“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1934年，因为给海婴照相的经历，他又联想起了中日两国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差别，“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绝不是美德。”在《鲁迅全集》中，到处“散落”着这样的日本体验，到处都是鲁迅从日本“反观”中国的精辟之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今天，我们常常引述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这段话来说明文化与文学的“比较意识”，或者证明中国人在开放中“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但文化“比较”与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却可能被忽略：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们最重要的应当是感悟自己的人生而非在“比较文学”的时代“变”得与西方一样，或者说是首先必须“直面”和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才叫“首在审己”。鲁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的“审己”，在于他比照先前的日本体验，为我们重新描绘了中国人生的“惨淡”与“鲜血”，这些人生的“惨淡”与“鲜血”又正是那些囿于传统视野的作家所未曾发现的。
这就是中国作家从自我需要出发经由异域体验的激发又返回到当下体验的全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上日本体验的特殊作用之所在。
三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都受哺于这样的异域体验与异域文学资源，其基本表现便是中国作家的一系列异域体验如“日本体验”、“英美体验”、“法国体验”、“德国体验”、“苏俄体验”的种种作用。
在所有的这些“体验”当中，我们以为是“日本体验”与“英美体验”更起着某种结构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便是中国作家“日本体验”与“英美体验”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体验为中国作家造成的生存压力激发了他们生命的内在活力，日本体验中所感知的西方现代文明景象则成了他们的理想目标；英美体验给了中国留学生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英美文学发展中的具体文学策略也往往成为中国作家直接取法的对象（如胡适对意象派语言主张的摄取）。然而，自五四以后，由于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社会地位与文化取向上的明显差距，他们各自所倚重的异域资源也更加显露出了彼此的分歧。充满社会改造热情但学科教育不够完整的留日知识分子常常只能在社会的中下层艰难求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追求带有更加明显的社会性、大众性与政治革命色彩，其中一些作家倾向于进一步切入本土的人生体验，视文学创作为现实人生的“苦闷的象征”，以异域弱小民族的反抗意志当做现实批判的动力，鲁迅、胡风就是这样；另外一些作家则试图在日本或经由日本继续获取对抗现实压力的“先进武器”，于是他们从日本找到了苏联，找到了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社作家就是这样。而英美留学生呢，因为一般都完成了令人羡慕的高等专门教育，在国内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便与社会的普通民众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同时倒是与国家的管理层达成了某种微妙的默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的批判性资源被他们作了某些有意无意的淡化，而所谓理性、节制的新人文主义倾向与充满实用精神的经验主义倾向都得到了一定的强化，学衡派、新月派都是如此。当然，现代中国的留学生作家并不就来自于日本与英美两地，但是，从反映中国现代作家的异域教育状况与后来长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相应的文学态度方面，留日派中国作家与英美派中国作家却无疑构成了相当典型的两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一个潜在的日本/英美的体验结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总体面貌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追求一系列重要的分歧都与日本/英美的体验差异有关。有的论争就直接来自留学生作家的两种体验的对峙，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3年的“整理国故”之争，1924-1926年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1927-1930年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创造社诸人与新月派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林语堂的论争，等等。有的论争虽然不是直接发生于这两种体验的对峙间，但参与其中的留学生作家却依托了自己特有的异域经验，如学衡派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争，学衡派主要的理论根据就是他们理解中的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学衡派同人看来，他们的美国文化体验才是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方向，甚至比胡适早先的体验都更加的“正确”。自然，这两种“体验”的异质对应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作家主体的个性特征的不同与人生经历的发展变化，它们实际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互转化的可能。比如，40年代的战火击碎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们也在“着陆”底层人生的过程中重新提炼了自己先前的异域体验，于是倒是理解了留日作家的某些姿态，闻一多就是这样。在历经了人生世事的变幻之后，他“忏悔”道：“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他甚至说：“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教我们和人民脱离，几乎害了我一辈子。做了教授，做了校长，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但是这些有什么了不起？”
在两种体验的异质对应及其复杂演变中，当能更加清晰地辨认和理解日本体验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