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讨论表明，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状维持国承担制衡义务的偏好和履行制衡承诺的能力以及其他大国对其行为信号的解读，从而影响着现状维持国的制衡反应。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由于政治体制不同，国内动员过程也会有差异，这可能会导致上述因果关系链的变化。
如果假定现状维持国的政治体制反映社会利益集团的平均偏好并且其战略决策者把崛起国视作对本国安全的威胁，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四种理想情形下（在真实的世界中国家之间经济依存的复杂状况可能很难用高或者低的二维尺度来衡量），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制衡反应的概括。从这四种理想的情形中能够引出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
假设一：如果现状维持国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且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经济依存度低，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将比较强硬。
面对崛起国的安全威胁，现状维持国的领导人将力图加强军备，寻求潜在盟友的安全保证或强化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以遏制崛起国的扩张。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平均偏好与战略决策者的制衡偏好一致，对崛起国的强硬制衡政策比较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并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来实施这种强硬政策。因此，现状维持国的领导人就能在国际均势政治的权力博弈中采取积极的行动。大多数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有动力，是因为强硬制衡政策有助于保持现状维持国之间既有的贸易、金融和投资联系的稳定。而且，在现状维持国的领导人看来，崛起国的扩张将影响到本国对外经济依存链的维持，从而可能导致经济调整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这种担心将强化战略决策者采取制衡政策的决心。也正是因为能否制衡崛起国事关现状维持国的重大经济利益且其领导人的强硬路线得到国内重要社会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在其他国家看来，该现状维持国承担制衡义务的可信度较高，从而有利于制衡联盟的产生和强化。
假设二：如果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经济依存度高，现状维持国将对崛起国表现出弱制衡反应。
崛起国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虽然被现状维持国的领导人视作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但由于现状国与崛起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利益外向的经济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平均偏好与战略领导人的制衡偏好存在着重大冲突，加之政治领导人担心对抗性的制衡政策可能损害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的经贸联系，战略决策者的制衡动员能力自然就会受到限制，现状国加强军备和外部制衡的努力都将受到影响，从而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不太可能强硬。
假设三：如果现状维持国之间经济依存度低，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将比较温和。
由于国际经济活动减少和大国经济联系降低，崛起国的力量增长和对外扩张而导致现状维持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成本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较小，因此外向性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力量就不够强大，国内民众也不愿意政府承担外部制衡义务，这势必影响到现状维持国所作安全承诺的可信性和联盟关系的紧密性，从而弱化现状国制衡行为的坚定性。
总之，上述理论假设的基本含义是，在外部威胁既定的情况下，和平时期的大国制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彼此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结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