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阶段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要素，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求注意提高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因此，对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析，不能仅仅从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角度进行，更应该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角度进行。新古典模型的增长因素分析方法将除要素量变动以外的其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统统归入综合要素生产率中，因而不能从中真正看出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方法则是对增长因素分析的一种发展或者深化。
一、资源总配置效应寓于综合要素生产率
只有求出整个经济以及各次产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才能运用公式（4.6）、（4.7）、（4.8）分别计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总配置效应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和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为此，应该首先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增长因素。
1.经济增长因素。
通过公式（4.3）和上面确定的指标，运用有关的统计资料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可得到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并算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52~2002年，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7.68%，但其中有5.79个百分点是由要素投入即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带来的，只有1.89个百分点可以归功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要素投入的贡献达75.39%，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高达58.66%，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24.61%。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的增长，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
改革前，1952~1978年，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6.15%，但其中有5.98个百分点是由要素投入即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带来的，而只有0.17个百分点可以归功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要素投入的贡献达97.24%，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高达78.34%，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2.76%。这是典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粗放式增长的表现。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79~2002年平均增长速度上升为9.44%。随着经济增长的步伐加快，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十分明显。1979~2002年，综合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3.83%，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40.57%，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为 59.43%，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下降为 44.38%。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重大经济成果。
2.三次产业增长因素。
运用公式（4.4）和有关统计资料，可以对我国三次产业增长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计算出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各次产业增长的贡献。
1952~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增长分别为3.26%、11.14%、7.67%，第二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最快，明显快于第三产业，大大高于第一产业，这符合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看，第一、二、三产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74%、3.50%、0.29%，第二产业也相对高于第一、三产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22.77%、31.42%、3.78%，第二产业同样相对高于第一、三产业。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产业无论在增长速度还是在增长效率方面均相对高于其他产业。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因素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尽管第三产业的产业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但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及其对产业增长的贡献均大大低于第一产业。这表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增长效率极为低下。
改革前，1952~1978年，第一、三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均很低，分别为2.06%、5.46%，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更是达到令人吃惊的负数，分别为-0.31、-1.53.这表明第一、三产业的产业增长全部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呈现负效应。同时，第二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较高，达到11.05%，但有8.08个百分点归于要素投入的增长，仅2.97个百分点可归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 26.88%。改革后，1979~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分别上升到 4.51%、11.37%、10.21%，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下降为56.76%、52.24%、78.94%，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贡献分别提高到43.24%、47.76%、21.06%。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三次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加快，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大大提高。
1.资源总配置效应。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资源总配置效应很差，具有明显的负效应。1952~2002年，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达-0.11%，占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为5.82%，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达1.43%。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从而导致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资源严重过剩和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资源严重不足，资源再配置（包括存二、资源总配置效应及其构成
量配置和增量配置）不仅没有改善经济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改革前，1952~1978年，资源总配置效应极为低下，负效应高达0.71%，竟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4倍多，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高达11.54%。这表明改革前资源配置不是采用比较优势的原则，而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向利润率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工业部门，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和经济效益损失。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的资源总配置效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2002年，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上升为0.06%，占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为1.57%，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0.64%。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源总体配置相对有效，三次产业的增长关系趋于协调。
2.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
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极为低下，具有极大的负效应。1952~2002年，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对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73.10%，对总产出增长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也大体为 -6.90%和 -28.04%。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资本配置严重不合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存量资本大量流向资本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之外，增量资本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也严重失衡。由于投资配置和生产力布局的严重失衡，使资本流入过多和过少的产业部门的资本生产率增长速度均大大降低，导致资本总配置出现严重的负效应。
改革前，1952~1978年，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高达1.41%，竟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近5倍，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高达-12.61%。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的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尽管仍为负数，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1979~2002年，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降为1.03%，占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降为12.10%，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4.91%。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的降低使总的资本生产率由改革前2.85%的负增长变为改革以来0.12%的正增长。
3.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
与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相比，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却截然不同。总体而言，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相对较高。1952~2002年，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5%，对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17.07%，对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大体为22.49%和5.53%。
改革前，1952~1978年，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年平均增长率为0.75%，对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21.55%，对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大体为 198.53%和5.49%。相对于改革前，改革后，1979~2002年，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年平均增长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达1.04%，原因是1978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压抑很久的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被释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很快。1984年实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为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条件。社会劳动力的流动使劳动力流出的第一产业和流入的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得以提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和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
三、资本配置对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影响
我国资源总配置效应很低，与资本再配置的负效应有很大关系，它集中表现在部门之间产出效率、部门之间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协调。部门之间产出效率的差距反映了经济的非均衡。在资本配置中，如果部门之间资本平均产出率和边际产出率的差距很小或趋于缩小，就会减少经济的不均衡度从而带来总配置效应。如果部门之间资本平均产出率和边际产出率的差距很大或趋于扩大，则会增加经济的非均衡度从而降低总配置效应甚至带来负效应。部门之间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反映了部门之间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部门之间资本投入速度差别即资本的部门配置变化决定的。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因而部门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减少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从而带来了总配置效应；如果初级产品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表明部门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和带来总配置负效应。
1.三次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
从总体情况看，三次产业资本的产出效率差异很大。1952~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资本产出率的年平均数分别为0.6558、0.3255和0.1910 ，边际产出率的年平均数分别为0.8044、0.3211和0.1289.第一产业资本的平均产出率分别为第二、三产业的2.01倍和3.43倍；第一产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则分别为第二、三产业相应数字的2.51倍和6.24倍。三次产业的平均产出率和边际产出率的差距均很大，边际产出率的差距远远大于平均产出率的差距。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再配置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度降低，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失衡状态。
改革前，1952~1978年，三次产业的平均产出率分别为0.6228、0.3059和0.2253 ，边际产出率分别为0.6987、0.1630和0.0412.三次产业资本的产出效率差别很大，特别是边际产出率，第一产业竟为第二产业的4倍多，超过第三产业的15倍。这表明改革前我国资本配置处于极度失衡状态，资本配置效率极其低下。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三次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差距有了较大的缩小。1979~2002年，三次产业的平均产出率分别为 0.6806、0.3403和0.1654 ，边际产出率分别为0.8749、0.4266和0.1874.第一产业边际产出率与第二产业的差距降低为2.05倍，与第三产业的差距降低为4.67倍。这表明改革以来我国资本配置失衡状态有了较大的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2.三次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比较。
总体而言，我国第一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第二、三产业。1952~2002年，三次产业资本—劳动比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97%、5.46%和 4.63%，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仅为第二、三产业的36%和43%。同期，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2%、6.07%和2.59%，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仅为第二、三产业的28%和66%。这表明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不断拉大，三次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失衡，资本配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经济的非均衡度，资源总配置出现负效应。
改革前，1952~1978年，三次产业资本—劳动比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81%、5.64%和5.53%，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竟为第一产业的6.96倍和6.82倍。同期，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15%、4.77%和1.66%，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分别超过第一产业30倍和10倍。这表明改革前第一产业与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极大的差距，部门的资本配置处于极端不平衡状态。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三次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有了较大的缩小。1979~2002年，三次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年平均速度分别为3.21%、5.32%和3.67%，第一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增长速度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则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三次产业增长速度的差距明显缩小。同期，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速度分别为3.37%、7.64%和3.68%，相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差距缩小到1.00∶2.27∶1.09.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的部门分布趋于合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和促进资源总配置效应的提高。
四、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国际比较
多国模型中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上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地上升，在人均收入为2 100~3 360美元时达到最高点3.11%，此后有所下降。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的不断提高反映了所有部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现象。同时，包含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生产率增长速度较慢的产业部门的权重减少，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部门的权重增加；另一个是生产率总增长率快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资源的总配置效应。多国模型显示，资源总体再配置效应在每一时期都是正的，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和对增长的贡献先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为1 120~2 100美元时达到最大值，这时资源总配置效应达到0.75%，对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6%和11%。但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速度趋于下降，总配置效应大幅度降低，到人均收入为3 360~5 040美元时几乎完全消失。这时资源总配置效应减少到0.08%，对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下降到3%和2%。这是由于部门之间的要素收益率特别是边际收益率趋于一致，资源的部门流动和再配置大大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超过了多国模型中人均收入为280~560美元的时期，但资源总配置效应却出现了明显的负效应。改革前，1952~1978年，我国不仅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非常低下，甚至资源总配置出现极大的负效应，年平均增长率达-0.71%。改革后，1979~2002年，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然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资源总配置效应却明显低于多国模型中所处收入阶段的平均数字，即人均收入为280~1 120美元时期的数字。从资源总配置效应对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1979~2002年的数字明显低于多国模型中人均收入为100~140美元时期的数字。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工业化演进速度很快的国家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因为资源总配置效应一般是与工业化的演进阶段相联系，并且与工业化的演进速度是一致的，它的一般规律是随着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而不断加速，在达到最高点之后随之放慢。当经济发展达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欧水平时，部门之间的要素收益率趋于相等，作为增长潜在源泉的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源的枯竭，资源再配置的作用则几乎完全消失。在我国，资源总配置效应及其对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的低下，并非由于经济发展达到一个较高阶段，产业部门之间的要素收益率趋于一致，而是部门之间要素收益率的差异以及同一部门的要素收益率和要素生产率偏离，导致了全社会资源的不合理流动，从而引发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失衡，资源投向的部门转移并未真正提高资源总配置效应的作用。
