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之前欧洲均势政治的主角虽然是英、德两国，但英国在欧洲大陆必须联合法俄才能威慑德国。因此，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1906年至1914年法俄同盟的情况。
如前所述，法、俄两国在战前一直有密切的经济联系，1906年至1911年前后它们与德国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也得到较大增长，但1911年之后法德和俄德经济关系都明显削弱。
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推论，1906年至1911年，法俄对德反应较前将趋于软弱。由于利益外向型集团的制约作用以及政治领导人对于经济调整成本的担心，法国的制衡政策将受到诸多限制。而俄国领导人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需要外国投资和稳定的国际经济联系，也不可能对德强硬。对外部经济联系的敏感性决定了1906年至1911年期间法俄对德国威胁的软弱反应。1912年之后，法俄与德国经济关系恶化，它们对德国威胁的反应将转趋强硬。下面就看看这个理论分析能否经受得住相关史实的检验。
1906年到1911年期间，法俄关系松弛，同盟义务弱化。在1906年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俄国支持了法国的要求，但此后法俄同盟关系渐行渐远。1906年、1907年、1908年和1910年法、俄两国的总参谋部只是象征性地举行了会谈，没有任何实际成果。双方的战略歧见也在增加。1908年至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期间，法国不愿为波黑问题卷入战争。而作为报复，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俄国向法国施压，要它用和平方式解决与德国的冲突，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指出，“为了殖民地问题而发生的军事冲突不能引起我们同情法国的高昂情绪。”相反，俄国开始与德国接近。1910年沙皇与德皇会晤，1911年8月俄德又在波斯和巴格达铁路方案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德国保证不在波斯的俄国势力范围内谋求铁路、公路和电报线路的租让权，俄国答应不阻挠德国修筑巴格达铁路。法国对俄德接近非常不满，质问萨宗诺夫是否要把法俄同盟引向瓦解。
从1912年开始，法俄同盟重新紧密起来。1912年7月，在法俄两国总参谋部会谈中，俄国同意采纳法国主张的进攻性军事战略，承诺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星期里向德国发动进攻，并决定改造战略铁路网和增强陆军。俄法还签署了海军协定来补充先前的陆军协定，其内容是以海上力量来支持陆地部队。1912年8月，法国总理兼外长雷蒙德？普恩加莱访问俄国以强化上述军事承诺并讨论战争准备事宜。1913年法国通过了陆军法案，这是普恩加莱又一制衡德国威胁的重大举措。总之，从1912年开始，法俄通过强化同盟和增加军事力量，对德国的威胁作出了强硬反应。
1906年至1914年，法俄同盟对德反应的变化与法、俄、德之间经济依存状况的变化相吻合。但是，这只表明两者有相关性，还需要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法俄同盟对德反应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法、俄、德之间经济相互关系变化的影响。
如上所说，1906年俄国在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站在了法国一边。很显然，俄国立场有其经济原因。为了重组在俄日战争和国内革命中所欠外债以及维持金本位制，俄国急需得到外国资金援助。与德国资本相比，法国的金融吸引力无疑更大，这促使俄国在这次国际冲突中选择支持同盟伙伴。但是，随着法、俄两国分别与德国改善了经济关系，法俄同盟趋于松弛。对俄国而言，与德国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法国投资的重要性相对有所降低。而在法国来说，1906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条约签订之后，商业界和金融界的领袖强烈要求实行法德亲善和睦，因而直接促成了1909年法德协定的签署。
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爆发后，法国银行家担心法德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危及投资安全，于是大量从德国抽走资金，此外法德金融集团在巴尔干地区激烈的明争暗斗也助长了两国关系的紧张。而在俄德经济关系中，双方贸易的互补性下降，竞争性开始增加。这种变化促使了法俄同盟重新密切。由于支持与德国和睦的利益集团受到削弱，普恩加莱把法俄同盟与三国同盟的联系加以割断的目标终于得以实现。随着法德关系的紧张和安全忧虑的增加，法国投资界对俄国再度产生巨大兴趣。法国金融家积极向俄国提供贷款并认购俄国铁路建设债券，这与法国领导人要求俄国加强战略铁路建设和提高陆军实力的战略目标可谓是相得益彰。
总之，1906年至1914年，法俄同盟关系的发展与法、俄、德之间经济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期间，德国的威胁本来就存在，而俄国力量的虚弱使德国的威胁显得更加直接。但是，1906年至1911年，由于法、俄两国分别与德国经济联系的增强，它们反而对德国采取了安抚性政策，致使法俄同盟义务弱化，制衡德国无力。1912年之后，德法和德俄经济冲突增多，经济联系削弱，促使法俄对德国反应转趋强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