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6年到1914年8月，随着德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越来越明显，它对欧洲均势政治的威胁性越来越严重。俾斯麦时期，德国虽然极力扩张在欧洲大陆的势力，但由于对俄法结盟的忧虑，使其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此德国一再警告盟国奥匈帝国避免同俄国发生战争。但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明确表示，如果奥匈帝国因巴尔干问题同俄国发生战争，德国势必用武力支援。此时，法俄同盟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威慑德国了，英国于是成为欧洲大国关系中维持均势的关键角色。但是，英国领导人却采取了态度暧昧的骑墙政策。一方面，英国与德国展开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同时与法、俄缔结一种战略协约关系来平衡德国的威胁；另一方面，英国又拒绝明确承诺对欧洲大陆进行军事干预，同时采取措施谋求与德国关系的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认为有机可乘，因而发动军事进攻，把欧洲推向战争灾难。本章主要用欧洲均势政治的两个关键国家英国和德国的行为来进行理论检验，附带对1906年至1914年的法俄同盟的发展作简单的讨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导致了1500万人死于战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呢？就在大战爆发后不久，曾于1900-1909年期间担任德国首相的伯纳德？比洛去见他的继任贝特曼？霍尔威格，他有如下令人深思的描述：“贝特曼当时站在屋子里。我怎么能忘记他的脸和眼神呢？那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就如英国巧匠所描画的替罪羊所流露的神情。好一会，我们俩谁都没有开口。最后，我问道：‘噢，告诉我，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举起细长的胳膊，以一种显露出无奈和疲倦的语调说，‘唉，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孜孜以求，各种研究文献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总的来说，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观点有四种。
第一种观点把一战爆发归结为危机升级机制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危机升级机制源于进攻优势认识、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和僵化的同盟体系等多种因素。由于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哲学，进攻优势论或职业军人的进攻性偏好占了上风，德、法、俄等国的领导人都采纳了进攻性的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导致大国之间不安全感的逐步升级，并引发了七月危机和其他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冲突。马克？泰克坦伯格（Marc Trachtenberg）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派学者的结论与论据有很大矛盾。他研究了这派学者提供的论据后，发现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受到军队将军们的严重束缚。因此，与其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清楚全国军事动员的意义，毋宁说他们是有目的地和不受限制地选择了战争冒险。据此，他指出，一战的爆发并不是政治失控的结果。
第二种观点把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英国对德威慑失败。这种观点批评危机升级论只看到了欧洲大陆的情势，却忽略了对英国政策和行为的考察。这派学者强调英国是欧洲均势的关键，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绝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败，这将是规模大大扩大了的巴黎饥馑，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这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他们认为，随着欧洲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所有的大国都已经认识到，英国成了欧洲均势跷跷板的决定性力量，除非有英国的加入，否则法俄同盟无法抗衡德国。也正因为如此，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自始至终都在盘算英国真实的战略意图，以便决定是否发动战争。这派学者认为，要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必须了解英国对德威慑失败的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国应该对一战的爆发负主要责任。这种观点认为，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其侵略性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根源。德国历史学者弗里茨？费舍尔认为，德国的统治精英之所以极力要攫取欧洲和世界霸权，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对外扩张冒险来回避国内改革的要求和软化社会矛盾，从而缓解统治者受到的压力。这种解释有助于说明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侵略性扩张政策的政治根源，但是，国内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德国的侵略行为，毕竟战争的风险、英国的立场等国际因素同样影响了德国领导人的战争决定。
第四种观点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产物。约瑟夫？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并不必然引起战争，如果1898年英法为瓜分非洲而发生的严重的法绍达危机而导致战争的爆发，那么也许可以把一战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他还指出，一战之前，欧洲的银行家实际上非常害怕战争会损害到国际金融秩序和商业体系，以至于英国的外交大臣格雷不得不考虑如何说服伦敦的银行家支持对德宣战。笔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无疑深刻地揭示了导致一战爆发的国内经济根源，但是，要从国际关系的系统层次来解释一战的发生，还必须对大国制衡机制失效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综合这四种观点来看，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离不开对英国的政策和行为的解释。由于英国是一战前欧洲均势政治的关键力量，英国对崛起的德国采取何种战略反应直接关系到德国是否最终将侵略意图付诸实施，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解释英国为什么奉行会导致对德威慑失败的暧昧性的政策。
学术界关于英国政策的暧昧性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出，英国战略领导人认为德国对英国不构成威胁或抱有防御优势的军事观念，因而他们有动机把制衡德国的责任推卸给他国而使英国成为坐收渔利的局外人。第二种解释指出，不与法俄结盟以免受到同盟义务的束缚是英国“光荣孤立”的传统，英国政策的目标是充当最后的均势维护者。第三种解释指出，英国政策的暧昧性是自由党内阁的分歧所致，即自由党内帝国主义派和极端自由派在社会福利和安全开支（guns-versus-butter）上的争论是导致骑墙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一和第二种解释很大程度上缺少史实的充分支持。正如后文的实证分析所指出，实际上英国战略领导人把德国视为均势的最主要威胁，并从英国的战略利益出发认为必须与法、俄两国结盟以威慑德国的侵略行为。然而，由于国内政治限制，英国无法作出这种强硬的制衡反应。第三种解释则高估了自由党内阁的分歧，因为自由党内阁里的政策辩论并不是阵线分明的政治分歧。一些最有影响的内阁成员很难贴上极端自由派或帝国主义派的标签，随着他们在内阁位置的调整，同一个人在安全事务上尤其是对德政策的观点亦发生了变化。因此，从官僚政治理论来看，内阁成员究竟持什么政策观点取决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是战略敏感性还是经济敏感性，而不取决于他们所信奉的政治哲学。但是，官僚政治理论不能说明，在国内政策竞争中这两个部门中哪一方的观点和利益能够胜出，而这正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的部分首先说明英、德两国对欧洲战略局势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英国战略领导人对德国威胁的看法，然后讨论欧洲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接下来着重以英国与德国的政策与行为来检验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最后简短地讨论一下1906年到1914年的法俄同盟情况。
这里需要作出交代的是，本章的主题是要讨论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战略反应，因此本章对德国侵略偏好的分析与这一主题不是直接有关。但是，增加这一节内容也有理论检验的考虑。正如第二章的分析所指出，现状维持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密切与否对其战略决策人的制衡动员能力起着限制或支持的作用，但政治体制可能会干扰这种动员过程。由于找不到检验这个理论假定的现状维持国的恰当案例，因而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作为崛起国的德国来剖析。毕竟，其中的机理没有实质性的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