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帆》文学编辑部，办公地址在江边高高的七层楼上。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江，在玻璃窗上流淌。铁轮船喷吐的浓烟，大木船摇晃的樯桅，小舱船鼓起的白帆，都在玻璃窗上留下了投影。近几年随着山区经济生产的开发，航运紧张了，船只增多了，原先比较冷清平静的江面，如今显得繁乱拥挤起来。我们不用细看，玻璃窗就像一架摄影机，天天拍摄着江面上的情景，天天向我们汇报着飞速发展的形势。
玻璃窗内，二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错杂的置放着五六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堆积着小山样的稿件，山的后面有一颗颗低垂的脑袋在看稿。瞧，东墙角那位鬓发斑白、身体有些发胖的老同志，叫顾文，他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千起了编辑工作，先编报纸副刊，后来突遭厄运，弄下乡去劳动锻炼，平反后才调到新创刊的《新帆》编辑部来工作，他看小说稿，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西墙角那位戴眼镜、脸色白净、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叫甄平，是前年毕业的中文系大学生，他写的评论活泼老辣，时常有新的见地。门边的那位宽肩长腿，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人称大姚，他原是一家工厂里的业余创作骨干，写的散文在全国得了奖，我们便把他调来当散文诗歌的编辑。最年轻、最漂亮、最风流、最能为编辑部长精神的要数南墙下的姑娘艾雪了她今年才从美术学院毕业分配来编辑部，浑身带着现代派的味儿兼学院派的高雅。编辑部这问灰白色的大房子里，只有她那一方领地是鲜艳的。整个一面南墙，钉满了她涂抹的色彩缤纷、形状多样、图案各异的作品。她好动而坐不下来，蹦来蹦去，从各个角度欣赏她的大作，只见金环儿在耳下晃摇，项链儿在胸前舞动，仿佛有一个美丽的精灵活跃在多彩的背景上。至于临窗而坐，面朝大门的我，为什么被任命为主编可能是我一有学历，二有作品，为人持重，另外有个三十多岁的老不老、嫩不嫩的年龄，所谓“中间”力量吧。
五条笔杆子一问房，这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全部人马装备和家当。
房子虽说挤了点儿，但总属于我们的了。想当初创刊之始，长年租用招待所，每年拿出不少经费去付房租，并且还常受气。去年经市委书记亲自批示，总算在新建的图书馆大楼的七层上分给了我们一个窝。位于半空中又没有电梯，每天上班如爬山，累得人直喘气。老顾年纪大点儿，中途还需歇几次才能上来。
可喜的是，编辑部的同志们都比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办好刊物，不太讲究条件的优劣，每天就这样往上攀登、往上攀登。爬完楼梯，接着又爬稿山。
“头儿，请你看看又一杰作？”随着话音，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不用看听这脆声，闻这气息，就知道是艾雪飘过来了。我放下笔，抬起头。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张画有图案的硬纸片儿，笑吟吟地站在桌前的，其实内部大家很随便，我不惯于发号旖令摆架子，他们也不愿把我当做什么领导抬起来。有事大家好商量。
时间不多了，再过半个月就该定发明年第一期的稿子。经上级批准，我刊明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发稿量和内容等等都应有所变化。究竟怎样变化，需要大家在一起研究。
明天就开编务会吧。
编务会上，主要的分歧是关于明年办刊的倾向问题。
大姚拍拍桌子，理直气壮地说：“咱们应该多发通俗文学作品，每期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适合读者的口味儿，发行量才能上去。这是目前的行情，不能闭目不见。”
甄平扶扶眼镜，充满激情地说：“从当今世界文坛的状况来看，叙事性的口头性文学早已衰退；抒情性的，充满哲思的，描写情绪和感觉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我们应该向上看齐，发表高雅的文学作品，把刊物办得有新意有份量有深度有寻味。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
老顾叼着烟斗，慢条斯理地说：“咱们刊物的方针是培养扶持本地业余作者，为他们提供园地，所以尽量少发外稿。本地作者写了什么，就登什么，不必提前划地为牢。”
甄平站了起来，立即反驳：“这不是自然主义嘛，我们应当引导作者，提高作者才行。”
大姚也持反对意见：“不发外稿，质量上不去，发行数更成问题。”因我们人手少，由大姚兼管发行事务，所以他口口声声忘不了职责。
老顾不吭声了，依然叼着烟斗，微眯着眼，做沉思状。
这些事似乎与艾雪根本无关，她操着铅笔在速写上为各位同事画着漫画像。把老顾画成个弥勒佛，一根烟斗闪金光；把大姚画成个金钢大将，一支钢笔似长矛；把甄平画得只剩下两只眼镜，镜片上映现着整个世界；我呢，在她的笔下成了个手摇羽扇、头戴纶巾，身穿西装、足蹬皮鞋、古不古、今不今、土不土、洋不洋的一介书生。
“小艾，淡谈你的意见。”我点她的名了。她把笔一扔：“各位的高见我都赞成。”大家哄一下笑了，因为我们的发言讨论她根本就没听进去，不知所云自然难答其问。
她瞪了一下眼睛：“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能刊登赤身露体的美人像，这是污辱女性公民，把妇女当做商品工具，招摇过市，与旧社会的妓女卖淫没多大区别，不同的是过去淫的是肉体，现在淫的是精神。真让人目不忍睹。”
小艾的话是不是过于严重了呢，难说。不过她的发言却像石头一样砸在我们这些男性公民的心头，让人喘不过气儿来。
一最后，我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办成通俗文学刊物，可能读者多，发行量大一些，但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我区作者水平的提高。按甄平的意见，向世界文坛看齐，好是好，可读者面太窄，只能由那些资本雄厚、作者实力强的中央或省作协、研究单位来办才行。我们嘛，力争把刊物办得丰富多彩一些，就是说既要有高雅的纯文学作品，又要有通俗可读的配料，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兼顾起来。
我的意见，似乎是综合大家的观点，来个折中而已。如此这般，不成了一锅大杂烩吗？但我们地市级的小刊物，只能这样。大家非常清楚面前的事实，也理解我这个主编的心情，便不再说什么了。
刚端上饭碗，忽然听到“咚咚咚”地敲门声。妻子走过去开了门，问：
“找谁？”
“主编在这儿住吗？”来人问。
我扭头去一看，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农村青年站在门口。他一身粗布衣眼高高挽起的两只裤腿，溅满了点点泥星儿。脚上的草鞋，有几个耳子已经踏烂了。他身材瘦削，靠在门槛上，显得疲惫不堪，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了长途跋涉辛苦的人。
我应道：“我就是，你有事儿吗？”
“我来送稿子，拜老师。门房说你住在这里？”
“那，请进屋吧。”我只得放下饭碗，站起身来。
他应邀进来了，小心翼翼地在钢管椅上坐下，但却紧缩着身子，尽量避免衣服上的泥垢弄脏了什么地方。
妻子倒来了茶水。我们交谈起来。
他说他住在山中的一个地方。这地方我听人说过，在很远很远的莽林深处，那里没有大路，不通车辆，它在偌大的县地图上也只不过是一个笔尖儿大的黑点儿，前几年曾饿死过人，穷得够呛。他呢，就从那偏僻的一隅走来。
他说他是初中毕业生，爱文学爱得发疯，立志要在这方面搞出成绩，来改变自己恶劣的环境。但他男路不通，报纸刊物根本看不到，连信件也难以投递。他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对它寄予很大希望，决心亲自送到编辑部来。他一身轻装，挎着稿件，背着干粮，匆匆上路了。饿了，嚼几干馍；渴了，饮几口泉水；乏了，借农家的草堆躺一会儿。步行了三天半，涉过多少水，翻过多少山，流了多少汗，才来到城里。
说罢。他从破旧的挎包里掏出一厚叠稿子来。这是什么样的稿子啊，蚂蚁牵线一样密密麻麻的字儿，爬满了小学生用过的作文本的背面。他这种“大作”，是编辑们最头疼的“宝贝”。大刊物的大编辑们，可能拒看这种稿件。但我得接下它来，因为它的份量太重了。
他又开始滔滔不绝的谈他的构思，他的创作手法，我却一句也没听进去。望着他这二十多岁应该是很年轻的可已长满黑胡茬儿的面孔，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
他可能意识到什么，突然停止了讲述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我问他今晚在哪儿住？他说准备去车站的候车室或者电影院的门厅里坐一夜。
我让妻子打开楼下的那问绪藏室，支起钢丝床，请这位投稿者晚上在里边休息。不管怎么说，编辑与作者之问，先天划定是有缘份的。
安排好以后，妻子开玩笑地说：“你这位主编当的真到家，不光管看稿子，还要管作者的住宿。”
我抱歉地笑了笑。幸亏她也是艺术创作界的人，知道个中甘苦，要不恐怕早闹起矛盾了。我的家里从来没断过业余作者的拜访，就连星期天也别想安宁，妻子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支持我的工作。这一点我深深地感激她。
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我想着这些患了严重的“文学病”的人感到非常焦虑。今天来的已不是第一个特殊的投稿者了，半年前有一位小青年寄来一篇稿子，并附信说这是他的第一百次投稿，如果还不能发表，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为安全起见，我们只得立即给他所在的单位领导打电话报警。上个月。我们还派编辑去×县看望缫丝厂的一位女工。这女工三十多岁了，也是立志要在文学创作上搞出成绩后才结婚，为了写东西她断绝与一切人来往，搬出集体宿舍，住在一个窄小拥挤充满霉气味儿的废品房里闭门造车，结果病得不轻。还有一位我刊的老投稿者，是个贫困山区的小学民办教师，十多年来每封大小稿件都用挂号邮寄，他写的很多，每周寄一篇。算算需要多少邮费？我们去信告诉他不必每次挂号寄，一般都能收到。他回信说作品犹如他的儿子，寄平信容易丢，他不放心。有一次为照颐情绪选发了他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歌，他又用双挂号寄来四页纸的感谢信。凡此种种，新闻太多，让人又好笑又心酸。唉，文学这条道路从远古延伸，到今天变得这般拥挤，达到参赛者的高潮。但是跑到前边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要为此而贻误青春。
想到这儿，我深深地感到编辑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能辜负业余作者们的期望，只有认真地办好刊物才对得住皇天厚。
然而，当今的文学事业是多么艰难，多么艰难呀。第一期稿子总算定下来，发往印刷厂去了。
内容虽是个大杂烩，但有几篇小说和故事质量还不错，另外，又想尽千方百计弄来几位青年作家谈创作的文章压阵，我可以放心了。
正在拟定今年作品评奖的标准，办公室门边的电话铃响了，大姚拿起耳机一听，朝艾雪喊道：
印刷厂的，小艾，你来接。
艾雪是美术编辑，刊物的排版印刷事务当然由她负责。她接过耳机：“喂，什么事？”
那边不知说了句什么，小艾便朝我喊道：“喂，头儿，你来接。”我只得放下手中的活儿，走过去接电话。
原来是印刷厂生产科科长亲自打来的，说我刊还有两期印刷费没交付，所以暂时停印，啥时候把欠款交齐，啥时候再排版。放下话筒，我愣在地上。上边拨给我刊的经费根本不够用，我原打算等下一年的经费拨来后就补上欠款，谁料他们却来个硬手段：停印。大姚在旁边也听清了电话内容，焦急地嚷道：“他们这一搁下，拖延排版，就会影响第一期的出版发行时间，真掐人脖子。”
无论如何不能停止排版，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印刷厂去协商、求椿神爷可要高抬贵手呀。
局长笑了笑，说：“你们这些文化单位，不挣钱尽花钱，让人头疼。我们从厂矿企业挖一点儿钱来，结果又补贴给你们了。饿肚子老是填不饱，可不行啊。”
我想申辩几句，可又怕伤了和气。老顾呢，笑而不语，打量着客厅，突然说：“局长，你这客厅宽畅明亮，收拾的不错，要是有几幅名人字画挂上，就更阔气了。”
局长点点头：“对，我正那么想着，以后如果有名家到咱市上来，你一定要为我求上几幅。”
“不用以后求，现在就有。”老顾拿出了条幅、盆景和三彩马，并很快摆在了客厅里最合适的地方。
客厅里添了这几样东西，顿时显得文雅华贵起来。局长笑眯了眼儿，连声赞赏不绝。
重新坐下，局长是个明白人，不等我们开口，就问：“我知道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啥困难，就直说吧。”
我将刊物欠款的情况汇报了一遍，然后递上要求追加经费的申请报告。局长接过申请报告，说：“为群众创造精神食粮，为国家培养文学人才，应该投资、应该投资。咱们市上就这么一个文学刊物，一定要办好。唉，我说老顾呀有困难早就该来找我，不就再要那么几千块钱吗，好解决好解决。”说罢，他在申请报告上签了字儿。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来的路上，我既感到满足，又有一种失落感。满足的是经费解决了，可失落呢，就那一幅书法条幅吗？当然不止。
几天后，银行通知我们说追加的经费已拨下来了。我们立即转给了印刷厂，窟窿总算补严了。
谢谢你，财神爷。
烧香也是一门艺术，一个创作啊。
书呆子办不成事。文学的步伐已经改变了样儿。
最使编辑头疼的人，一是频繁来访，不知天高地厚的初学写作者二是盛气凌人，得天独厚的名作家。
第一期排完了字，拼好了版，正在看二校今天突然接到本省一位走红的青年作家的电话，说他那篇谈创作的文章需要修改，暂时不要发。
怎么办？把稿子抽下来吧，补稿问题倒不大，但得与印刷厂磨牙交涉，另加排版费。干受印刷工人的冷言冷语，还要拖延出版时间。
不抽吧，这位作家可得罪不起，今后不给稿子倒不打紧，可他在省上还担任有一定的职务，若在什么会议上的讲话中，或者随便什么文章中砸你一下，就会毁掉刊物的不少声誉跟着还有许多连锁反应。
大作家得罪不起，只有抽稿。我选好了字数相当的补稿，让艾雪送到印刷厂去。小艾虽撅着嘴，但接受任务从来不讨价还价，立即骑车走了。
清样打了出来，待校完改过之后，就可以开印了。但在确定印数的时候。我们不禁大吃一惊：根据邮局报来的征订数，新的一年里，我刊订户下降了三分之一。
怎么回事呢？问过邮局发行科之后，才弄明白，原来各地邮局都接到通知，地市级刊物只能在本省内发行。
这时，编辑部又收到外省几个老订户的来信说我刊的名字从他局的报刊目录上消失了，询问是什么原因？
一切都明白了，看来刊物又面临发行的困境。
大姚感到气愤不平，给《文学报》、《文艺报》、全国作协文联和邮电部等单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进行呼吁。看来无济于事，还是自己想办法才行。大家一讨论，决定开发多种渠道，除通过邮局，编辑部决定打广告增设邮购业务，另外再与个体发行户、报刊书摊联系搞零售。
我们一边通知厂仍按上一年的印数开印，一边派出大姚和甄平带着第一期的内容简介和发行合同，一南跑马出差。今天收到大姚和甄平的分头来电，出乎意料，发行量大大上升，看来还得。
我们给印刷工人送了点儿年历、画片、书籍等东西，他们很高兴，便同意加班赶活儿。第一期刊物总算按时出版，很快发出去了。
星期天中午，我和妻子领着子上街去采购东西，我还想顺便去看看刊物的零售情况，心里总放不下。
大街上行人很多，肩挨肩熙熙攘攘像潮水般的往前涌流着。经济搞活了，农民可以进城做生意，工人可以停薪留职经商，城市里的流动人大大增加，处处显得拥挤不堪。报刊摊点更多了，隔不远就有一个。每个摊前都围着一群人，看来经营报刊的零售业务并不是无利可图呀，要不为啥这么多的人甘愿坐在太阳底下闻油墨？真是有的人为这些印字的纸儿奔波焦虑，有的人则利用这些印字的纸儿取利发财。报刊商品化的倾向，在今天变得这么严重，究竟是不是好事呢？
电影院门前有一个最大的零售点。妻子拉着小儿的手去排队买晚上的电影票，我就站在摊前观看起来。只见很大的一块木板上摆满了各种刊物，一排排一个压着一个，每份刊物只露出印着刊名的脑袋，有的龙飞风舞笑弯眉，有的经板着脸；有的高雅堂皇气势大，有的奇异神秘魅力强；面对读者统统做吸引状。
一听这消息，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这是全国一家有影响的大型选刊，小说被选用，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也抬高了我刊的身价，让人怎能不高兴呢。我看了看老顾，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喜形于色，连艾雪这傲慢的丫头，也眨动着美丽的眼睛。
只有甄平不以为然，他扶了扶眼镜，冷冷地说：“自身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抬高。”
下午在宣传部，一位相好的同志向我透露说，有人告了我们的黑状，说我们利用刊物来拉关系，说我们滥发编辑费和奖金，说我们向业余作者勒索钱财，说我们编辑部有桃色秘闻等等。
我的肺快要气炸了。我们在出力流汗办好刊物，一些人却用挖墙脚打黑枪来给予报偿，让人感到十分委屈和忧伤。我知道，这是某个想来编辑部掌权的人搞的鬼。
这个权我还不想掌呢，它既艰难又无多少利益可图。要不是对此事有兴趣再加上责任心，我们早就改行了。
一气之下，我向上级呈交了辞职申请书。
对于告黑状的事，宣传部专门派人做了深入调查。结果澄清了一切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最后，部长亲自找我谈话，不同意我辞职，并要求我好好干下去。
想卸担子又卸不掉，只好艰难地往前走。
窗外，浩瀚的大江夜奔流着，无数船只扬帆前进。
窗内，大家又坐在桌前，翻越着稿件的山，编造着我们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