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对国际关系的考察，分析了经济相互依存在现状大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决策中的作用。那么，由此得到的理论结论如何解释和预测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态势呢？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将推行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呢？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界、战略决策部门和外交政策评论界的关注热点。
从本书的理论模型来说，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方面：一，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即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把中国视作威胁？二，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即中美经贸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
首先看看美国战略部门对中国的定位。
冷战结束的十几年来，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逐渐清晰化，这突出地表现在美国霸权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其他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实力差距。英国、法国、德国作为单独的个体的国力显然无法望美国项背，而作为国家集团的欧盟在经济总量上虽与美国不相上下，但军事和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上还是远逊于美国，这突出地表现在1999年北约欧洲国家必须依赖美国的军事能力来打科索沃这场战争。冷战后，俄罗斯的综合实力迅速下降，不仅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战略生存空间更不断受到北约东扩的挤压。中国综合实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有了巨大提升，但军事和经济总量不是与美国处于一个力量级别。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二，并谋求成为所谓军事上的“正常国家”，但不得不继续依赖美日同盟这根战略支柱和美国提供的核保护。
由于力量对比的失衡，国际政治的强权政治逻辑明显加强。继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大旗，掀起新一轮地缘政治的扩张高潮。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的再次得手增强了美国对自己军事优势的信心，基于能力建设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先发制人军事学说的实行，诱使美国及其影响下的其他国家使用武力门槛的降低，从而“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突出现象”，当今的国际政治仿佛重新退回到蔑视一切国际规条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时代。当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不是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而是确保既有的超强权力地位，巩固和扩大美国对世界的单极领导。在美国战略决策者看来，“美国在政治、外交、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直接关系着世界和平、自由和繁荣”，美国的战略核心就是要防止任何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崛起，并要处心积虑地制约和削弱系统内主要挑战国的实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综合国力相对于其他大国有大幅度提高，美国在选择“敌人”时就逐渐把提防的重点转向了中国。
但是，在中国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上，美国战略分析家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和看法。乐观派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彻底拖住中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和平了”。否定派认为，中国不满足于目前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因而“试图改变现状，而不是适应现存的、通常使强国受益的国际架构”。而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的“非敌非友”论和约瑟夫？奈的不确定论则认为，中国处于历史性的战略转型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国的崛起到底对美国是有利还是不利有待于观察，但“如果把中国视为朋友，中国就会成为朋友；视为敌人，中国就会变成敌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经历了1996年3月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峙之后，“中国威胁论”明显为美国战略部门所接受。1997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1998年度国防报告》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列于俄罗斯之前。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转型中国家，强调对中国实行“接触加防范”的政策，不过更重视对中国进行战略接触，意图通过国际规则来束缚中国的行为。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期间，称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继续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战略，但防范色彩更浓。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家安全日程发生重大变化，把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技术扩散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现实和潜在的最大威胁。但是，在评估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中长期威胁时，2001年9月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在新的地缘政治发展中，亚洲逐渐显露出大规模军备竞赛的现象，美国在东亚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个拥有巨大潜在战争资源的大国”。
2002年7月17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长达56页的《关于中国军力问题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评估，认为中国军费开支是公开宣布的4倍，对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提出质疑，把中国军队视作整个亚太地区的威胁。2002年7月15日，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美中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报告虽然把中国当作美国安全战略中的不确定因素来看待，但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经济和军事强国”，中国的武器扩散对美国在中东和亚洲的利益构成日益增大的威胁。这份报告甚至提出要对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进行实质性限制。
美国国防大学教授迈克尔？马蒂声称，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目标和利益处在冲突的轨迹上，鼓吹美对华政策必须是基于军事优势原则的强硬路线。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安全部门居主导地位的鹰派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部门对中国威胁认识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俄罗斯综合实力的下降以及立足于“韬光养晦”而退居二线并谋求与北约和美国的战略和解，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与西方的关系，从而相对凸显了中国作为“另类”国家的地位。在战略上，美国更重视处于上升中的中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的“威胁”。第二，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看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交锋日益表面化，把对方作为对手成为双方军事演习的重要内容，美国军方认为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中美军事冲突。第三，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回潮，主张在国际事务上更积极地采取单边主义的行为，对美国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与美国唯一超级地位相适应，美国战略部门中强硬派的冷战思维自然抬头，推动着美国进行全面的军事扩张。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带动，美国战略部门中的强硬派担忧中国前途的不确定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对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和现行体制的“危险挑战者”的认识有所强化，力图推动牵制中国发展的整体战略架构。“9.11”事件后，中美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了一些情报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给予了积极支持；中国适时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有助于缓解美国对华未来的疑虑，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得以延续，中美战略关系得到一定改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宣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是，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美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的怀疑和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敌视从根本上没有消除。
下来，看看美国对华经贸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流动更为迅捷。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重大突破，国际间交易费用的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更密切地建立在跨国基础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的加速扩张，使得国际间相互依存得到增强。这为中美经贸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有了长足进展。但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中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1990年，中美贸易额（进出口）只有198.08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到1163.16美元，是1990年的5倍之多。在美国经济增速放慢和市场萎缩的背景下，2001年中美贸易额仍达到创记录的1215.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7%。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由2001年的543亿美元增长到7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28.9%；2003年前10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达7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7%。不过，美国对华贸易依存度（对华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和经济依存度（对华贸易占GDP的比重）显然都不高，前者低于7%，后者基本上在1%以下（只有2000年和2001年超过了1%），这决定了中美贸易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中。从贸易构成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高附加值的大宗产品，2003年美国航空工业和芯片产业向中国的出口分别达20亿美元和24亿美元；但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纺织品就占了40%。据估计，在美国的鞋类市场，90%以上是进口产品，其中40%来自中国。这些低端产品贸易，对于美国维持低通货膨胀率和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逆转，美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替代的贸易方。而且，中美贸易的发展也往往成为美国国内经济调整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攻击中国的理由。2002年以来，中国在钢铁、彩电、家具和成衣等对美出口产品上就因为受到这些利益团体的压力而受到反倾销调查。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其盟友，与它们的贸易加起来超过了60%。
从投资情况来看，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FDI）大体上呈现持续升温的趋势。包括国际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英特尔、摩托罗拉等世界500强的美国跨国公司都增加了在华投资。据估计，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已经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比重的55%，其中美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不稳定且增速明显放慢，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绝对规模小，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更是偏低（基本上维持在1%左右）。2002年和2003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增长，2003年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要动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债券，才能保持资产的效率。另外，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需要大量的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甚至进口一些成套设备，这些产品很可能是从它的母公司，或者是整个集团的其他子公司来进口，通过价格的方式，把它盈利的部分转移出去。总之，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非常不对称的，中国在贸易、投资和技术上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度较高，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低，它与其盟国的相互依存远远超过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可以相信，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后，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美国的企业界自然不会甘于把“发展最快的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必然谋求挤入中国的庞大市场，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也必将扩大。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预测，由于美国的战略决策者把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战略对手的倾向从长期看不可能得到根本逆转，而中美经贸联系的密切程度和重要性还不足以改变和制约美国战略决策者的偏好，加上美国国内军工、科技和亲台势力等反华利益集团在售台武器上的利益结合，使得美国加大对中国军事压力的可能性增大，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将因台湾问题而激化。同时，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在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它们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尽管它们不会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中国的安全环境趋于严峻，未来中美长期战略关系更加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脆弱性和危险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调整和军事部署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理论推论相吻合。
首先，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开始了向亚太倾斜的进程。“9.11”事件的发生迫使美国安全部门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重新评估美国的安全议程，开始进行局部甚至全球的军事调整。美国固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把恐怖主义势力作为其首要的打击目标，但美国并没有弱化或忽视地缘战略攻势。相反，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的直接任务为美国军事战略重点东移赢得了意想不到的难得机遇。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争，获得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首次在中亚出现，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美国积极扩大了在亚太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存在，向东亚的军事投运能力大大加强。比如，增加航母和水面作战舰只，加强空军的应急进驻，在太平洋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之间增设协调机构。这些地缘战略调整旨在强化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以期产生对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可能行动的强大军事压力。
第二，强化与地区间盟友的安全合作，拉拢和联合有关国家，力图形成一张地缘网络来对付中国影响力的增强。1997年，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台，该指针虽然在日本是否因为台湾出现军事冲突时而协助美国的问题上有意“在周边事态”的说法上保持模糊，但美日同盟为台独势力在90年代的快速增长所提供的最终心理保障作用和美日同盟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的实质却是不言而喻的。1999年，美菲《访问部队协定》规定，美国有责任保卫菲律宾不受攻击。2000年3月，美国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同年9月，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邓尼斯？布莱尔提出在东亚建立遏制冲突发生的美―日―澳三边机制的安全区，即所谓亚太“小北约”。“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之名，为既定的“战略重返东南亚”寻找立足点。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通过提供后勤补给支援，日益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明显加强了在亚太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美印关系也迅速升温，美国取得了海军战舰在印度港口驻泊、维修、补给及军机飞越权。而美军进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大增强了向亚洲腹地的战略投送能力。
第三，利用台湾问题，长期消耗中国的力量和资源，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迟滞中国的崛起速度。美国把中国统一台湾的努力视为对现状的挑战，它要通过显示强硬立场来阻止中国的“野心”。有分析家认为，美国对台独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支持台湾和平独立，希望通过支持台湾独立引发中国的解体或是内乱，从而遏制中国的崛起。1996年，中国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时，克林顿政府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域，已明显昭示了以武力来威慑和遏制中国未来军事行动的政策倾向。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台战略变得“清晰化”，在向台出售进攻型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方面变得更加毫无顾忌。布什政府售台武器清单中包括了E2T雷达预警机、AH-64D阿帕奇长攻击直升机、早期预警先进雷达等高技术武器设备以及“小牛”反舰导弹和AIM-120型空对空导弹。2002年3月，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访美并与布什政府高级官员会晤，突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军事限制。美台更在情报信息交流、作战计划协同以及军事人员培训方面加强了合作。这表明美台军事关系正朝着公开化、高层化和机制化的实质性同盟方向发展。
第四，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和核讹诈。为了对付所谓“流氓国家”的攻击和削弱俄罗斯和中国战略导弹的威慑作用，美国耗费巨资推进全国导弹防御体系的实验。1999年，美国又拉日本共同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竭力把台湾编入这一防区。2002年3月披露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表明，美国考虑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时将有必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当然，从目前来看，美国的战略决策者还是希望尽量避免与中国的公开战略对抗，其对华遏制思想更多地体现出防患于未然的意图。一方面，通过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来威慑中国的“越轨行为”和防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展对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威胁”，这是硬的一手；另一方面，继续加强中美经贸联系，抢占中国市场份额，获取经济利益，并引导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规范来改变中国的行为偏好，这是软的一手。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在不放弃接触的前提下加强了在朝鲜核武器（防扩散）、国际反恐等重要安全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美国领导人还在不同场合表示，美国不反对中国作为和平和负责任大国的崛起。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其强硬遏制方面有所发展。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已经完全离不开外部资源和世界市场，因而争取较长时期的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成为中国基本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到国际体系中，接受现有国际秩序并谋求体制内的游戏规则的调整和改革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但是，正如张蕴岭所指出，接受现行秩序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利益表达，因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得到相应的外部安全保障。而在根本上，中国许多合理的具体利益要求将可能与美国的霸权政策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目前中美确立了所谓“合作伙伴关系”，而且“9.11”之后美国需要集中资源对付恐怖主义，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是，美国国内存在惧怕中国强大的政治势力，美国战略部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不信任，对中国成为挑战者的担心没有消除。因此，中国争取和平崛起与美国尽可能限制中国崛起的速度这对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茜卡？马修斯认为，“9.11”事件只是推迟了中美争吵。从长期来看，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所进行的军事部署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将成为中美之间战略纷争的来源，成为中美关系不稳定和可能恶化的因素。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和共同利益所在。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它为脆弱的双边关系注入了稳定的因素，为平衡两国的战略分歧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今后仍将继续发挥影响。但是，从中短期看，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不会大幅度提高，在美国社会不足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压倒性的对华利益集团，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还不足以使得中美关系形成一种不可能发生根本逆转的相互依赖（irreversible in-terdependence）。由于中美经贸联系对美国战略决策的制约作用还比较有限，如果中国实力继续增加和美国战略部门对华敌意上升，美国对华政策将可能表现出强硬遏制态势，因而无法排除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威胁和主动挑衅的可能性。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中国统一和崛起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来自美国。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家统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大程度上，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而实现国家统一甚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先决条件和标志之一。在影响中国统一和崛起的诸种因素中，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值得我们格外的重视。为了稳定中美关系，中国应尽量争取利用和扩大中美之间现有的共同战略利益，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在无涉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可以通过政策明示，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和平与稳定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助于减少美国对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后将试图把美国排挤出东亚的担心和由此带来的它对中国施加的安全压力。
第二，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需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吸引美国企业界对华投资和发展贸易关系，提高双边经济相互依存的平衡性，从而增加中美经贸关系所发挥的“压舱石”的战略稳定作用。如果中美关系建立在密切而坚实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就不得不受到经济因素的重大制约。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妥善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摩擦，防止经济矛盾泛政治化，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
第三，为了应付中美为台湾问题和其他战略分歧而可能发生的重大军事冲突，从自卫的角度，中国应该从最坏处考虑，应在遏制“台独”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显示不惜一切代价的强烈决心，增强中国军事威慑的能力；在国防上应投入更多的资源并自主开发军事技术，积极做好高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准备。只有拥有了有效的军事威慑能力，中美关系才有可能维持和平，中国的崛起才可能得到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