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到安娜·阿德勒，福尔摩斯都称她为“那位”女士，好像她没有别的称呼似的。福尔摩斯心中的“那位”女士，才貌双全，是所有女人中最出色的一个。但，这并不表明福尔摩斯对她怀有爱情，因为，福尔摩斯是个很古板、冷静的人，他是世上用来进行最精密的观察与推理的机器，要他去做情人，真是强人所难。他对情感，特别是爱情，是很不“感冒”的。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讥讽就是挖苦，从没听他说过脉脉含情的话。对观察家来说，甜言蜜语能揭示一个人的行为和动机，可对于受过训练的推理专家来说，这种情感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推理会遭到干扰。受干扰的程度比精密仪器落入沙粒或高倍放大镜裂了缝还严重。但是，有一个女人，唯一的一个女人，已经去世的安娜·阿德勒，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朦胧的印象。
最近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结婚后，和他来往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完美的婚姻和初次当家的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我。而福尔摩斯，依旧厌恶一切世俗，豪放不羁。因此，他仍然埋头于贝克街那所房子的旧书堆中。他服用可卡因，然后再疯狂工作，一周又一周，他就处在这样一种由药物带来的昏睡状态和充满旺盛精力的工作状态的交替中。他依然沉迷于犯罪行为的研究，用他那超常的智力与观察力去搜寻线索，侦破官方警察认为无法解破的案件。我时不时地了解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被请到奥德萨去侦破德雷帕夫暗杀案，他侦破了特伦柯马利的艾德金森兄弟惨案，以及出色地完成了荷兰王室交予的使命等等。这些事，我也是和读者一样，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的。除此外，老朋友福尔摩斯的别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一天晚上，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晚上，我出诊归来（我那时又开始行医了），刚好路过贝克街。当我又一次看到那熟悉的房门时，以前的情景不由浮现眼前，在我心中，它总是和我的追求以及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情联系在一起。我突然想和福尔摩斯叙叙旧，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灯光从他屋子里溢出来，我抬头望去，窗帘上，他的背着手的瘦高身影来回走动。他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我早已了如指掌，因此，我想，他肯定刚从药物带来的昏睡中清醒过来，此刻正沉迷于一个新出现的案件的推理中。我按了按门铃，福尔摩斯把我领进了曾属于我的房间。
尽管福尔摩斯看到我的那一刹那还是很高兴的，但我发觉，他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他一言不发地用手示意我坐到那张有扶手的椅子上，然后，扔给我一盒雪茄。他站在壁炉前面，指了指放在屋角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用独特的神情打量着我。
“你结婚后很好，”他开口了，“华生，上次见面到现在，你又重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
“不，我看有七磅多，华生，应该有七磅多。看你的样子，你又开始行医了，可我没听你说过要重操旧业。”
“你怎么知道我又行医了？”
“当然是我见了你之后，推理推出来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最近经常淋雨，而且，你雇用的女仆笨手笨脚的。”
“哦，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太神了，你要是生活在几个世纪以前，肯定会被用火刑把你活活烧死。没错，我星斯四到乡下去了，走路去的，回来的时候让雨淋透了。可我换过衣服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个女仆，玛丽珍，简直蠢得无可救药，我妻子把她炒鱿鱼了。可我还是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他笑了起来，边笑边高兴地搓着他细长的手。
“很简单，”他说，“我刚才借着炉火看到你左脚皮鞋的内侧有六条几乎平行的划痕，这显然是刮沾在鞋上的泥疙瘩时，粗心大意弄成的。所以，我由此推出两个结论：一是你曾经在下雨天外出过；二是皮鞋上的划痕是伦敦女仆造成的。至于说你重操旧业，这么说吧，要是有一个人，他满身碘酒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腐蚀的黑斑，高顶黑礼帽的右侧鼓起一大块，像是藏着听诊器，这样的人走进我房间，我还看不出他是个医生，那我不是太蠢了吗？”
他把推断过程说得轻而易举，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每次听你推理，”我说“总觉得什么事都简单得滑稽可笑，好像我也能推断得出。可在你解释之前，我总弄不懂你下一步的推理是什么，不过，我还是相信我的眼力不比你差。”
“确实这样，”他点燃了一根雪茄，非常舒服地半躺在扶手椅上，“你是在看，而我是在观察，这就是区别。比如说，你经常走通到这个房间的楼梯吧？”
“是的。”
“你走了多少次了？”
“至少有上千次了吧。”
“那你知道有多少级梯子吗？”
“多少级？我不清楚。”
“这就是了！你只是看，而没有观察。我们的区别就在这里。我知道一共有十七级，我观察过了。顺便说一下，既然你对这些小问题有兴趣，又经常把我的一两次微不足道的经验记录下来，那你可能对这个东西会有兴趣的。”他拿起桌上的一张厚厚的粉红色便条递了过来。
“是邮差送过来的，”他说，“你大声念念。”
这是一张没有署名，也没有落日期和地址的便条，上面写着：
今晚七时三刻会有某先生造访，有至关重要之事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曾为欧洲的某王室效力，表明阁下足可担当大事。阁下盛名，天下广布，我等甚知。届时望阁下勿外出，如来访者佩带面具，请勿见怪。
“这挺神秘的，”我说，“你说会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没找到任何根据。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推测，会歪曲事实的，这是最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只有一张便条，你能推断出什么？”
我仔细地观察着那张便条。
“写这便条的人很有钱，”我尽力像福尔摩斯那样推理着，“这种纸一克朗买不到两叠，纸质特别结实硬挺。”
“对，特别结实，”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英国出产的纸，你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看看。”
我对着光把便条举起来，发现纸张的纹理中有一个大写的“E”，一个小写的“g”，一个“P”以及一个大写“G”和一个小写的“t”交织在一起。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
“不用说，这是制造商的名字，更确切地说，是他名字的缩写。”
“不对，你连边都没沾到。大写“G”和小“t”代表的是‘Gesellsdaft’这个词，是德语中的‘公司’，就像我们常用的缩写语“Co”一样。当然‘P’是指‘Papier’至于‘Eg’，我们来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棕色封面的书。“Eglow，Eglozitz——有了，是Egria。这是德语国家波希米亚的一个地名，离卡尔斯拜德不远，因为瓦伦泰恩死于那里而闻名于世，也以林立的玻璃厂与造纸厂著称。哈哈，老伙计，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起来，他得意地吐出轻雾般的烟圈。
“你是说这纸是波希米亚造的。”
“完全正确，而且写便条的人肯定是德国人。你注意没有——‘阁下盛名，天下广布，我等甚知’——法国人和俄国人绝不会这么写，只有德国人才会这么乱用动词。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那个用波希米亚纸写字、还要戴面具掩饰身份的德国人有什么目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听，给我们解开谜团的人，他已经来了。”
他正说着，外面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和车轮滚动的轧轧声。接着，门铃拉响了。福尔摩斯高兴地吹了声口哨。
“听声音，是辆双套马车，”他说着，往窗外瞄了一眼，“啊，没错，一辆精致的布鲁姆马车和两匹骏马。一匹马值一百五十畿尼呢。华生，我们要遇到大主顾了。”
“我想我该走了，福尔摩斯。”
“你说什么呀，华生，你就呆在这。看起来，这个案子很有意思，你要错过了，那就太遗憾了。”
“可你的委托人——”
“别管他，也许我和他都需要你帮忙呢。好了，他来了，华生，你就坐在那，好好地听我们说就行了。”
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上、走廊上传了过来，一直到门口才停下。接着，我们听到了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位先生走了进来，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左右，胸膛宽厚，体魄强健，他的穿着很华丽，但他的装束在英国却显得有些庸俗。他身穿双排纽扣的上衣，袖子和前襟开叉处镶着宽宽的羊皮；肩披腥红色丝绸作衬里的深蓝色大氅；领口上别着一枚镶有绿宝石的胸针；齐膝的高统靴口子上滚着厚厚的棕色毛皮。这身打扮给人以粗野、奢华的印象。他手里拿着大檐帽，脸上戴着面具，黑面具，把脸的上半部遮住了。他刚进屋时，手还放在面具上，显然是刚用手整理过。
从他的下半部脸来看。他厚厚的嘴唇下垂着，下巴又直又长，像一个个性很强，或者说有点顽固的人。
“你看了便条吗？”他问，声音略显低沉、沙哑，而且带着很浓的德国口音，“我说过要来拜访您的。”他轮番打量我们，不知该跟谁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朋友和搭档华生先生，我破案的得力助手。请问阁下，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你叫我冯·克拉姆伯爵吧，我是波西米亚贵族。我想你这位朋友也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正直谨慎的人，我也可以把重要的事交给他吧，不然的话，我想跟您单独谈。”
我听到这，起身要走，但福尔摩斯一把将我抓住，让我又坐回到扶手椅上。“要么当着我俩一起谈，要么什么也别谈。”他对神秘客人说，“在我朋友面前，你什么都可以说。”
伯爵耸了耸宽厚的肩膀，说，“那在讲之前，我得先和你们约定：这事两年内要绝对保密，因为这事重要得足以影响整个欧洲，而两年后，就无关紧要了。你们能给我保密吗？”
“我保证。”福尔摩斯回答他。
“我也一样。”
“请原谅我戴着面具。”德国客人接着说，“派我来的人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必须跟你们坦白，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名字是假的。”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说。
“这事很糟糕，我们得想办法不让这件事发展成大丑闻，使欧洲一个王族免受伤害。说白了，这件事牵涉到伟大的奥姆斯泰恩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
“这我也知道。”福尔摩斯说着，往椅背一靠，眯上了眼睛。
来访的客人非常惊讶地看了一眼福尔摩斯这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因为在他心目中，福尔摩斯是欧洲最精明的推理专家和精力最旺盛的侦探。福尔摩斯慢慢地又睁开了眼睛，不耐烦地看着那位来访者。
“假如陛下能屈尊把事情说清楚，”福尔摩斯说，“我才能更好地为您效力。”
客人听后猛地站了起来，他情绪激动，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接着，他有点绝望地扯下面具，把它扔到地上。
他大声嚷到：“你说对了，我是国王，我没必要再隐瞒下去了。”
“是啊，何必呢？”福尔摩斯说，“陛下开口之前，我就知道和我说话的是卡士耳——沸耳士泰英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哥德莱西·西吉士蒙德·冯·奥姆思泰因。”
“但你要体谅我，”国王——奇怪的客人又坐了下来，摸了摸又高又白的额头，说：“你应该知道我不能亲自办这种事。可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从布拉格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
“那就请你说吧。”福尔摩斯说着，又眯上了眼睛。
“事情是这样的，五年前，我到华沙作长期访问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很有名的女冒险家，她就是安娜·阿德勒。我想这个名字，你不会感到陌生吧？”
“医生，请帮我在资料索引中查安娜·阿德勒。”福尔摩斯眯着眼睛说。这些年来，他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他把很多人和事的材料贴上标签备案，以便查找。所以，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人或者事。我很快就找到了关于那个女人的资料，它夹在犹太法学博士和写过一篇有关深海鱼类论文的参谋官这两份材料之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她一八五八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退出了舞台——对了，她现在住在伦敦——好，据我所知，陛下和这个女人有点关系。您曾给她写过几封使自己受连累的信，现在急着把信要回来。”
“正是这样。可是，怎么才能……”
“你们秘密结过婚吗？”
“没有。”
“有法律文书或证明吗？”
“没有。”
“这我就不明白了，陛下，如果她想用那些信件要挟你，或者达到别的什么目的，她怎样才能证明那些信件不是伪造的呢？”
“信上有我的亲笔字。”
“呸！伪造的！”
“那是私人信件。”
“偷的。”
“有我的印签。”
“伪造的。”
“有我的相片。”
“买的。”
“我们两个都在那张相片里。”
“啊？这就麻烦了。陛下，您太糊涂了。”
“我那时真糊涂了——精神有问题。”
“你是自己害自己。”
“那时，我不过是很年轻的王储，现在，我也才三十岁。”
“如此说来，必须把相片收回来。”
“我已经试过，可没有成功。”
“您可以出重金把那张相片买回来。”
“她不会卖的。”
“那么只好去偷了。”
“我偷过五次了。有两次派两个小偷去搜她的房间，还有一次在她旅行时调换了她的行李。
还在路上抢劫过两次，可什么也没得到。”
“连在哪里的迹象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说“小事一桩嘛。”
“可对我却很严重。”国王有些生气了。
“确实严重。她想用这张相片干什么呢？”
“把我毁掉。”
“把你毁掉？”
“我快结婚了。”
“我知道。”
“我要和斯堪迪那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罗娣尔德·罗德曼·冯·札克思麦宁恳结婚。你可能听说过她家那套很严的规矩吧，她自己也是个很敏感、细心的人，如果她怀疑我的德行有问题，那婚事就泡汤了。”
“那安娜·阿德勒呢？”
“她说她要把相片寄给他们，她一向说到做到。你可能不知道，她个性很强。她既有女人完美的容貌，又有男人般坚强的心智。只要我和别的女人结婚。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敢肯定相片还在她手上吗？”
“我敢肯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过，要在婚约公布的那天把相片寄出去，也就是说，在星期一。”
“哦，还有三天时间呢。”福尔摩斯不紧不慢地打了个哈欠，“您真运气，眼下我只有一两个案件要查。陛下要在伦敦住一阵子吧？”
“当然，你可以在朗罕姆旅馆找到我，我用的是冯·克拉姆伯爵的名字。”
“我会及时把事情的进展情况禀报给你的。”
“那太好了，否则我会急死的。”
“那么，钱的事怎么说？”
“随你要多少。”
“随我要多少？”
“跟你直说吧，只要把相片弄回来，我可以割一个省给你。”
“目前我的开支呢？”
国王从他的大氅下面，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羊皮袋放在桌子上。“这里面有三百镑金币和七百镑现钞。”国王说。
福尔摩斯在笔记本上草草地写了张收条，撕下来递给国王。
“那位小姐的地址呢？”福尔摩斯问。
“圣乔伍特，赛彭泰恩大街，普里奥尼大院。”
福尔摩斯把地址记了下来，“还有个问题，”他说，“相片是六英寸大的吗？”
“是的。”
“那就再见吧，陛下。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给您的。”
当国王的马车已经走远的时候，他接着说：“再见了，华生，我想让你明天下午三点钟来，我有事跟你说。”
第二天下午三点整，我到了贝克街，可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房东太太说，他早上八点左右就出去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壁炉旁坐了下来，耐心地等他回来，因为我对这件事非常有兴趣了——虽然它没有我记录过的两件案子那么残忍与不可想象，可它的性质和其委托人的身份，使它特别起来——此外，福尔摩斯敏锐的观察力和严密精确的推理，以及他办事的速度和方法都让我很有兴趣去研究。他的成功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所以，我从没想过他可能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