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长期侵蚀下，政府越来越小，公共职能不断虚化，有的甚至失去了方向，而企业越来越大，大企业权力空前——直接影响一国的就业增减、科技创新、网络覆盖、业务外包、税收转移与市场稳定，此外还通过献金与游说影响政府政策、司法审判乃至国家立法，等等——而且还在不断膨胀，俨然成为“私人政府”，成为八面威风的“公司帝国”。如美国波音公司，一家民用飞行器生产商，当今世界仅有的两家此类企业之一，美国两大航空和军工企业之一。波音公司所拥有的权力、规模与主导能力明显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与美国政府一直有着极为复杂而密切的互动，有时候很难区分彼此。五角大楼所采用的相关技术大部分来自波音公司。同时，该公司的大部分研发费用则出自五角大楼，联邦政府是波音公司大部分重要产品的唯一买家，公司也正是凭借这种优势而顺利将产品推销到世界，获得准政府式的权威。
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 大企业、强盗贵族用其巨大的金钱力量，像磁铁一样吸引各类优秀学者与社会精英竭诚为其服务。发达国家的媒体近乎全部私营化，强盗贵族通过所掌控的媒体，完全屏蔽了普通民众与反对派的声音。例如，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英国报纸30%以上的发行量，旗下的报纸包括《太阳报》和《泰晤士报》，其读者群跨越各个阶层，保守党与工党甚至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都要向他示好，默多克由此被称为“幕后总理”。多年来，被强盗贵族所吸附的学者炮制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企业，在由企业控制的市场上，一切都可以交易，包括爱情、性、儿童甚至是良心；努力让企业被视为“自然人”而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延伸保护公民的《权利法案》能够覆盖企业。在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块净土能够逃脱公司帝国的操控。1876年美国总统海斯（Rutherford B。Hayes）曾这样批评道：“这是一个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的政府”。大企业业已成为“封地”遍及全球的“领主”，21世纪的全球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治、跨国公司享的世界。一切政治家、社会精英、优秀学者纷纷屈从企业，向金钱磕头鞠躬，时时处处生怕没有跟随吹笛者的节奏起舞。
大企业俨然成为“私人政府”大企业在产品、工资以及价格等方面对市场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此外也不断增加对政治事务、公共政策、民众观念的影响。大企业通过控制就业这一谋生手段而操纵社会大多数。为了获得一份工作、一个职位、避免被时代遗弃的可怕命运，人们往往不得不全盘接受企业雇主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有些要求是政府连想都不敢想的，涉及员工的方方面面，如服饰、言谈以及思维方式等等必须与“企业文化”（新强盗贵族可以随意修订的清规戒律）保持一致。有的企业甚至规定可以随意查看雇员的办公桌抽屉和电子邮件，在规定的时间上洗手间。繁杂而严密的规章制度，使企业俨然成为“国中之国”、“私人政府”。美国的金融史学家罗恩·切尔诺称，花旗集团改变了我们对于企业规模和国家界线的认识。问题是政府有多种力量监督与制衡，而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普通民众可以随意批评、咒骂甚至控告他们的政府，但是企业员工绝对不可以非议他们的老板。
“影子内阁”与“公司帝国”一些大企业不仅富可敌国、权势倾国，而且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加入了不同的国际联盟，如美国国际商业协会、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国际商会等，由此织就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网络。在联盟的协调下，在“完全一致的游戏规则”下，成员企业往往采取特定的经济政策与政治策略，从而成为一国经济的“影子内阁”。强盗贵族不仅明修栈道，而且暗度陈仓，目的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迪斯尼公司与麦当劳公司两大企业巨头之间就建立了长期交叉许可合作伙伴关系。迪斯尼乐园内随处可见麦当劳餐厅，而麦当劳餐厅内则充斥迪斯尼广告，这种联盟很自然地把世界儿童引入“电影+汉堡”的生活方式，由此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也很自然地按照由迪斯尼塑造出来的美国价值观来行事。因此，企业在挥舞商业大棒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向世界广布自由主义之道，由此塑造了一个个正在超越越来越多国家的“公司帝国”。
长着多个触角的政治章鱼 大企业、强盗贵族可以通过各类基金会，抛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报告，或者直接搭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台。他们通过贸易组织、游说团体、政治献金来进一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立法活动。例如，贝尔电话公司通过游说华盛顿政客，改写了《放松电信监管法案》的有关规定；默多克通过向美国众议院时任议长金里奇预付450万美元的稿费，而成功影响相关电信法案尽早在国会通过。大企业通过向政客捐赠“软钱”，愈广愈深地控制着国家，1996年美国大选，大企业投入的资金超过20亿美元。政府本身是作为企业权力来源而存在，作为企业监管与制衡的力量而存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也变成了一个股份公司，谁在该公司里的股份越多，谁就拥有更多乃至绝对的权力。政府从制约企业权力扩张的最前线，转变为大企业的忠实保护神及其国际市场开拓的急先锋。政治舞台成为商业利益的避风港，政府的公权与企业的私权界限越来越模糊，20世纪20年代美国前总统柯立芝的名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正是由于大企业、强盗贵族的大量介入与深刻影响，政治业已成为一项昂贵的、商业化的与资本密集的行业，普通大众越来越消费不起政治。因此，在西方大众对政治的热情持续降低，民主投票的参与率越来越低。
企业在无声地收购国家与政府 中国古代有一个笑话故事，叫“齐女两摊”。说齐国有一个媒婆要给一个女子找婆家，说村东富家子弟，品行不好，不务正业，而村西穷苦人家，忠诚老实长得好。她告诉该女子，若选择村东的摊开右手，若选择村西的摊开左手。女子思考片刻，然后摊开双手，羞涩地说，“我到村东吃饭，到村西睡觉”。类似“此事古难全”的选择在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帝国则可以轻松实现。大企业可以在一个地方生产，另一个地方办公，在第三个地方缴税，甚至根本就不用缴税。1987～1999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英国赚了230亿美元，但是没有缴一分钱税，而该集团在全世界的平均缴税率也只有6%。与此同时，大企业还不断从政府那里获得减税、补贴。为了说服宝马汽车不要关闭罗孚汽车的长桥厂以保留那里1万个工作机会，英国政府曾直接表示愿意提供1.5亿英镑的补助。
在古罗马，由富人豢养的角斗士，会在竞技场内战斗至死；在日内瓦，或多或少由企业供养的政府，在WTO舞台上相互竞技，却无法自己决定它们及其公民如何生活和开展贸易。因为，大企业以及由这些企业联盟而成的庞大的企业网络最终决定着世界贸易。在自由经济理论的指导与影响下，企业持续做大，政府则不断变小，经济自由主义者还美其名曰“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被公众高度期待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之类的法律往往无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早已成为“银样镴枪头”。而且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案宗旨也发生了巨变，以前是保护公众权益不受损害，如今是保证其他大企业的利益不受“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另类大企业”的损害，防止市场效率的降低。在大企业、强盗贵族压倒性威权下，学者与一般媒体对反垄断的讨论也近乎销声匿迹了，他们要么是无关痛痒地吹毛求疵，要么是掉转头来批评“大政府”的随意干预。大企业、强盗贵族在降服西方母国政府后，开始向世界进军，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对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