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各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批评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的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夜晚，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子剑术精，出剑迅捷如流星，不料空间一收缩，长剑变成小铁钉。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相对论热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在填补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怎么办呢？
爱因斯坦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了如此打油诗后，心里有些诚惶诚恐。人们即使受到他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兴，还喜不自禁地说：“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更多的是苦恼。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按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万分紧张。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个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
爱因斯坦说：“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呵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未对过去的信件做出答复。”后来，为了对付众多的信件，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一举多得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和照片。这样，既满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同时还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忙的信，爱因斯坦就自己复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和女儿帮忙。
但是，另一种面对面的麻烦则更使爱因斯坦不得安宁：
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式各样的艺术家都来找他。他们或者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名气去闯天下，或者想丰富自己的创作目录，或者想在历史上留下艺术家与科学家交往的动人佳话。对于这些人，除了被艾尔莎客气而优雅地挡走了部分外，余下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厅里来周旋应付了。爱因斯坦去日本途经中国上海的时候，瑞典驻上海领事给他带来了他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觉得突然，相反，他倒觉得十分有趣。在这以前几年，早有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学奖，同时，还决定把1922年度的物理学奖授予波尔。
1905年的三篇论文，每一篇都应该得一份诺贝尔奖，还有E=mc2，也应该得诺贝尔奖，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革命了，受到保守的物理学家的反对。像勒纳德、斯塔克这样的人，甚至口出恶语：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现在，评委会找到了一种聪明无比的措词：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是因为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和物理学方面的其他研究。
这样，对于支持爱因斯坦的人来说，由于一项较小的贡献而得奖，这更说明爱因斯坦的伟大。对于反对爱因斯坦的人来说，也可以自我安慰一番，说相对论是不配得诺贝尔奖的。真是聪明无比！“哈！哈！哈！”爱因斯坦笑出了声。
直到1923年7月11日，爱因斯坦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诺贝尔奖。1952年，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电话铃骤然响起，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你会接受吗？”爱因斯坦说：“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爱因斯坦说：“不，我干不了。”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秘书杜卡斯去接的。“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我会使他们失望的。”
当然，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这样重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梅塞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