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季的一天，过从甚密的挚友、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一六九部队天津苗木基地场长兼政委的纪连祥，请我在闲暇时到他那里散散心。连祥与我相交多年，而且又属“神交”，彼此重情淡利，谓之“气质”相同。另外，我们两个人也属“同病相怜”——彼此都患有糖尿病。连祥知道我已因身体欠佳提前六载退休，退休后在家依然笔耕不綴，而且写起作品来像个“拼命三郎”（他是从我不断送给他的出版的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所以，出于关心，促我前往。
当时，我刚刚写就一部反映东欧华人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梦断东欧》。前不久，因患热伤风而发烧几日，后又咳嗽不止，经打针服药，方得以化恙为愈，加之酷暑溽热，身心疲惫，家人坚决制止我再写什么，所以颇有些无所事事之感，故而来了个“恭敬不如从命”。
到了连祥的辖地，顿觉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
连祥任政委的这个苗木基地，过去叫农场。农场，顾名思义，就是种植农作物的田畴。用后来的话讲，主要为丰富部队的“菜篮子”而生产些稻谷和藕什么的。在连祥来农场前，由于沿袭过去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的演化中，基本上是连年负债经营。为此，连祥曾鋳躇满志地与我谈过多次，要“穷则思变”，锐意创新，根据农场的基本条件另辟蹊径，力图寻找一种符合国家发展趋势的生产经营项目。由此可见，他的观念很新，魄力大，思维颇有点“前锋”，力图有所作为。两年前，听说他在搞苗木种植，而且还成效不小。可是今日一见，要比预料的气派得多，壮观得多，前景也广阔得多。
当我站在苗木基地的湖心岛上，鸟瞰几十万株属于高科技品种的一年栽三倍体毛白杨苗圃那粗如拇指，高逾四米，横看成伍，竖看成行，挺拔茂旺，英姿勃发的毛白杨，颇似威武雄壮的军阵，森严壁垒，气冲霄汉，令人喜不自禁。
我在与连祥交谈中，颇想解读其取得如此骄人业绩的“秘笈”。
为人坦诚的连祥，在谈及他的奋斗足迹时，欣喜地讲到多亏遇到一个钟子期似的知音，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园林绿化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张万钧。
连祥一谈及张万钧的名字，目光中飞溢而出的神色，充满了对其由衷的赞誉与敬佩，故而“话匣子”一如大江东去的波涛，洪流滚滚，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他言及他们如何相识，如何谈到采用“军民共建”形式在农场的千亩大田创建苗木基地一拍即合，又如何“英雄所见略同”地将苗木基地的所选苗木定位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品种上，又如何多次到北京“探营”，最后选定三倍体毛白杨，等等，不一而足。
听到连祥提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发区园林绿化公司经理张万钧，我从内心顿时涌动起一种割舍不去的亲和感。
那是1992年，国务院文化部所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策划要出版一套“中国经济特区开发区纪实文学丛书”，时任该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李文合和副主任的蔡志翔二位文兄找到我，定要我担负撰写一部书的任务。当时我担任中国侨联机关刊物《海内与海外》杂志社主编，此杂志由“白手起家”创办一年多时间，刊物的整体品味还未完全定型。再说，杂志社又实行的是主编责任制，编辑、发行以及人、财、物等都由我一人主管，诸事杂沓，可谓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由于李、蔡二位文兄诚恳相约，实在不好意思推辞，只好选择了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另外，我所以选择天津，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即听说当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名叫叶迪生，是个归国华侨，与中国侨联有着“血脉相连”的亲情关系，我身为中国侨联工作人员，去了以后讲明“身世”，相信会得到他的关照和支持。有基于此，几个月后便问世了我与当时担当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兼公共部部长的田贵明合作写成的《拓荒者的恋歌》一书。当时，我在开发区采访时，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就是开发区为什么选在这么个鬼地方？这里，曾是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我国华北产盐重埠的卤化池。一年四季，除了白花花的盐砣和灰茫茫的海水，居然连抗盐碱性能很强的芦苇和柽柳之类的植物都不能生长！后来在采访中方得到答案，这里不仅水陆交通便利，而且地价也极为便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不与民争田。应该说，这后一个原因，在我国可耕土地每年锐减，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当时的决策者们还是很有超前意识和战略眼光的。那时，尽管这里的客观条件比较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众多的开发区中各项综合指标还是名列前五名。当时提及开发区中的佼佼者，依次排列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律）。所以，采写开发区，主要是着力表现开发区的对外开发，招商引资，以及高速发展的经济增加率。所以，尽管有人也提及盐滩绿化如何如何来之不易，也听说开发区盐滩绿化奠础人张万钧的名字，但由于那时社会上的生态意识普遍淡薄，笔者也没有认识到盐滩绿化是开发区蓬勃发展的主旋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乐章，因此在《拓荒者的恋歌》一书中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写了一笔，这不能不说是此书一个难以补赎的缺憾。
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经过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的。这些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惨遭人为的破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年逾一年地向人类“讨还血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洪水泛滥，河流干洞，太阳黑子入侵，沙尘暴肆虐，水被严重污染，空气中充斥着可吸入颗粒物，人类倘若再冥顽不化地恣意破坏生态，就将要被开除“球籍”！因此，植树种草，绿化山河，加强生态建设，不但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被列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因此，我在与连祥的交谈中，对他的苗木基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余认为，纪连祥与张万钧搞的这个苗木基地，决不是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益，而且也是着眼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人民解放军中一员的纪连祥，在寻找摆脱农场困境的生产经营项目的同时，之所以选定创办苗木基地，除了开发区经费给予先期投入的保障以外，还有一个不可置疑的原因，即一位普通军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这恰恰是连祥不同寻常的可贵之处。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不顾仍患小疾，激情满怀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一万余字的报告文学《绿色狂想曲》，发表在为部队广大指战员喜闻乐见的刊物《军营文化天地》上，事隔月余又被大型文摘类期刊《新华文摘》以《纪连祥的绿色畅想曲》为题全文转载。
由于连祥任政委的苗木基地是“军民共建”的产物，与其说是观光莫如讲是采风，连祥曾陪我到开发区游览了一趟。
殊不知，这次游览，又使我来了一次“士别三日”。如今开发区的园林绿化，较之1992年的绿化规模可谓是“鸟枪换炮”，难以同日而语。
1992年开发区的绿化，只是生活区的一两条主要干道两旁种了些白蜡树，再有就是原来开发区“管委会”院内栽种了几棵桧柏和规模不大的几块草坪。
而如今，整个开发区已开发的地面俨若一座园林生态绿化新城。看，为天津市之最的开放式的泰丰公园，疏林草坪，缓坡静水，绿草如毯，湖水湉湉，白鸽翱翔，不仅使人联想到“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抑阴路曲，流莺比邻”的世外桃源般的圣景。还有，具有高科技含量和各类名贵树种的泰达公园，有氤氲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雕塑公园，居住与休闲于一体的恬园、欣园、雅园、翠园、稚趣园和晓园新村，以及中西园林艺术合璧的开发区俱乐部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恍若到了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
连祥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开发区视察，都特地到了泰丰公园，并在此接见了张万钧，交谈中给予了很高的赞赏和评价。作为开发区园林绿化公司带头人的张万钧，在盐滩绿化中获得了很多奖项，其中不乏国家科技进步奖，最近他还荣获“全国十大绿化标兵”的称号，很值得宣传，问我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写写他。
我知道，连祥这番话属于“言者有意”。但是，从我的实际情况讲，一来身体状况不太好，对于写这种传记类的纪实文学作品我已经尝试了几部，它不仅受客观条件制约性太大，要做大量而细微的采访，写起来也太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较之写长篇小说难度要大得多，这次怕吃不消；二来，我深知像张万钧这样属于知识分子类的典型人物，最闪光的地方也是文学最难表现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作为是搞科研，攻克技术难关，这些素材在写作上被称为“死材料”。固然，张万钧从事的事也很神圣，他取得的成果也很令人肃然起敬，他的精神也不可为不十分崇高。但是，由于他从事的是盐滩绿化，“静止”的场面多，专业知识密度大，这是文学最忌讳的，所以就很不易生动地表现出来。故而，怕写了半天，力气花费不少，到头来不生动，缺乏“读点”而费力不讨好；再有，从时间安排说，已有国内一个著名画家和南非一个传奇式的女华侨多次找我，要我为其写传。尤其是南非那个女华侨，她是通过中国侨联的联络部和文化工作部找到我的，非常渴望她的传记明年在国内问世，而且主动表示给我提供到南非采访等相当优厚的条件。
怎么办？
我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宣传张万钧这种先进典型更符合“笔墨随时代”。一个有责任感和有良心的作家，应该时刻利用文学关注国家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时代需要张万钧这样的典型人物。
于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向连祥来了个“听者有心”，这也算是与连祥进行的又一次“神交”吧。
我这个人性子急。凡是应下来的事情，都务求尽快兑现。
所以，整个国庆节的假期，都变成我采访张万钧的时间，口问笔记，外加录音。
写传记，或者写纪实文学，最忌讳的是所写传主缺乏刀光剑影、九死一生的传奇色彩和惊心动魄的事件。
无疑，张万钧不是属于传奇人物。
那么，怎样有血有肉地表现出张万钧不平凡的事迹呢？
歌德有言：“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各种功能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体。”这就提示我们，在写人物传记中，要表现好传主的整体性，则需要紧密把握住传主的内在性和丰富性，多侧面、多视角地为“这个整体说话”。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王安石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也告诉我们，在表现传主的“浓绿万枝”中，要善于采撷一点“红”，并善于将点点“红”润染在一起，就会姹紫千红，春光无限。
所以，我在撰写张万钧的传记中，力图精心采摘其在盐滩绿化中活生生的片断和细节，并着力将这些片断和细节写得精道一些，细微一些，使读者通过这些形象的片断和细节来透视传主的志向、抱负、追求、人格以及节操，从而在眼前矗立起一个可视可感的张万钧来。
同时，我谨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立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其中的一个“情”字，道出了为文之旨。所以，我在采写张万钧事迹的过程中，力求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融入。应该说，我与张万钧年龄相仿，经受的人世沧桑大致相似，又同属于“知识分子”，奋斗足迹之艰辛坎坷也相差无几。所以，彼此之间无论是对人生的感悟还是对事业的执著，“共同语言”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撰写《大考》一节中，那种愤世嫉俗之情如烈火中烧。曾几何时，我在任《海内与海外》杂志社主编时，其心怀叵测者以所谓的“群众”名义莫须有地“举报”我“私立帐号”和“挪用公款”，而致使检察院将我当做了“大老虎”。那时，我可不像张万钧那样把置若罔闻的顶头上司想像得那么“美好”，对检察院的“职业辞令”也是不屑一顾，并继之拍案而起，因为我深知我的无辜与清白。结果，天理昭昭，法不惩善，事实证明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因此，我在撰写张万钧蒙受不白之冤时，如果不是一再控制自己燃烧的感情，是不会写得这么理智和策略的。但是，其中的真情实感，仍气贯通篇。
在这里需要言及的是，由于此书主要是写张万钧从事盐滩绿化所取得的非凡业绩，所以对他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前的经历涉猎不多，只是在个别章节中粗线条地做了勾勒。因此，或许不少感人的事迹没有涉及，实乃为着此书特色而不得不割爱矣。
我这个人或许对接受新鲜事物迟钝，不像许多作家朋友那样早“时髦”上了，以电脑取代笔耕，可我至今仍在伏案爬格子。此书两易其稿并请连祥部下武海峰、麻晓东用电脑打印成文后，一式两份，分送传主张万钧经理和连祥老弟二位“当事人”审定。张万钧经理多在具体事例和技术术语上做了纠误，连祥则在作品整体架构及文学的审美层面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不少修改补充建议，虽然这些修改建议需在几个关键部位动较大的“手术”，修改起来工程不小，但这些修改建议确属真知灼见，颇具“点睛”之妙，实为难能可贵。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一方斗室，奋力爬了六天“大坡”，新增文字逾两万余，头脑里被折腾得昏天黑地，时常误将午饭当早餐。虽然有些精疲力竭，但再重新审视，作品却增色不少，有几处似诗歌添了“诗眼”，光彩可人。同时，连祥还就本书第七章中的《大考》一节，特地邀请王延里、王礼红二位检察官，就本节事实的准确度及表述方式严格把关，足见连祥处事之严谨。在此，由衷地感谢连祥对本书倾注的大量心血，感谢其对朋友的真诚之谊。
同时，由衷地感谢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及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先生和国家林业局李育材副局长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此书作序。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在采写此书中，由于学识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加之有些“知情者”已结作古，颇为遗憾地不能够采访；有些“知情者”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难以采访；还有些被采访的“知情者”，谈得很“技术”，所以，难免有错失与偏颇之处，谬误之处或许在所难免，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与专家的赐教。
在这里，需要补遗的是，在此书稿写成后，欣喜地得知张万钧荣获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纪连祥也同时荣获全国绿化先进工作者，在此一并致贺。
2001年6月28日
改定于北京鹰瞰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