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务学及其学科体系现状
财务学（Science of Financial Affairs）或称公司理财（Corporate Finance）或称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是对企业财务活动及其与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关系进行的管理。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800年）人们在交往中就已运用了诸如复利等财务方面的知识，但财务管理作为公司关键业务活动的出现是近代的事物，而财务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在20世纪初于美国产生的。从理论渊源上分析，财务学学科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不仅因为财务学的发展受经济学的影响，也不仅因为财务学的发展对经济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是因为经济学和财务学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共同性和相融性。自由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经济学》这部著作中说：“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它包括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物的自然关系和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财务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主体的资金运动，从表面上看表现的是人与物、人与钱的关系，其实质体现了经济主体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也就是“财务”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就开始了从事关于获取物资的事务，例如狩猎、捕鱼等维持基本生计；而在原始社会的中期，伴随着畜牧业从农业中的分离，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交换成为一种需要，物物相易，也是物资方面的事务。其后，货币产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以及商人的出现，逐渐产生了货币以及货币之间的筹集、投放、收入、分配等财务活动，此时的“财”才逐渐演化为今天人们观念中“金钱”或“资金”的含义。由此可见，“财务”从一开始就包含两层含义：“财”属物质的客观范畴；“务”属意识的主观范畴，亦即“财务”原本就是物质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的统一。溯本求源，“财务”所表现出的物质和意识的统一性，决定了财务管理学这门学科应同时具有技术和人文双重属性。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门学科目前的体系类似于“工程学”的框架，基本上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照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收回管理以及分配管理为主线布局的，所介绍的基本是公司理财中的技术方法，所有的财务计量手段和财务方程式及其它们的推导应用只体现了财务活动的自然属性和计量属性。在诸多的财务管理学论著中，比如詹姆斯·范霍恩（JamesC，Valr Horne）的《现代财务管理》，阿斯瓦斯·达摩达兰（Aswath.Dam daran）的《应用公司理财》，郭复初、王庆成教授的《财务管理学》以及赵德武教授的《财务管理》和汤谷良、王化成教授的《财务管理》可谓是代表之作。这些财务专家的著作均告诉理财者在企业里客观地存在着两种运动，那就是资金运动和物质运动。
威廉·麦金森（Megginson，2002）认为，“财务学是一门定量学科”，这种对财务学的见解和理论上的缺失忽视了财务活动的文化属性，将人、制度和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对技术主义的崇拜，是学科认识上的一个失误。财务学这种只讲经济不讲道德，只讲理性不讲德性，只考虑股东利益和企业价值的增加，不考虑相关者利益的不恰当的学科见识“使得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控制制度设计失效，进而使得理财实践偏离情、理、法”，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像安然公司、银广厦等一个又一个的财务丑闻，败坏了经济德性，阻碍了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中国一些企业目前在理财中还存在相互拖欠账款的败德行为，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更有一些企业目光短视，在处理财务关系时一味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汶川地震后中国一个地产魁首的言论就充分显示出在他的企业财务文化理念里，慈善捐赠是企业的一项负担，据说该企业集团内部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是：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人民币为最高限额。在乞丐都倾其所有、慷慨解囊的民族特大灾难面前，这位企业家本人关注的却只是在成都自己企业所建小区的住宅耐震情况，这样的企业财务精神必然不利于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财务学研究现状综述
财务学上述缺失目前已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李心合认为：财务的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均质的，是不可忽视的。李连华认为“财务管理实际上具有管理工具的技术性和道德建设的人文性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然而，在长期的财务学理论研究和财务管理实践中，人们重视理财技术的开发、应用而轻视了财务文化的构建，由此导致财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低下及一系列财务丑闻的发生。刘中华认为“财务管理是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紧密联系的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务管理意识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因而财务管理模式必然会受到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制约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王棣华认为：“财务管理过程是一个创造文化的过程”，因为财务管理打上了人的意志印记，无论是财务管理组织、法律、制度、技术、方法还是意识形态，都属于文化范畴，财务管理作为人类特有的自觉的组织活动，无疑是一种人类文化。夏明认为“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而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财务学既不是纯粹技术性学科，也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而是一门以资金流、行为流、文化流为主要管理对象的应用型管理学科，所以提出了构建“技术和文化双翼财务学”的学术观点，即“财务学分为财务技术学和财务文化学，最终形成双翼财务学”。夏明认为财务学应该关注资本、资产、成本、利润等物化因素，但主宰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是财务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亦即企业的财务工作不仅要反映、处理企业经济业务的资金流程——“资金流”；要充分关注企业操纵、决定这些经济业务流程的人的行为——“行为流”以及对“行为流”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流”。长期以来，传统财务学只看到了对资金流进行组织、协调和控制的一些管理工具的重要性，以为只要有先进的财务管理工具，便会有好的财务管理效果，而没有意识到责任感和道德品质等财务精神文化的建设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鼎力作用。20世纪末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预言人类进入21世纪后，“经济会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的确是这样。同时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使得市场化、人本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而财务学必须适应和顺从这个发展趋势才行。
三、财务学注入人文因素的客观性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财务学注入人文因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从整个社会宏观角度看
无论何种经济体制都在从不同侧面强化“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威廉·大内在《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说企业的价值观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后劲。R·帕斯卡尔和A·阿索斯在《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的7-S模型中“人员”是第一要素，他认为“人员”这个软性因素是影响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哈佛商学院的科特和赫斯克特两名教授通过多年对几十个行业和数百家世界著名企业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出版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们论断，21世纪企业的经营业绩取决于企业以文化人的程度。人是财务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理财的主体。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而这些功能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理念和人的文化接受程度，有什么样的组织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员工，有什么样的员工就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规范，就需要根据这些员工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建立或确定一种文化法则。
2.从人（自然人和法人）性角度看
企业理财中只注重理性工具的运用是不科学的。亚当·斯密在论述“经济人”的经济理性的同时也论证了人的经济动机与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在泰罗等人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之后，梅奥则认为人既不是按照利己主义逻辑行事的“群氓”，也不像泰罗设想的只为了追求物质条件，人是“社会人”。麦格雷戈在“X理论”和“Y理论”中也说明了“经济人”经济计算理性与经济伦理德性的共存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是基本的低级需求，人们参与组织活动最主要的是满足自主、自尊、自我实现的需要。洛希等人提出的权变理论或“超Y理论”认为人们是怀着不同的需要和动机加入到组织中来的，人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复杂多样的，因此，没有一套适合于一切人、一切组织的管理方法。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和“法制”两种理念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精髓是把人当人，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企业财务管理就是要在保证企业价值增长的同时，通过价值协调促进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的同步持续发展。
3.从经济主体微观角度看
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也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文化”在核心竞争力中的效用。企业财务文化尤其是居于观念层次的企业财务精神文化，是企业财务文化的灵魂，它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渐进性，并且具有比较稳定的状态，并对其他层面的财务文化起支配、指导和统驭作用，是形成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行为文化的思想基础和道德源泉。中国自从周秦以来就有重视德性与理性、“道德人”和“经济人”统一的传统，中国封建社会从盛（汉唐）到衰（明清）的社会伦理生活，一直受它的支配。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日本著名学者涩泽荣一曾提倡“道德与经济合一论”，他认为若将道德与经济分开，经济非但不振，道德也会蹈空。所以说经济人如果离开了道德的支撑，就不可能造就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进步，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更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与富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优质的产品、清洁的环境、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高尚文明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渴望，这种需求强烈排斥企业的非道德理财行为。加之信息以光速在传递，非道德理财行为的暴露会使企业瞬间失去原有的一切，而道德理财就必须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是企业科学理财的伦理底线，更是企业提高顾客满意度、留住各类优秀人才的财务文化基础。
4.从现有财务学功效和构成体系角度看
现有财务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大多不是现实企业财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一般很难解决现实问题，即便是上市公司，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时常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所有企业时常关注的事项主要是资产、成本费用和现金流，而现有的财务学却将重点定位在融资、投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事项上。财务学作为一门学科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领域之中的，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与金融、统计学和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技术、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都是其旁侧学科，而上游学科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学中及时得到应有的响应，比如经济学领域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和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等等。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曾将社会环境的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即要求财务职能“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可是现有财务学也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环境和财务职能的转型有所反应。李心合在《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一文里说到当前的财务学学科体系有些狭窄，应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时，借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描述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为经济学贫困化的“贫困化”一词来描述现有财务学学科特征。李心合提出财务学的研究应密切关注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行为学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当前数理财务学“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客观要求，财务学学科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必然需要反映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需要充分展示财务活动中人文思想和财务机制的内在联系，需要在传统的财务学学科体系中注入人文因素。企业资金运动中人文因素的影响是渗透和体现在每一项财务管理技术的运用和每一个财务管理环节的把握上，每一笔资金的组织、调节、监督和考核是无法跳出支配人行为的文化背景，各种财务管理学的计算方法是靠“人”来操作运用的，而在操作运用这种计算方法之前，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往往决定了这种计算方法的技术走向和数量结论以及使用效益。所以，在传统财务学学科体系中注入人文因素，构建企业财务文化学不仅是财务学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的理论要求，更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高效化的理财实践的现实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