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钧到开发区来之前，虽然知道开发区所选的地点是个大盐板儿。但是，退海后的土质里究竟含盐量有多少，却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来个“要知梨子的滋味就亲口尝一尝”。
这天，他身穿还是在天津碱厂工作时发的藏蓝色劳动布工作服，骑着跟了他好几年的那辆半新不旧的飞鸽牌自行车，来到开发区的一块刚刚排完海水的泥塘边，挖了一团黑糊糊的泥巴，用带来的塑料袋装好，骑上自行车回到了家。
刚刚下班换好衣服正准备洗手做饭的井树庚，见张万钧手里拎着一团东西，脸上还一副喜滋滋的样子，就笑着问：
“怎么，今天捡到金元宝啦？”
张万钧没有完全听清，不禁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我说你今天准是捡到金元宝啦，要不你怎么高兴得都合不拢嘴了。”
“噢，对，今天是捡了个金元宝回来。给，开开眼。”张万钧嘴一乐，伸手将塑料袋里的泥团往井树庚面前一送。
井树庚一见塑料袋里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又有种说不出来的异味，疑惑地问：“什么东西呀，这么脏里咕唧的？”“这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张万钧说着撑开塑料袋。
井树庚看罢不由一惊：“你带回家这么一大块脏兮兮泥巴干什么？”
“自然是物有所用啦。”张万钧得意地一笑，“哎，咱们家的鸡蛋放在什么地方啦？”
“干什么？”
“用这些泥包上几个。”
“你想淹咸鸡蛋呀？”
“也算是吧。不过，我主要还是想看看这些土壤里到底含盐量有多大。”
“又是为了你那个绿化。”
“这叫卖什么得吆喝什么嘛。”
“你呀，干什么都这么投入。”井树庚白了张万钧一眼，那表情，与其说是对丈夫执著的工作精神的嗔怪，莫如说是夸奖。
张万钧来不及换衣服，手也不洗，水也不喝一口，接过井树庚递给他的鲜鸡蛋，蹲在地上开始用带回来的泥巴，团了又团，包了又包。
“行啦，包两个就得了。”井树庚见张万钧兴致勃勃地不肯停手，连忙制止。
“心疼啦？”张万钧向妻子一笑，额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掉。
“看你累的。”井树庚急忙拿过毛巾替张万钧擦擦额头上的汗，辩白地说，“谁心疼啦，你不是就做个试验嘛，有两个还不行？家里又不吃咸鸡蛋。”
张万钧表示感谢地向妻子一笑，随之脸上做了个诙谐的表情：“我这是夸你哪，意思是说你处处注意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谁用你夸。”井树庚心甜地一笑。
张万钧称赞井树庚勤俭持家，的确说的是事实。
这里，无妨从他们结婚时说起。
井树庚与张万钧燕尔新婚，正值“文革”的浪潮，风起云涌，惊涛裂岸，壁立千仞，几年前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四旧、立四新”的吼声犹言在耳。曾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后代的张万钧与井树庚的婚事，自然是怎么“革命”怎么办。
那时，张万钧的大姐张显荣已于1952年举家搬迁到天津市河东区铁路职工家属宿舍居住。张显荣的丈夫是铁路职工，一直在天津火车站工作。他们一家五口人只住一间十四平米的平房并一间四平方米的套间。这个套间，子女少的人家就用作储藏物品的仓库，像张显荣这样孩子多的人家，就作为了睡人的屋子。
那时，张万钧还在辽宁抚顺电瓷厂工作，所以他们的婚事就靠他大姐张显荣帮助操办。
张显荣将那个四平方米的套间拾掇干净，用木板支了张双人床，在外间屋与套间的门挂了个布帘，这个套间便成了张万钧和井树庚新婚之夜的“洞房”。
张万钧述说到这里，语调依然略有些悲怆地讲，他们的结婚比起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那还叫结婚么？除了简单的被褥，可谓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不但没给新婚妻子送什么贵重礼物，就是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她买。只是买了一些块儿八角一斤的水果糖和奶糖，还有两三块钱一条的香烟，以供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来了抽支烟，吃块糖。结婚仪式上，两个人原来上班穿什么衣服现在还穿什么衣服，也没有拜天地那么一说，只是给长辈人鞠个躬。不过，新郎新娘给老人鞠躬之前，先要手拿《毛主席语录》，当时叫“红宝书”，贴在胸口，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极虔诚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还要接着喊“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那时的《党章》上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副统帅。一面喊，还要一面将《毛主席语录》举过头。
张万钧新婚假斯还没满，便提前两天动身赶回了抚顺电瓷厂，井树庚也回了娘家。
从此，他们便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牛郎织女般的夫妻两地生活。
转年，井树庚生下了儿子张弘。
那时，井树庚和张万钧没月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足90元。
可是井树庚知道，张万钧独身在外，一日三餐大多在工厂食堂吃，花费大，所以叫他尽量少给她寄钱。可是她自己呢，带着儿子住在娘家，父亲早就失去了经济来源，虽然哥哥姐姐们也寄点儿钱来，但经济上还是相当拮据的。所以，她上要管老，下要管小，自己只能是节衣缩食，再苦再难也要自己忍受着。
井树庚有时候感到太难了，也想把自己的苦衷写信告诉张万钧，可是冷静下来一寻思，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呢？抚顺与天津千里迢迢，他又回不来，即使回来也是住上十天半月的就又得走，除了增加他的思想负担和花费，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张万钧第三年由抚顺对调回到天津时，已经快两岁的儿子张弘跟着井树庚到天津火车站去接他，居然不认识他。
张万钧看着儿子张弘以陌生的目光瞪着自己，井树庚几次催促他叫爸爸，他都喊不出来，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少顷，他眼圈湿润地一把抱起儿子，脖上的喉结一提一落，噪音嘶哑地对张弘说：“儿子，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
井树庚见状，鼻子一酸，急忙转过身去，大滴大滴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是高兴？是委屈？她一时说不清楚。
张万钧虽然与井树庚夫妻团聚，后来天津碱厂也总算分给了他们一间半住房，然而，他们不仅要白手起家，吃的穿的铺的盖的凡是过日子用的都需要添置，而且不久又增口添丁，生下了女儿张姬，由三口人变成了四口之家。增加一个孩子，比多一个大人花费还要多。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呢，从结婚到现在却分文没长。
大凡经过“文革”的人都清楚，在“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上面的心思全部用在了“革命”上。虽然在口号上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但“促生产”无疑被摆在了从属地位。因此，“革命”可以冲击一切，压倒一切，代替一切，甚至连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革命”了。因此，当时盛行一句话，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大浪排空，生产直落低谷，国民经济都到了全面崩溃的边沿，哪还有能力增加职工的工资？所以，“文革”十年，全国职工的工资基本上是“十年一贯制”，有的人甚至十几年工资没有增加一分钱。
张万钧一家在这种漫长的“穷过渡”中，没有出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一家大小出门穿的衣服还像模像样，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该交的交，书本该买的买，亲戚朋友的红白喜事儿该凑份子也凑份子，该怎么打理怎么打理，日子过得叫外人看着并不寒酸，张万钧的整个心思又都在单位的工作上，这就多亏了井树庚会算计。常言道：“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说的就是这么个理儿。
不过，井树庚谈到这个情况，心里不无伤感地说，张万钧刚到开发区时，很少回家，她有时去看他，就把女儿张姬锁在屋子里。那时，张姬才十来岁，她对女儿说，姬，妈妈去看看你爸爸。懂事的女儿紧抿着嘴唇，问道，妈妈，您什么时候回来？井树庚知道女儿一个人被锁在屋里胆小，于是就告诉她，乖，妈妈看看你爸爸马上就回来。张姬知道妈妈是担心爸爸的身体，于是说，妈妈，你去看我爸爸吧，我一个人在家里不怕。井树庚听了女儿这话，心里一阵发酸。她知道，女儿越是说不怕，其实越是害怕。可是，不把女儿锁在屋子里又怎么办呢？要是经济上富裕，花钱请个保姆什么的，不就不会把小小的女儿一个人锁在家里啦？可是，那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就只能委屈孩子了。
眼下，张万钧知道井树庚不叫他用从盐滩带回来的泥巴多包鸡蛋，倒不是吝借，而是一来做实验不需要那么多，二来真要腌成咸鸡蛋人们也不爱吃。塘沽这地方的人都讲究腌咸鸭蛋，还没听说过腌咸鸡蛋的。于是，他将两个用泥巴包好的鲜鸡蛋用张报纸团紧，放在室外的窗台上，然后拍拍手上的泥巴，幽默地说了句：“我要看看，究竟我有没有吃咸鸡蛋的口头福儿。”
井树庚仄了他一眼，讥诮地说：“还看什么？用不了一个月，保准叫你当咸鸭蛋一样卷大饼吃。”
张万钧听罢仍不相信：“是么？”
井树庚感到好笑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过去，塘沽这个地方家家腌咸鸭蛋，都是用这个办法。不信，你就等着瞧。”
果然过了没多久，张万钧打开包着的报纸一看，顿时觉得像是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蓦地闯进点着上千度灯泡的房间，眼珠被刺得发痛，眼帘条件反射地急速闭合，频频眨动，并吸腹隆胸，一口惊愕之气随之由丹田蓦地提到了嗓子眼儿。只见原来包成椭圆型的黑泥团，泛出一层银白，似霜，似雪，如膏，如脂，远看像个白绒球，近瞧似个水晶体，白中烁亮。他端详片刻，缓缓地将淤积在喉咙口的气团吁出：“呀，真没想到，这土壤里含盐量这么高哇？！”
张万钧立刻磕碎鸡蛋外壳，剥开，咬了块蛋青，品味地咂咂嘴，不由地点头：“嗯，是快成咸蛋了。”
“要不我怎么劝你，这里搞不了绿化呢！”
“看来，困难是很大呀！”张万钧脸色凝重，仿佛从鲜鸡蛋变成咸鸡蛋的过程得到郑告：要在开发区搞绿化，必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此时已有数据显示，在开发区选址的这片盐滩上，一米土体，平均含盐量为4.73%，最高达7%以上，为中国海岸带土壤含盐量之最。然而，植物对土壤的生长要求，一般含盐量最高不能超过0.5%。
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这片盐滩的含盐量，是一般植物生长承受力的十倍至十几倍。
看来，这里的确是绿化的禁区呀！
不过，此时的张万钧已是被刺激得如同一个血脉贲张的斗士，将义无反顾，持剑在手，挺身而出，奋力搏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