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响事物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探讨是任何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虽然在这方面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困难得多。自然科学可以比较容易地控制变量并通过实验来观察和验证变量关系，而社会科学的多数研究基本上不能做到在可控条件下取得人类行为的事实数据，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活动无法通过试验来设计和复制，而且社会现象一经产生就具有不可还原和不可逆转性。“即使是最无情的集权政府，无论它在社会控制方面的手段如何有效，也很难对一个国家进行严格的科学试验。”但是，既然社会科学要研究和解释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即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准则对社会科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因此，为了解释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跟自然科学一样，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首先确立需要研究的一组变量，然后根据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对科学问题作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评价。
根据这个原则，笔者首先假定现状维持国的战略领导人确认某个崛起国构成了对其安全利益的威胁，即崛起国对现状维持国的挑战被视为既定。当然，这只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限定性条件，其实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情报来源的误差、意识形态的分歧、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甚至领导人的独特性格都可能导致国家之间无法正确或充分地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从而轻视或夸大别国的威胁并引起冲突。但无论如何，现状大国的制衡战略建立在对崛起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基础上，它需要判断崛起国究竟是安于现状还是颠覆现状。如果现状大国认为崛起国只追求有限和合理的修正主义目标（limited revisionist goal），并且不挑战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既存国际秩序，那么现状大国就可能通过承认崛起国的某些合理权益来换取现有秩序的稳定。反之，如果现状大国认为崛起国有用武力进行扩张来改变现存秩序的野心，从而对自己至关重大的利益构成威胁，那么就可能希望对崛起国实施遏制战略甚至对之发动预防性战争。本书要研究的是，如果现状维持国的领导人对崛起国战略意图的威胁性有明确的认知，它的战略偏好及其信号解读如何受到经济相互依存状况的影响，进而从中找到现状维持国的制衡行为模式。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s）有两个，即被威胁感（threat per-ception）和经济相互依存，其中被威胁感是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经济相互依存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在本书中，作为自变量考察的经济相互依存是指现状维持国之间以及现状维持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类型。不过，相互依存虽然是当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其含义却非常混乱，它几乎成了所有跨国流动事物的代名词，有时候它被当成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即人们相互联系的意识和观念；有时候则被界定为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物质条件形式，比如跨国公司和互联网。相互依存固然是所有系统都具有的特征，但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相互依存，它指的是“在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因此它既给国际体系的单位成员提供机遇，也形成制约。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是指国家间相互影响且都为此付出成本的一种状态，因而经济相互依存不仅意味着互相满足需要的互惠关系，也意味着彼此不满足需要的互损关系，也就是说处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的一面。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的：“当互动行为产生彼此都付出代价的结果时，就存在相互依存；当互动行为不产生付出重大代价的结果时，就只存在相互接触。”这两位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敏感性（sensibil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问题，前者是指维持相互依存关系而付出的代价，后者是指进行政策调整来改变相互依存关系而付出的代价。一个在经济上敏感的国家并不一定是脆弱的国家，国土辽阔、经济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敏感性。只要一个国家无法阻止他国对自己的经济伤害的时候，脆弱性的问题就发生了。理查德？罗思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则区分了水平型相互依存和垂直型相互依存，前者以经济体之间的人员、货币和商品的流动和交易作为衡量的尺度，后者以经济体之间的指数价格变动的相关性作为衡量的尺度。总之，对相互依存的考察主要应该看外部经济联系的中断将在什么程度上造成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比如对生产、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从而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辩论和动员过程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思克兰斯把相互依存定义为“一国的变化导致别国产生同样变化的利益联系”。这种利益联系既导致各方的高度敏感性，也导致行为体相当程度的脆弱性，从而因为政策调整成本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领导人的政策选择。
那么，如何衡量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呢？这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沃尔兹认为，存在着从单位（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测量。从建构国际政治理论的目的出发，他明确反对从单位层次来衡量经济相互依存，不过，他所说的体系层次的相互依存的含义却并不清晰。从沃尔兹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体系层次的相互依存大约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外向性部门的相对比例；二是反映在国际交易中的国家专业化程度。这两个因素与大国的数量呈现共变关系。但是，沃尔兹却又坚持必须从大国相互依附程度的高低来衡量体系层次的经济相互依存，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变量和因变量就使用了相同的指标，因此增加了其体系层次上国际相互依存衡量问题的混乱。
现有的专门研究经济相互依存的著作在量度经济相互依存时使用了包括国际贸易规模（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和国际投资水平、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包括生产的专业化以及关税、货币的统一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水平）以及金融利率和物价变动的相关性等为数众多的指标。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用上述指标来证明国际经济的发展是否导致体系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现象，而本书的目的是考察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战略，并不需要对体系层次的经济相互依存作全面的精确测量。因此，本书在衡量经济相互依存时主要考察大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水平即通过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或国外投资额与其国内总资产的比例，并参照利率等其他指标对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进行粗略的评估。之所以这样处理经济相互依存的测量指标，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的国家对外依存度有高低之分，完全对称性的经济依存是很少的，经济依存的不对称性是绝对的。但是，尽管如此，双边贸易或者投资情况大体上还是可以标志它们之间的相对依存关系。第二，对特定的国家而言，其对外经济依存度往往需要借助于对它的贸易结构、资金需求以及是否可以找到替代方等具体国情的分析，笼统地、不加区别地用贸易来衡量可能过于简单化。
把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作为独立变量来处理可能会面临的逻辑陷阱是：究竟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决定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还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决定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国际关系的发展史表明，当国家之间在安全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时，经常通过深化彼此的经济联系来实现战略接近的目的；反过来，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也会起到消除相互之间战略疑虑的作用。因此，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决定论的解释无异于想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上找到答案一样不可能。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关系的产生和终止都需要过程，对外开放经济固然非一日之功，因为利益内向性的集团可能会阻挠；而经济上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事实一旦产生又非领导人的一时冲动就能即刻消除，因为利益外向性的集团会反对，这中间会有一个时滞。由于利益集团不可能瞬间消失，它们就一定对领导人的政治动员能力构成限制，致使领导人在战略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它们的存在。因此，从静态的角度和探索因果关系的目的出发，有理由把经济相互依存状况作为独立的外生变量来考察，这是确立本研究的基本考虑。
因变量是现状维持国的制衡反应。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崛起国威胁情况下，现状维持国是作出强制衡反应还是弱制衡反应，或者是某种混合形式的制衡反应。所谓强制衡反应，是一种对抗性政策，即限制、围堵和削弱对象国力量的增长，从而形成对崛起国的有力威慑。所谓弱制衡反应，是一种和解性政策，即通过融合、让步和容忍来改变对象国偏好，努力把其网入双边或多边的制度框架和规范中，从而鼓励其对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来“社会化”崛起国的软性战略（也可以称之为绥靖战略）。强制衡反应形式包括在国内进行高强度的资源动员来增加国防开支和加强军备，对外缔结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同盟，向海外派驻军队，坚守防卫协定的承诺以及公开宣称对威胁进行遏制。弱制衡反应包括谅解协定、秘密条约、有限扩军、不结盟（拒绝承诺针对崛起国的安全义务）以及追求缓和、签署中立或互不侵犯条约等等。这两种类型的制衡反应仅仅是为了学理考察的需要而作出的逻辑上的区分，在经验事实上二者经常存在着边界的模糊性和过渡状态，国家的制衡反应往往是混合的，因为决策者通常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不过，经验边界的模糊性并不否定逻辑划分的有效性，毕竟逻辑划分为经验认识提供了必要的分析概念。
如前所说，要判断大国均势政治中的博弈者究竟采取何种类型的制衡反应，需要对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和他国对其行为信号进行解读而形成的对该偏好的认知给予理论上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