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湘北重镇岳阳和平解放；八月初，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各地相继和平解放了。为了开展新区工作，我和乔姐从湘鄂西老根据地被重新调回滨湖地区。我担任独立团团长兼一个中心县的县委副书记，乔葳就在这个县担任公安局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南下的野战军部队，剿灭滨湖地区的残匪，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城乡“双减”（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的顺利进行。因为当时广大城乡虽然解放了，逐步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洞庭湖上还流窜着几十股土匪和游杂武装，多达一两万人。这些家伙四处抢粮索款，造谣惑众，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那年夏天，洞庭湖区遭受洪水袭击，洪涝灾害十分严重。不少湖乡大烷成了水泽荒洲，老百姓流离失所，外出逃荒，粮食供应一时非常紧张。加上我们还要征粮支前，一些逃荒的群众便受土匪或坏人的煽动，前来哄抢粮食。洞庭湖上的渔民为了谋生，历来都有拉帮结伙，或参加“汉流圈子”（一种土匪组织形式）的习惯。流窜的惯匪，混杂在四处流浪的渔民和逃荒的饥民之中，鱼目混珠，泥砂俱下，这使剿匪遇到的情况极为复杂！
大概到了那年古历十一月的冬至边吧，湖洲子上的芦苇枯黄枯黄的了。老北风在芦苇的叶片间呼呼地叫，扬起的尘沙和枯叶在空中象龙卷风一般打旋。我们独立团二营、三营的主力和县公安局部分干警及刑侦人员，下湖剿匪有了二十多天，大家带的衣服不足，在老产里冻得发抖。当时我们在飘沙子到烟波尾一带的芦苇洲子上，包围了大股土匪，据侦察人员估计，至少有一两千人。我们己经封锁了所有进山芦荡的河道和水壕口，断绝了他们的粮食来源，希望土匪部队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自动出来投降。然而包围了十多天，这股顽匪竟毫无动静，连开小差逃跑出来的都没有一个吧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见的。独立团指战员和公安干警一个个都心急火燎，要求朝芦苇荡中进发。但缩小包围圈，显然兵力不够。而且分散兵力贸然进去，要是遇上股匪朝一个方向突围，我们要吃大亏。继续围而不打，守株待兔，那要围到何年何月呢？要是一场大雪下来，河道水壕冰封雪冻，要打进去也不可能了。难道让战士和干警在荒洲野滩上过年？那样不被土匪的黑枪打死，也要活活冻死。因为洞庭湖上的老北风，能把一只“丈划子”刮起来，甩过湖汉。
在指挥船上，召开了独立团二三营和公安干警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商讨对策。
在会上，樵民出身的二营四连连长曹志民出了一个好主意：
“深入芦苇荡，我们兵力不够，我看可以采用诸葛亮火烧赤壁的办法——用火攻！”
“放火烧芦柴山？”我的妻子乔葳冲四连长抢白道，“亏你想得出！芦柴是湖区老百姓烧茶煮饭的主要燃料，你一把火烧了，让老百姓明年吃生米？”
“乔局长，这您就不懂了，”四连长曹志民夸耀地说，“我是樵民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靠砍芦柴，卖芦柴为生。每年秋末冬初进山，我们都要放一次“底火”，把芦柴杆子底下的地衣叶子烧掉，这样既好砍伐，又提高了芦柴质量，这叫‘走底火’……”
“‘走底火’？‘走底火’不烧死人？”公安局长乔葳偏着脑壳不以为然地问。
“当然烧死人！谁叫他们躲到芦苇荡里去被活活烧死？”
“现在芦苇荡里有一两千人嘛！”
“那是土匪！”
“土匪就不是人？”
乔姐和曹志民争吵起来了。其他连营干部和公安局的股长们，也都鸡一嘴鸭一嘴地闹得不可开交：
“是人，谁叫他们当土匪？”
“当了土匪又不肯投降，就得干净彻底消灭光！”
“心慈手软办不成大事，总不能叫我们在这里活活冻死……”
乔姐仍然力排众议，坚持她的意见说：
“我们消灭土匪，不是要消灭土匪中的每一个人，是为了解除他们的武装，惩办他们中的首恶分子。何况据我们的侦察人员了解，被包围的这股土匪，胁迫了不少不明真象的逃荒群众和渔民在一起，用来虚张声势，迫使我们不敢使用武力。现在我们怎么能把这些饥民、渔民当作土匪活活烧死呢？……”
我一想妻子说的还有些道理，便公事公办，问她：
“乔局长，你有什么高见？”
乔姐白了我一眼，轻松得象喝蛋汤一般地说：“我早想过了，这里只有我熟悉匪情，能说几句土匪的黑话，由我带几名公安干警化装进去，做分化瓦解匪徒的工作，至少把受蒙蔽的群众带了出来……”
“不行！”当时我非常武断地打断了妻子的话。我想这样太危险了，那次她为了营救你们三位日本女子，闯进湖匪黑风的营寨，差点丢了老命。好不容易熬到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了，再不能让飞镖乔姐一个人去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了。她要有个一差二错，我会懊悔一辈子的。我甚至还想到，我俩结婚多年了，一直戎马倥偬，四处游击，东奔西跑，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多么希望剿匪结束以后，乔姐能安安静静跟我呆在一起，给我生个胖小子呵！我不容她多想，转对四连长曹志民道：
“有没有既能用火攻，又不伤害群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有呵，”曹志民不假思索地说，“放火之前我们可以鸣枪报警，或者多搞些人四处敲锣，向芦苇深处喊话，告诉他们我们要‘走底火’了！迫使他们向后撤退，向安全的孤岛转移，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缩小包围圈的目的。”
多数连营一级干部都说这办法好，我拍板了。会后，乔姐还跟我争论，临到要离开指挥船，回到她们驻守的地段时，她还气势汹汹地对我说：
“柱国，要是烧死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这个公安局长可是要抓人的呵！”
江子，我得跟你解释一下。我出世以后，村里教书先生给取的名字就叫柱国，入党志愿书上填的也是郭柱国的名字。郭鹏，是我搞地下工作时取的化名。革命胜利以后，组织上叫我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并不是象有些人在后来整我的时候说的那样：进城当了官，就连原来的名字都不要了。
话又扯散了。
谢天谢地，那次火攻还蛮顺利。四面八方“底火”一走，分散在芦苇荡里的一两千名匪徒和被裹胁的群众，远远地听到枪声，锣响，又看到烟雾，火光，便象野兔子一样没命地逃，最后都逃进了烟波尾那个四面环水的无名岛——就是做过飞镖游击队水寨的那个地方。我们独立团和公安干警跟着“底火”追，“底火”烧多远，我们追多远。不到一天一夜，我们就毫不费劲地把一两千人包围在无名小岛上了，围得象铁桶一样，蚊子都飞不过。
被包围的土匪有三大股，实际只有一千一百多人，另有五百多名饥民、渔民、船民和在湖洲上谋生的猎户、樵夫。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倒叫我们双手插进染缸里——左右为蓝（难）。硬拚硬打吧，怕伤害了老百姓；不打吧，在水壕四周又围了四五夭，天天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岛子上仗着人多势众，还有老百姓，不理不睬。这天晚上，有两个渔民冒着被土匪打死的危险，不顾水寒刺骨，从水壕泅水逃出来了。据他们讲：岛子上的老百姓已经断了粮食，有的饿了三四天——饥寒交迫，有几个体弱的老人小孩已经冻死饿死了！最后，两个渔民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哀求：
“长官，救救命吧，把兵撤走吧，你们再围下去，几百个老百姓都要活活饿死冻死呵！”
我和乔姐过过细细向了两个渔民，证实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岛子上主要是胡坤、胡春台残部和黑风、任雄两股惯匪。他们控制了所有船只，又在群众中造谣惑众，说凡是入了“汉流圈子”的，不管有“流”没有“流”（即行劫没有行劫），抓到手不是杀头就是坐班房。所以吓得老百姓宁愿挨冻受饿，也不敢设法逃出来。看来再围下去是不行了。有的营连干部主张硬打，他们的理由是不消灭土匪救不出老百姓，与其让老百姓冻死饿死，不如一鼓作气打进去，老百姓所受的损失还小些。
乔葳提出来，还是让她带几个人进去找胡春台、黑风、任雄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她的理由是：自古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再说她跟胡坤、胡春台、黑风都有一面之交，现在大军压境，岛子上还有那么多基本群众，只要言语得当，料想匪首们不敢加害于她。最后她正气凛然地说：
“为了解救几百名乡亲，就是有天大的危险我也得去！我飞镖乔姐当年抗日是为了救同胞于水火之中，才拉队伍，打游击。今天，我当上了人民的公安局长；公安局长是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局长，不是过去的官老爷！为了保护几百名乡亲的生命安全，我能怕死吗？我能眼看着你们冲杀上去，混战一场，误杀老百姓吗？……”
乔姐说的无疑是对的。她带着两名公安人员，四名战士，就在第二天清早，驾着一条小划子渡过水壕，登上了被土匪盘踞的小岛。
乔姐出发的时候，我组织土喇叭队向孤岛指名道姓地喊话，要胡春台、黑风、任雄绝对保证飞镖乔姐等七人的安全，倘若有一人伤亡，我们将踏平匪巢，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死者。我们真的摆出“踏平匪巢”的架势，独立团的战士个个子弹上膛，威风凛凛站在水壕一线，作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乔姐一行人登上岸以后，我看到匪徒们也是如临大敌，两百来个匪徒横端着插上了刺刀的枪，站在路的两边，隔不远面对面地站两个，一直从湖岸排到了那个芦苇大棚。乔姐一行人走进芦苇大棚以后，我远远眺望着人影绰绰的芦棚门口，为妻子捏着一把汗。站在北风里，我的内衣竟然汗湿了。从清晨站到太阳出来了一两篙，还不见乔姐一行人走出来。乔姐他们没吃早饭，我们也没吃早饭，就这么紧张不安地站着。
快要临近中午了，战士们轮流吃饭去了，我还是那么被雷打过一样钉在那儿。我真后悔，不该让乔姐去承受这么大的风险，挑这么重的担子。我是独立团长，县委副书记，又是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我去，为什么要让妻子去呢？
叭——！叭——！
我正在那里懊悔不已，蓦地两声枪响，从无名岛的芦苇大棚那里传来。我的脑子象触电一样麻木了。“完了！乔姐！”飞镖队那么多可爱的姐妹完了，如今轮到飞镖乔姐完了……我的心痛苦得失去了理智，这时战士们一窝蜂冲过来围住我叫喊：
“团长，怎么办？”
“团长，开火吧，冲过去吧！”
“团长，你快下命令呵！”
我擦擦眼睛，朝匪巢的芦苇大棚望去，看见那里不知什么时候跪倒了一大片人影，足有几百人。我想起乔姐临走时说过的话，要保护群众的安全，我逐渐冷静下来：岛上情况不明，两声枪响后没有继续暴乱，乔姐身边还有六名警卫人员，她肩上重担如山，一人身系数百乡亲生命安危，我怎么能感情用事，鲁莽开火，打乱她的谈判计划呢？
幸得我没有莽撞。没过多久，乔姐派两名战士过来通知我：谈判成功了，要我和营一级干部立即过去，进一步商谈接收匪部武器和改编遣返匪众的问题。
原来刚才那两声枪响，是黑风手下的一名匪徒企图枪杀乔姐，被黑风开枪击毙。后来才知道这是黑风设的一个圈套：开始听说飞镖乔姐要上岛来谈判，黑风惧怕乔姐要对他进行报复，便暗暗布置一名心腹，趁谈判时把乔姐杀掉。及至谈判开始，乔姐一再重申既往不咎，只要各部官兵放下武器，就可以改编参加人民地方武装，或者发给路费遣返回乡参加生产；再看胡春台、任雄，似乎投诚的决心已定，他一条泥鳅拱不翻一条船了，在他的心腹按他的旨意要向乔姐开枪时，他反过来把部下打死了——也算一条苦肉计吧。
后来的收缴武器、遣返匪徒和安置饥饿群众的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有胡春台、黑风、任雄等十几名匪首和骨干分子，我的想法是把他们先抓起来，经过审查该判的判，该杀的杀，该放的再放。可是公安局长不同意，她说：
“我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在战场上，抓了俘虏还有不打不骂不杀的优待政策，现在人家以大局为重，自动交出武器，使五百多群众免遭横祸，这是立功赎罪，怎么反倒把人家抓起来呢？那样我乔葳不成了骗子？成了骗土匪的骗子，就比土匪还不如嘛！……”
虽然乔姐没能说服我，但我看她没费一枪一弹，使我们的战士没流一滴血，就解决了一千一百多人的三股匪患，她已经立了一大功，我也就顺从了她的意见。我们把匪首和骨干分子集中起来，经过几天学习教育，派人将他们全部送回了原籍，交给了当地政府。没想到，不少连营级干部对这种处理很有意见？认为公安局长心慈手软，宽大得没边了。他们认为象黑风、胡春台那样的匪首完全应该枪毙！甚至还有人在外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乔葳过去跟土匪有些瓜葛，这次是讲旧情不讲原则，把匪首放虎归山了。还说乔葳这样心肠软的女人不宜当公安局长，说我撕不开夫妻情面，违心地做了桩蠢事。我把给公安局请功的报告压了下来，心想对乔葳不奖不罚，让舆论慢慢平息也就算了。
不久，贯彻省军区和十二兵团关于主力地方化和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县独立团建制撤销，只留下二营四连改为县大队，四连长曹志民担任县大队长，其它各营各连收归军分区了。我的主要职责使成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独立团散了，对公安局长的议论自然烟消云散……
第二年春夏两季，我大半时间都带领工作组在乡下，先是逐个建立新的区乡政府，抓征粮支前，抓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六月中旬，我参加了省党员代表会议，回来以后县委又接着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党代会精神，布置了肃反、反霸和开展土地改革三项任务。会后，我便一头扎到乡下搞土地改革的试点去了，经常十天半个月也不能回家。没想到，就在我“埋头拉车”，没“抬头看路”的时候，在县城针对我妻子乔葳的一场暴风雨酝酿成熟了，这严重的打击将改变我后半生的命运。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灾难便象迅雷闪电一般落到了我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