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人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24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时又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入夏以来我头一次产主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到处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比如说吧，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入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100个人当中倒有99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三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他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不过他又说希望不大。”这时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耸耸肩膀，“您不乐意知道我的看法，但我敢向您保证，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医务所。”
我的气愤传到她身上。她看我一眼，眯起眼睛，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后拿起一份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小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明确的看法。”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我的视线，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手脚，而您不去斩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头看我一眼，嘲讽地一笑。我继续说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从早到晚弯着腰干活，力不胜任的劳动害得她们老是生病，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心，一辈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求医看病，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重复这老一套。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只为了一块面包，成天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他们没有工夫考虑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本能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住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您到他们中间去，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却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您扩大了他们的需求范围，且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就得给地方自治会付钱，这就是说，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这一套我早听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们服务，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这样做。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叫人人都满意的。”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有丽达在场她总有点胆怯，一面说话，一面不安地察看她的脸色，生怕说出多余的或者不恰当的话。她也从来不反对她的意见，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散发充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这正如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您干预他们的生活，其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哎呀，我的天哪，可是人总得干些事情！”丽达恼火地说，听她的语气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议论毫无道理，她鄙视它们。
“必须让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给他们喘息的时间，使他们不致于一辈子都守着炉台和洗衣盆，或者在田野里干活，使他们也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能够更广泛地发挥出他们精神上的才能。每一个人在精神活动中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一旦您使他们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成为不必要，一旦您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到那时您将看到，您的那些书本和药房其实是一种嘲弄。既然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无聊的东西。”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您可以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无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可能一天不超过两三小时。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3小时，那么其余的时间我们都空闲了。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我们的体力，为了减轻劳动，我们发明各种代替劳动的机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一想，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人们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是自相矛盾的，”丽达说，“您口口声声‘科学’，‘科学’，可您又否定识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