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资本配置优化包括资本的产业配置优化和资本的地区配置优化。资本产业配置优化的战略目标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资本地区配置优化的战略目标是：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一、资本产业配置优化的目标
1.提高农业的投资比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全面快速的发展。农业增加值由1953年的378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6 117.3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年递增3.3%。但是，农业始终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除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外，在中西部地区仍停留在手工、畜力劳动阶段，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机械作用仅占农业作用量的30%~40%。造成农业发展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投资不足，比例偏低。从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农业投入仅占财政支出的5%左右；在“二五”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有所增加，达到了10%左右；“文革”期间又有所下降，大约在8%左右；1978~198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3.07%；“六五”时期又下降到8%；“七五”时期、“八五”时期有所上升，分别为 9.8%和 9.3%；“九五”时期又降到8.2%。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农业投资的比重都高于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与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大体接近。2002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4%，大大高于同年农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因此，提高农业投资比重，是实现农业发展适度超前的重要条件。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切实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林业、水产业。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发挥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提高商品率。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龙头企业，推广“农户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产业，提高农业的后续效益。
概括我国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农业部门（包括农、林、牧、渔、水利各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10%以上，才可以达到农业投资的适度超前水平。从现在开始，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从各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业投资比重。国家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目前的不足3%上升到8%~10%以上；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增长速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农业贷款要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长率；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应不低于中央的2倍；农业集体经济的投资也应保持一定水平；农户是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主体，应占年人均收入的30%左右。
政府和农民都是农业的投资主体。由于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而农民将把一部分收入转化为农业投资。政府明确规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从2004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税率降低可使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同时，中央财政增加农民收入300亿元左右，比2004年增加20%以上。国债投资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工程和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
2.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比较薄弱的现状，国家开始下大力气调整投资结构。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都对能源、交通、邮电通信、重要原材料等重点行业的建设做出具体部署，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大加快。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基础产业“瓶颈”已得到大大的缓解。然而，我国的基础产业“瓶颈”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第一，能源工业投资增长放缓，供需矛盾加剧。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能源需求增加，造成“三荒”，即煤荒、电荒、油荒。在这“三荒”中，电力的供需形势最为严峻，已从2002年的总体供需平衡、局部供应紧张，转变为2004年的总体供需偏紧、局部地区在尖峰期严重短缺。第二，交通运输业承担的运量大、负荷重，运输能力不足。我国交通运输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很低，历年来为4%~5%。发达国家交通运输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为7%~8%。目前，我国现有的运网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跨区域干线运输通道不足，铁路干线运输负荷过重，运输能力不适应市场需求。西藏自治区仍未通铁路，全国尚有460多个乡、7万多个行政村不通公路。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基础产业“瓶颈”制约，使基础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部门，最重要的是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1）加强能源工业投资。根据《“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精神，21世纪头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如果这期间按2000年的能耗和电耗水平，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1 ，201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将超过26.1亿吨标准煤。即使考虑技术进步能减少能源消费，10年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取0.35、年均节能率为4.7%，到2010年能源需求量为16.7亿吨标准煤。实现能源工业的超前发展，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加强能源工业建设，使能源的生产总量大于能源的需求总量。以2000年能源生产总量10.7万亿吨标准煤为基数，10年间能源生产年均增长率应大于4.6%。根据我国国情和能源工业自身发展规律，投资的重点在于以电为中心，以煤炭为基础，大力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积极发展核电以及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2）增加交通运输业投资。交通运输业发展超前可用运输适应度这一指标来衡量。运输适应度是指交通运输能力及其服务条件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运输需求的程度。只有当运输适应度达到110%~120%的时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算达到适度超前。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目标是使运输由目前的“基本缓解型”向“适度超前型”发展，基本实现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主要运输技术装备和运输管理水平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增加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初期及其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各国都经历了对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投资。美国在1850~1910年间，政府和私人投资的50%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我国在5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始终缺少这一过程，因此，应对交通运输业实行资本配置倾斜，提高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例。参照我国近年来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水平和国际经验，固定资产投资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基本建设投资比例比“九五”时期应略有提高，达到14%~15%为宜。
3.增强支柱产业投资力度。
支柱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产业结构中，居于支柱性地位并能带动一大批产业发展的产业。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支柱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换。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将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作为跨世纪的支柱产业，重点加以扶持。经过十几年的重点扶持，五大支柱产业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和产品产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支柱产业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还不相称，无论是从技术水平、市场占有份额或是国际竞争能力等方面看都亟待提高，主要原因是支柱产业的投资不足。2001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按大口径计算的投资比重，也仅分别为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的2.6%和1.3%，石化工业投资比重也仅为3.8%。
振兴我国支柱产业，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增强投资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国家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广开渠道，多方投资。从国家投资方面看，由于现有的财政支出仍有较大赤字，近期难以扭转，要增拨大量资金投入支柱产业困难较大。因此，必须解放思想，从投资增量、国有资产存量转移和从社会上直接筹资方面作文章。
（1）从投资增量看，在财政收入中用于经济建设部分的资金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目前政府的投资面太广，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这就使得向支柱产业倾斜的政策难以体现。在今后的财政预算中要真正把支柱产业放到重要地位，适当提高经济建设开支在预算支出中的比重，首先达到30%。
（2）调整现有国有资产存量，将转移出来的资产，包括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重点向支柱产业倾斜。目前，10多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分布在各个行业的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显然，如果能及时地将这部分亏损企业进行拍卖或租赁，将所得的部分收入转移到支柱产业，或者由支柱产业的企业予以兼并，支柱产业由此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
（3）从社会上直接筹资，以满足支柱产业的资本需要。第一，分别设立汽车、石化、机电产业的发展基金，直接从社会筹资。从日本、韩国支柱产业发展的经验看，基金制是筹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手段。我国首先应在汽车、电子这两个最迫切需要发展的部门设立产业基金，经过探索，有一定的经验后，再设立其他产业发展基金。第二，设立以支援支柱产业发展为主的产业发展银行，为支柱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供资本保证。产业发展银行只为支柱产业提供银行贷款，而不承担其他职能。
4.增加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资本密集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带动性。高新技术创造了新的产业群，形成强大的生产力。它把自己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作为生产要素供给绝大多数厂商，带动本国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高新技术还通过与传统产业嫁接，扩散到传统产业中，使传统产业更具活力。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极高的成长性和效益性。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先进，代表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和新一代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安全。高新技术产品技术含量高，基本上采用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水平，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很高的附加值。
我国财政支出的分配往往急功近利，忽视科技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效益。长期紧缩科技经费的投入，必然使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衰减，反过来，科研经费更得不到适度的投入，形成恶性循环。据统计，我国科研经费在20世纪60~70年代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六五”期间提高到0.8%，“七五”期间又有所下降。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研经费支出额逐年上升，但科研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在0.7%以下，且呈下降趋势。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也相差很多。同时，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投资方面，我国原有的政策总是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明显忽视原有企业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尽管“六五”时期开始逐步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国有企业技改资金投入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从“五五”时期的26.5%提高到2002年的40.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群体，应该成为我国资本配置优化的战略措施。
（1）提高更新改造投资比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投资存在着重基建、轻技改的倾向，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偏低，从而导致企业机器设备难以及时更新、工艺技术难以及时改造。从技术层次上考察，我国产业呈现出多元的结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技术是一条越来越长的“百足虫”。随着新工业、新产品的引进，虫头向前进，但是虫尾却不动。废弃设备、放弃老产品的情况非常少。因此，资本配置优化的一个战略安排是，固定资产投资逐步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向以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并重、再转向以更新改造投资为主，抛弃传统产业中已经落后的生产手段，运用新型生产手段去替代传统的生产手段，对传统技术产业注入新技术的活力，使得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2）大幅度增加资本投入，抢占正在兴起和将要兴起的高新技术产业“高地”。21世纪将以光电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为前导，以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为标志的生物技术为核心，以超导材料和人工定向设计材料为标志的新材料技术为基础，以核聚变能和太阳能为标志的新能源技术为支柱，以航天飞机和营建太空站为标志的空间技术向外延伸，以深海采掘和海水利用为标志的海洋技术向内拓展，引起高新技术的新突破。这些领域的高新技术将形成一系列新的产业群：第一，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工业群，主要包括半导体工业、计算机工业、激光工业、光纤通信工业，它们是电子工业群中的支柱产业；第二，生物工程工业群，主要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四个领域；第三，宇航工业群，主要包括运载火箭和制造与发射，宇宙飞行设备的制造、卫星与遥感、遥测设备制造等；第四，海洋工业群，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勘探和采掘、海洋能源开发和利用、海水养殖和种植业；第五，新能源工业群，主要包括原子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氢能等。目前，这些产业都成为世界各国进行激烈竞争的对象。对于我国来说，对这些具有远大前途的、正在或即将兴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幅度增加资本投入，从而在技术上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应当成为资本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首先，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提高科技研究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10年力争达到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其次，企业应努力增加技术开发经费，该经费可按规定列入成本。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都要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相关的技术创新工作。最后，在国家信贷计划中增加高科技贷款比例，支持发展高技术产业。
二、资本地区配置优化的目标
1.降低地区之间资本配置倾斜幅度。
资本在地区间配置方式有三种：一是均衡配置，以追求公平为主要目标，资本在各地区间的均等配置；二是非均衡配置，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标，资本向效率高的地区倾斜配置；三是协调配置，以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兼顾。这三种配置方式都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这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其他条件的约束。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地区间的经济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素质的差异决定了地区间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向东部地区倾斜的区域非均衡资本配置模式。从实施效果看，资本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为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并分别于1999年、2003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我国继续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关键是降低地区之间资本配置倾斜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在地区布局上，仍然应以东部地区为主，但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例关系由2001年的1∶0.39∶0.27降低到1∶0.50∶0.35.在充分注意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必须尽力地兼顾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以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以区域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为基础，继续加强东部地区的投资，努力促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为依托，逐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积极投资发展中部地区，加速投资开发西部地区，以求实现资本在地区间配置协调，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2.克服地区之间资本的产业配置趋同。
地区产业结构，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以工业化进程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形成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优势和制约因素，影响着各地区工业化发展具有不同的基础条件，而且影响着各地区工业化的基本轨迹和发展的未来道路。因此，资本地区产业配置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各种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各具特色的地区产业结构，使地区产业结构从趋同逐渐转向趋异，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从我国现状来看，东部地区具有人才、基础设施、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信息交流、对外开放等优势，中西部地区则有土地、人力、矿藏等自然资源的优势。就能源、矿藏分布而言，东部地区比较缺乏，中西部地区则十分丰富；中部地区能源资源有突出的优势，特别是煤炭储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中的天然气、水力资源有明显的优势。今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化和深加工化，资本配置的重心在于电子、家用电器、精细化工、自动化设备、金融、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向工业化中期迈进。资本配置重在两头：一方面应加强农业、电力、煤炭、铁矿、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等基础产业；另一方面应大规模发展初级加工工业，接替、填补东部地区逐步放弃的市场。
3.实现地区之间资本配置均衡。
资本在地区间配置优化，不能只着眼于避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资本配置倾斜幅度的进一步扩大，而是要逐步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地区间资本配置均衡。当然，实施区域资本配置均衡战略，并不意味着要在短期内马上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是硬道理，尽快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因此，缩小国内的地区差距只能在不影响发达地区发展的前提下，促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接近甚至高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向前发展。
在上部分，分别用a、b表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均投资量的年均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轨迹；在中部分，以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绝对差距c，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投资量之差衡量；在下部分，以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相对差距d，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投资量之比衡量。只要抓住加快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这个关键，并且不以牺牲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为代价，地区之间资本布局差距就有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缩小，最终实现各地区资本配置均衡。
第一阶段，即从t0到t1这一段时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仍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随着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的落实，中西部的投资增长速度将大大加快，逐渐接近东部地区，最终于t1时刻完全赶上东部地区。在这一阶段，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将继续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大之后将逐渐趋于稳定，并在t1时刻达到最大。
第二阶段，即从t1到t2这一段时间。在越过等速增长点t1之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东部地区的投资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增长之后，由于投资基数增大，投资增长速度逐渐趋于下降。这时，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将高于东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开始逐年缩小。但这一阶段绝对差距仍将继续扩大，直到t2时刻达到最大值。
第三阶段，即t2以后的时间。在越过t2点以后，东部地区的投资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中西部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投资增长速度也开始趋于下降，但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仍高于东部，使这一阶段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开始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与中西部的投资增长速度都将在某一水平上逐渐趋于稳定，相对差距缩小的势头减缓，绝对差距在经过大幅度的缩小之后也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