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尔莎比他大3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登符堡州的海亭根。艾尔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亭根去玩。艾尔莎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住在柏林的父亲家中。也许在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是艾尔莎照顾着他，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个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艾尔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房里做饭，动作就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里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与米列娃相比，艾尔莎虽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理论物理学，但她深知爱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独性格，更何况有了一次婚姻变故的经历，能做爱因斯坦这位世界级科学巨人的妻子，她就满足了。她只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爱因斯坦，其余的一切，她都不加理会。
但在1917年年底，气候变冷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加重。他又患上胃溃疡病，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1918年4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做任何受累的事情。不久，在艾尔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
1919年6月2日，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40岁，艾尔莎43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尔莎居住的哈贝兰大街5号。艾尔莎文雅、温柔，像慈母一样，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风格。她喜欢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并以此为乐。爱因斯坦有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客厅、餐厅、卧室、书房、地毯、庄严的家具和精巧的小摆设，一般中产阶级家庭里的东西，这里也一应俱全。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每星期招待一次宾客，摆出一桌很像样的酒菜来。
爱因斯坦是过惯了马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给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乱糟糟的。可在哈贝兰大街5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连每天抽多少烟，艾尔莎都给他安排好了。
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窗明几净，充满一种舒适、温暖的情调。然而他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学事业、政治理想和生活习惯上，他都是一个勇敢的反叛者。在这个体面、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庭里，他像一个闯进门来的陌生人。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来，他会不穿袜子，把脚塞进那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在招待来宾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呢，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张，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对吗？”
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随随便便的衣服，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可这位主人完全不顾这些，我行我素。
从现存的许多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独特的魅力。对于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也足以使我们勾勒出他的特性。爱因斯坦在自己阁楼式的工作间里写作、阅读，而更多的时候在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缕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还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他的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了。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1929年3月4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50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与苦闷。可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他必须寻找一个地方，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于是他找到了哈韦尔湖乡间一个花匠的朴素农舍。为了免去一切风险，他在生日前几天就来到这里。什么佣人都没有，自己做饭。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通往花匠农舍的道路。这使他很快活，他一点也不管这一天全世界的报纸都发表有关他的文章，也不管这一天公众正在向他表示敬意！致敬电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雪片般飞来，电报的数量之多要用洗衣店的大筐盛送。邮局的营业员规劝他们的顾客：致辞本可以毫不困难地节俭些。大批礼物和成筐的电报一起涌来。这里有奢华的礼品，有异国的珍奇和怪异的物件——既有富豪们的馈赠，也有穷人的奉献。
爱因斯坦家里的人请一些朋友帮助打开那些包裹，只要一个礼品刚从盒子里露出来，艾尔莎立即匆忙去查看另外一个。“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告诉他收到了什么。”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混乱侵犯了他们的住所。
那天早晨，艾尔莎被电话铃吵醒了。
“你叫我吗，阿尔伯特？多妙啊。”她知道在爱因斯坦住的地方并没有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爱因斯坦说，“在我给我的助手的计算中有一个错误。”他恳请她去看一看，立刻改正那错误。
“但是，我告诉你，阿尔伯特……”艾尔莎打断他，她感到在电话另一边的他已变得不耐烦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妻子终于问道。
他不知道，他忘记他逃避的事情了。当妻子使他重新记起这件事时，他发出一阵笑声。“对生日太小题大做了，但别忘记我告诉你的事。”他放下电话筒。
下午，艾尔莎来到他的住所时，胳膊上挎满了礼品。他惊奇地看着她，再次忘记了早上的谈话。艾尔莎也惊奇地看着他，他穿着被她早已收藏得最严实的旧衣服。当艾尔莎告诉他，一个失业的男子省下几个镍币，给这位伟人送了一小盒烟草时，爱因斯坦深受感动。这种无名的挚爱的表示使他非常快乐。第一个收到他致谢回信的就是这个失业工人。
爱因斯坦的一家之规是一条经济规律，他讨厌数不清的宴会，在这种场合，知识分子互相麻痹。作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觉察某个邀请是借口，他就会不留情面地表现出来。
在冬日的一天，他去看望瓦朗坦，发现门厅里挂满了大衣。他自言自语道：“他跟我说是一次私人的便饭啊……”他边说边打算悄悄往回走。艾尔莎费了很大劲才在楼梯上抓住他，嘴里还喊着：“那里其实只挂着四五件大衣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